《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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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枝枝節節在某一處。
因為士大夫的堕落，社會的敗壞，政治的黑暗，和清朝的外族統治分不開；人民與封建統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
魯迅說《儒林外史》的描寫，“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看來作者的“微詞”和“狙擊”，最終都指向了清朝罪惡黑暗的統治。
五 但是《儒林外史》攻擊和揭露清朝封建統治下的政治與社會，主要還是就士大夫階層下手，即以士子們對功名富貴的問題作為中心的。
在過去封建時代，士子們在民族、社會中起着感官和神經的作用，他們對人民群衆影響很大，往往左右着民心的向背。
清廷征服者人口少，力量弱，文化落後，而被征服的這個大民族，則擁有曆史悠久的高度文化。
因此對于士子們的駕馭，對于文化思想的統制，清朝統治者在建立政權之初即特别重視；它很現成地沿用了明代八股制藝這一罪惡制度，作為牢籠士子，統治文化，禁锢思想，腐蝕人心的主要辦法。
特别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也就是吳敬梓生活着的年代，複古思潮運動的影響随着先輩大師們的凋謝與清朝統治的鞏固而益趨淡薄，這是八股制藝最猖獗的年代，是清朝統治者的罪惡政策取得勝利果實的年代，是文化思想重又回到黑暗的年代，也是一般士子們堕落無恥、喪心病狂的年代。
章學誠在他的《答沈楓墀論學書》中說，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幾年的時候，八股風氣大盛，老生宿儒甚至把通經服古看成“雜學”，把詩和古文辭稱為“雜作”，士子不會做八股制藝，就不能算“通”。
章學誠這裡說的，正和《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完全符合。
這樣的情形，在保有清醒頭腦和敏銳感覺的熱衷愛國主義者的吳敬梓，覺得最為沉痛而無法容忍：《儒林外史》痛擊八股制藝，集中地諷刺士子們的熱衷功名富貴，那特殊意義是很可理解的。
在開頭幾回裡，作者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擊。
周進和範進，在沒有考中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和内心精神，是多麼悲苦，多麼令人不堪，可是一旦中了，就一步登天。
像周進，受盡辛酸和屈辱，但後來科名得意了，原先侮弄他的梅三相，恬不知恥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學生了，他寫的對聯也要小心地揭下來，像寶貝一樣珍藏起來了；輕視他賤視他，辭掉他的館的薛家集的人，替他供起長生祿位牌，把他當作神明來看待了。
像範進，原來窮得沒米下鍋，一家人餓了兩三天，不得不将一隻正生蛋的雞拿到集上出賣。
但轉眼之間，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奴仆丫鬟也有了，細瓷碗盞和銀鑲杯箸也有了。
他們都從踩在腳下的地位，驟然升為高高騎在人頭上的缙紳大老爺。
有功名就有富貴，這怎麼不叫人拼死？不叫人發瘋？但是中與不中，卻全無憑準。
周進考了一輩子，到老還是童生，忽然一下運氣來了，就青雲直上；範進也是考到胡須花白，隻因遇上年老才發的考官周進，對他懷着同情和憐憫，有心要取他，把他做的八股文章連看三遍，先是覺得實在不好，“都說的是些什麼話，怪不得不進學”，最後忽然看出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考生的卷子還未交齊，就把他取為第一名，把另一童生魏好古取做第二十。
八股取士就是這樣一種瞎胡鬧的制度，功名富貴的來頭就是這樣的滑稽扯淡。
但就是這種滑稽胡鬧的制度，使得士子們利欲熏心，喪魂失魄，什麼是非觀念也沒有了，什麼理想和抱負都抛掉了，人人變得堕落無恥，糊塗愚妄而不自知。
第十三回寫馬二先生的一番議論，在他的觀念裡，自古以來，士子就是要做官，不管怎樣才做得到手，“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馬二先生是個很誠笃的人，說得赤裸裸，一點沒有矯飾。
三十四回高翰林評論杜家，說杜少卿的父親“又逐日講那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都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在八股世界裡，什麼都公然成了騙取功名富貴的假文章，根本無所謂德行和作為了。
于是這些士子們習于虛僞和謊騙，而不以為怪。
像範進本是個拙樸的人，中舉後，母親死了，就被張靜齋撺掇着拿這做題目，到高要縣湯知縣處去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
他因要守孝盡禮，連象牙銀箸都不肯用，可是大蝦肉圓子卻吃。
荀玫本也是個誠實青年，科名一得意，就聽從王惠的建議，要匿喪不報，悄悄去求周司業、範通政保舉，而周、範兩位為人倫師表的學官竟說“可以酌量而行”。
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裡孝是“百行之首”，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可是這些大人先生們拿它作僞，并且視為當然。
與此相關聯，這些功名中人另一個普遍的特征，就是愚妄無知。
著名的選家馬二先生呆頭呆腦，把騙子洪憨仙認真當作神仙，誠誠懇懇地跟他做行騙的勾當，直到事情完全揭穿，他還對他懷着感激之情。
王玉輝也是個正派的老好人，但迂腐到泯滅了人道和天性，他鼓勵女兒絕食殉夫，滿口說女兒死得好，他的老妻和親家都不讀書，但腦筋比他清楚。
張靜齋和範進兩位舉人在湯知縣處大談劉基的故事，滿口胡說八道，眼面前的曆史知識也一點沒有；做了通政的範進，連蘇轼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士子們的惡劣與無行，也成為風氣。
像嚴貢生關人的豬，賴人的錢，強奪寡婦的财産，甚至把雲片糕硬說成值幾百兩銀子的藥。
滿口做官的張老爺、周老爺，如此誣賴和威吓船家，目的不過是不給賞錢。
王德、王仁兩兄弟，因為姊夫嚴監生以王氏名義每人贈了一百兩銀子，他們兩人就馬上哭得眼紅紅的，并且“義形于色”，拍着桌子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
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這類恬不知恥的人物，充滿當時的儒林中，他們利欲熏心，各有一套招搖撞騙、趨炎附勢的本領，妙的是大家習以為常，對自己的堕落無恥毫無一點自覺，反倒沾沾自喜，引為得計。
當時做官的，就多是這種八股取士制度所培養訓練出來的愚妄與無恥的人，所以政治吏治的黑暗窳敗是當然的事。
看高要縣的湯知縣怎樣辦案，他為回民賣牛肉的事，自己沒有主意，聽了張靜齋的一席話，搞出人命，鬧得一團糟，結果還要發落幾個為頭的，以保持臉面。
為鹽船被搶一案，那彭澤縣知縣問原告舵工水手等：“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随即大怒，說：“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有這等事”，不由分說，把他們各打二十闆，寄監再審，還要打朝奉。
但湯少爺拿帖子一說情，就扯個淡一齊“開恩”趕出來。
王太守一到南昌的任，一心記着“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用戥子、闆子和算盤來治理地方，因此被稱為江西第一個能員，很快就升了上去。
凡稍有一點好的傾向，比較為人民歡迎的，如溫州知縣李瑛、安東知縣向鼎，就有摘印或被參的危險。
有這樣的衙門，他們的差役也就專幹壞事，像杭州巡撫衙門的潘三等一批差役，像押解宦成的差役，他們久慣牢城，神通廣大。
像匡超人的打槍手，萬青雲從假中書變成真中書，都是公開的或合法的偷天換日。
書中對當時政治吏治随處作漫不經意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揭露。
我們沒有看見一個官是忠于朝廷的，他們一律徇私舞弊，欺上瞞下，這就是清朝統治的特點。
書中除寫醉心功名的士子而外，還以同等的筆墨寫了許多招搖撞騙的假名士。
這種假名士，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原也有悠久的來曆。
所謂名士，本應該是像呂尚、諸葛亮或陶潛這樣的人，他們隐居着，不出來做官，心懷淡泊甯靜，以品行、識見或才學而知名，所以稱為名士。
《禮記·月令》篇說：“勉諸侯，聘名士。
”名士是為有道的統治者所尊重的。
因此就産生一種情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無賢行的士子，裝出隐居的姿态來，藉以邀得統治者和社會的尊重，博富貴和名譽。
古書上稱這種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但到了像《儒林外史》裡的這些名士或山人，連隐退的姿态也幹脆不做了，因為做了，也無人理睬了，除非像婁三婁四這樣唐吉诃德式的公子才滿懷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訪楊執中、權勿用這樣莫名其妙的人。
他們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謀富貴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以有的就走巧路，學着謅幾句濫調的詩，冒稱高雅；因為詩是寫在鬥方紙上，所以稱為“鬥方名士”。
他們奔走富貴者之門，扯扯謊，幫幫閑，騙些銀子，或混碗飯吃。
杭州、揚州和南京，到處看見他們喪魂失魄地跑來跑去。
像牛玉圃、景蘭江、趙雪齋、浦墨卿、支劍峰、辛東之、金寓劉等，都是當時社會制度制造出來的一群遊民。
因此功名富貴不止腐蝕了士子們，也對士子們以外的廣泛社會散布着惡劣影響。
比如牛浦郎本是個市井貧家少年，他為了一心想相與官府老爺，就冒充了别人姓名，騙人，吓人，無所不為。
婦女們像王太太之類，也一心想做诰命夫人，甚至妓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夢。
又比如五河縣，整個兒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餘大先生說的：“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概都滅絕了。
”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體察了功名富貴的制度對社會人心與政治吏治的腐蝕作用和惡劣影響，因此，他自然而然傾心于兩種人物：一種是輕視功名富貴，襟懷沖淡的人，他們保有先代進步思想，講究品德和學問，正和作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書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莊紹光、杜少卿和遲衡山等。
另一種就是下層細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
他們都受當時政治社會的壓迫，處境很悲慘；或者在功名富貴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或真性情。
比如三十五回莊征君辭爵還家途中所見一對無人過問的年老夫婦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為田主所逼因而自殺的農民等，書中雖沒有着重地寫，但那同情之心是顯而可見的。
二十四、五各回寫鮑文卿的為人以及他和倪老爹的關系，尤其對于倪老爹，作者充滿了同情、悲憐和不平；二十一回寫蔔老爹、牛老爹的友誼，二十回寫甘露僧對牛布衣的情分，十六回寫匡超人未發達時的家庭關系，十五回寫馬二先生對匡超人的關愛，作者都以深沉的贊歎和憂郁情緒，描寫了這些在貧賤中的人物的真摯笃厚的人情。
傾心欣慕之情還突出地寄托在頭回對王冕的田家生活和末回對四個市井高士的描寫裡。
作者着力寫了這些人物的美好的品質與純良高潔的内心精神，與功名富貴中人的醜惡習性做對比，以反照儒林中的寂寞無人。
很明顯，作者一心傾向于“微賤”人物的這種深切親愛的感情，是從對于功名富貴中人的利欲熏心、堕落無恥的反感而來，也是從對于統治者所設“名缰利鎖”的罪惡制度的憎恨而來。
他覺得凡是功名富貴圈外的人，多比較可親可愛，他們的心地多能保持本有的真誠與笃實。
比如周進的姐夫金有餘和他的朋友，牛浦郎在被牛玉圃痛打後路上所遇的那個黃客人，都是商人或做小買賣的，但他們幫助人，對待人都是一片真心實意；這是一般熱衷功名富貴的士大夫階層所沒有的人情。
又如撫院差役潘三，三教九流，作惡多端，但作者不是取一種憎惡的态度來批判他，相反，從他的壞蛋行為中倒着重地描寫了那種江湖豪傑式的慷慨義氣，和真摯親切的人情；這比起飛黃騰達後的匡超人，和那批澆薄虛矯的假名士來，就顯得非常可愛了。
對于婦女和兩性關系，作者也持着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他自己的清新自由的獨特見解和人道觀點。
這種見解和觀點，并不徹底，而且有時顯得自相矛盾，但是，卻有明顯的反對封建禮教的意味。
他并不一般地反對封建婚姻，但二十五回寫鮑廷玺娶王太太，卻把封建婚姻的毒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十三回寫宦成和雙紅的戀愛私奔，則寄予了欣喜和同情。
他也并不一般地反對旌表節烈，但五十二回寫王玉輝之女的殉夫，卻深切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禮教的泯滅人性與慘無人道。
他反對像玩弄男戲子這類上層社會盛行的腐朽惡劣的風氣，三十回寫“訪友神樂觀”“高會莫愁湖”，對杜慎卿作了集中的挖苦。
他對夫婦關系的觀念，表現在正面人物莊紹光和杜少卿的家庭生活描寫中。
三十三回寫杜少卿與娘子同遊清涼山，三十五回寫莊紹光居玄武湖與娘子飲酒讀書，都是作者對世俗社會挑戰的着意之筆，因為這樣的夫婦關系，正為封建禮教所不容，為世俗社會看不入眼的。
虞博士說：“這正是他的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他所主張的無非是一種合乎道義與人情的真摯笃實的人倫關系，其主要内容還是反對功名富貴之泯滅人性和喪失天良。
三十四回寫杜少卿說《詩經》，就直接表露了這種見解。
杜少卿說：“溱洧之詩也隻是夫婦同遊，并非淫亂。
”最明顯的是講女曰雞鳴一章：“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裡，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
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
”這番話，可以作書中許多描寫的注腳，也具體見出作者以“治經”為“人生立命處”的精神。
這裡講的是《詩經》，實際是發表他自己由世俗觀念反激出來的清新自由的進步思想。
因此他反對娶妾，認為娶妾最傷天害理，但理由是免使天下有無妻之客，所以主張人生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這番議論，被蕭伯泉譏為“風流經濟”，我們今日看來，他确實不夠高明。
但他還是尊重女性人格的。
四十一回寫沈瓊枝，充分寫出了當時社會制度下受壓迫淩辱女性的内心深處的辛酸和苦痛。
沈瓊枝對杜少卿和武書說：“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
兩樣人皆不足與言。
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猜疑我的心腸……”作者對于沈瓊枝的同情和尊敬，也還是由對于利欲熏心的世俗社會的反感而生。
後來杜少卿說：“鹽商富貴榮華，多少士大夫見了，
因為士大夫的堕落，社會的敗壞，政治的黑暗，和清朝的外族統治分不開；人民與封建統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
魯迅說《儒林外史》的描寫，“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看來作者的“微詞”和“狙擊”，最終都指向了清朝罪惡黑暗的統治。
五 但是《儒林外史》攻擊和揭露清朝封建統治下的政治與社會，主要還是就士大夫階層下手，即以士子們對功名富貴的問題作為中心的。
在過去封建時代，士子們在民族、社會中起着感官和神經的作用，他們對人民群衆影響很大，往往左右着民心的向背。
清廷征服者人口少，力量弱，文化落後，而被征服的這個大民族，則擁有曆史悠久的高度文化。
因此對于士子們的駕馭，對于文化思想的統制，清朝統治者在建立政權之初即特别重視；它很現成地沿用了明代八股制藝這一罪惡制度，作為牢籠士子，統治文化，禁锢思想，腐蝕人心的主要辦法。
特别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也就是吳敬梓生活着的年代，複古思潮運動的影響随着先輩大師們的凋謝與清朝統治的鞏固而益趨淡薄，這是八股制藝最猖獗的年代，是清朝統治者的罪惡政策取得勝利果實的年代，是文化思想重又回到黑暗的年代，也是一般士子們堕落無恥、喪心病狂的年代。
章學誠在他的《答沈楓墀論學書》中說，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幾年的時候，八股風氣大盛，老生宿儒甚至把通經服古看成“雜學”，把詩和古文辭稱為“雜作”，士子不會做八股制藝，就不能算“通”。
章學誠這裡說的，正和《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完全符合。
這樣的情形，在保有清醒頭腦和敏銳感覺的熱衷愛國主義者的吳敬梓，覺得最為沉痛而無法容忍：《儒林外史》痛擊八股制藝，集中地諷刺士子們的熱衷功名富貴，那特殊意義是很可理解的。
在開頭幾回裡，作者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擊。
周進和範進，在沒有考中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和内心精神，是多麼悲苦，多麼令人不堪，可是一旦中了，就一步登天。
像周進，受盡辛酸和屈辱，但後來科名得意了，原先侮弄他的梅三相，恬不知恥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學生了，他寫的對聯也要小心地揭下來，像寶貝一樣珍藏起來了；輕視他賤視他，辭掉他的館的薛家集的人，替他供起長生祿位牌，把他當作神明來看待了。
像範進，原來窮得沒米下鍋，一家人餓了兩三天，不得不将一隻正生蛋的雞拿到集上出賣。
但轉眼之間，田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奴仆丫鬟也有了，細瓷碗盞和銀鑲杯箸也有了。
他們都從踩在腳下的地位，驟然升為高高騎在人頭上的缙紳大老爺。
有功名就有富貴，這怎麼不叫人拼死？不叫人發瘋？但是中與不中，卻全無憑準。
周進考了一輩子，到老還是童生，忽然一下運氣來了，就青雲直上；範進也是考到胡須花白，隻因遇上年老才發的考官周進，對他懷着同情和憐憫，有心要取他，把他做的八股文章連看三遍，先是覺得實在不好，“都說的是些什麼話，怪不得不進學”，最後忽然看出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考生的卷子還未交齊，就把他取為第一名，把另一童生魏好古取做第二十。
八股取士就是這樣一種瞎胡鬧的制度，功名富貴的來頭就是這樣的滑稽扯淡。
但就是這種滑稽胡鬧的制度，使得士子們利欲熏心，喪魂失魄，什麼是非觀念也沒有了，什麼理想和抱負都抛掉了，人人變得堕落無恥，糊塗愚妄而不自知。
第十三回寫馬二先生的一番議論，在他的觀念裡，自古以來，士子就是要做官，不管怎樣才做得到手，“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馬二先生是個很誠笃的人，說得赤裸裸，一點沒有矯飾。
三十四回高翰林評論杜家，說杜少卿的父親“又逐日講那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都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在八股世界裡，什麼都公然成了騙取功名富貴的假文章，根本無所謂德行和作為了。
于是這些士子們習于虛僞和謊騙，而不以為怪。
像範進本是個拙樸的人，中舉後，母親死了，就被張靜齋撺掇着拿這做題目，到高要縣湯知縣處去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
他因要守孝盡禮，連象牙銀箸都不肯用，可是大蝦肉圓子卻吃。
荀玫本也是個誠實青年，科名一得意，就聽從王惠的建議，要匿喪不報，悄悄去求周司業、範通政保舉，而周、範兩位為人倫師表的學官竟說“可以酌量而行”。
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裡孝是“百行之首”，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可是這些大人先生們拿它作僞，并且視為當然。
與此相關聯，這些功名中人另一個普遍的特征，就是愚妄無知。
著名的選家馬二先生呆頭呆腦，把騙子洪憨仙認真當作神仙，誠誠懇懇地跟他做行騙的勾當，直到事情完全揭穿，他還對他懷着感激之情。
王玉輝也是個正派的老好人，但迂腐到泯滅了人道和天性，他鼓勵女兒絕食殉夫，滿口說女兒死得好，他的老妻和親家都不讀書，但腦筋比他清楚。
張靜齋和範進兩位舉人在湯知縣處大談劉基的故事，滿口胡說八道，眼面前的曆史知識也一點沒有；做了通政的範進，連蘇轼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士子們的惡劣與無行，也成為風氣。
像嚴貢生關人的豬，賴人的錢，強奪寡婦的财産，甚至把雲片糕硬說成值幾百兩銀子的藥。
滿口做官的張老爺、周老爺，如此誣賴和威吓船家，目的不過是不給賞錢。
王德、王仁兩兄弟，因為姊夫嚴監生以王氏名義每人贈了一百兩銀子，他們兩人就馬上哭得眼紅紅的，并且“義形于色”，拍着桌子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
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這類恬不知恥的人物，充滿當時的儒林中，他們利欲熏心，各有一套招搖撞騙、趨炎附勢的本領，妙的是大家習以為常，對自己的堕落無恥毫無一點自覺，反倒沾沾自喜，引為得計。
當時做官的，就多是這種八股取士制度所培養訓練出來的愚妄與無恥的人，所以政治吏治的黑暗窳敗是當然的事。
看高要縣的湯知縣怎樣辦案，他為回民賣牛肉的事，自己沒有主意，聽了張靜齋的一席話，搞出人命，鬧得一團糟，結果還要發落幾個為頭的，以保持臉面。
為鹽船被搶一案，那彭澤縣知縣問原告舵工水手等：“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随即大怒，說：“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有這等事”，不由分說，把他們各打二十闆，寄監再審，還要打朝奉。
但湯少爺拿帖子一說情，就扯個淡一齊“開恩”趕出來。
王太守一到南昌的任，一心記着“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用戥子、闆子和算盤來治理地方，因此被稱為江西第一個能員，很快就升了上去。
凡稍有一點好的傾向，比較為人民歡迎的，如溫州知縣李瑛、安東知縣向鼎，就有摘印或被參的危險。
有這樣的衙門，他們的差役也就專幹壞事，像杭州巡撫衙門的潘三等一批差役，像押解宦成的差役，他們久慣牢城，神通廣大。
像匡超人的打槍手，萬青雲從假中書變成真中書，都是公開的或合法的偷天換日。
書中對當時政治吏治随處作漫不經意的但又是十分深刻的揭露。
我們沒有看見一個官是忠于朝廷的，他們一律徇私舞弊，欺上瞞下，這就是清朝統治的特點。
書中除寫醉心功名的士子而外，還以同等的筆墨寫了許多招搖撞騙的假名士。
這種假名士，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原也有悠久的來曆。
所謂名士，本應該是像呂尚、諸葛亮或陶潛這樣的人，他們隐居着，不出來做官，心懷淡泊甯靜，以品行、識見或才學而知名，所以稱為名士。
《禮記·月令》篇說：“勉諸侯，聘名士。
”名士是為有道的統治者所尊重的。
因此就産生一種情形，就是一些并不高明，也無賢行的士子，裝出隐居的姿态來，藉以邀得統治者和社會的尊重，博富貴和名譽。
古書上稱這種假名士是“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但到了像《儒林外史》裡的這些名士或山人，連隐退的姿态也幹脆不做了，因為做了，也無人理睬了，除非像婁三婁四這樣唐吉诃德式的公子才滿懷幻想，自我陶醉地去訪楊執中、權勿用這樣莫名其妙的人。
他們多是功名爬不上去，想謀富貴而不可能，想受人敬重而不可得，所以有的就走巧路，學着謅幾句濫調的詩，冒稱高雅；因為詩是寫在鬥方紙上，所以稱為“鬥方名士”。
他們奔走富貴者之門，扯扯謊，幫幫閑，騙些銀子，或混碗飯吃。
杭州、揚州和南京，到處看見他們喪魂失魄地跑來跑去。
像牛玉圃、景蘭江、趙雪齋、浦墨卿、支劍峰、辛東之、金寓劉等，都是當時社會制度制造出來的一群遊民。
因此功名富貴不止腐蝕了士子們，也對士子們以外的廣泛社會散布着惡劣影響。
比如牛浦郎本是個市井貧家少年，他為了一心想相與官府老爺，就冒充了别人姓名，騙人，吓人，無所不為。
婦女們像王太太之類，也一心想做诰命夫人，甚至妓女如聘娘也想做官太太想得做了夢。
又比如五河縣，整個兒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正如餘大先生說的：“我們縣裡禮義廉恥一概都滅絕了。
” 如上所述，作者全面地體察了功名富貴的制度對社會人心與政治吏治的腐蝕作用和惡劣影響，因此，他自然而然傾心于兩種人物：一種是輕視功名富貴，襟懷沖淡的人，他們保有先代進步思想，講究品德和學問，正和作者自己志同道合，因之也是書中的肯定人物，如虞育德、莊紹光、杜少卿和遲衡山等。
另一種就是下層細民和落拓不得志的人物。
他們都受當時政治社會的壓迫，處境很悲慘；或者在功名富貴的圈外，因之能保有善良人民的本色或真性情。
比如三十五回莊征君辭爵還家途中所見一對無人過問的年老夫婦的死；三十六回虞育德救助的，為田主所逼因而自殺的農民等，書中雖沒有着重地寫，但那同情之心是顯而可見的。
二十四、五各回寫鮑文卿的為人以及他和倪老爹的關系，尤其對于倪老爹，作者充滿了同情、悲憐和不平；二十一回寫蔔老爹、牛老爹的友誼，二十回寫甘露僧對牛布衣的情分，十六回寫匡超人未發達時的家庭關系，十五回寫馬二先生對匡超人的關愛，作者都以深沉的贊歎和憂郁情緒，描寫了這些在貧賤中的人物的真摯笃厚的人情。
傾心欣慕之情還突出地寄托在頭回對王冕的田家生活和末回對四個市井高士的描寫裡。
作者着力寫了這些人物的美好的品質與純良高潔的内心精神，與功名富貴中人的醜惡習性做對比，以反照儒林中的寂寞無人。
很明顯，作者一心傾向于“微賤”人物的這種深切親愛的感情，是從對于功名富貴中人的利欲熏心、堕落無恥的反感而來，也是從對于統治者所設“名缰利鎖”的罪惡制度的憎恨而來。
他覺得凡是功名富貴圈外的人，多比較可親可愛，他們的心地多能保持本有的真誠與笃實。
比如周進的姐夫金有餘和他的朋友，牛浦郎在被牛玉圃痛打後路上所遇的那個黃客人，都是商人或做小買賣的，但他們幫助人，對待人都是一片真心實意；這是一般熱衷功名富貴的士大夫階層所沒有的人情。
又如撫院差役潘三，三教九流，作惡多端，但作者不是取一種憎惡的态度來批判他，相反，從他的壞蛋行為中倒着重地描寫了那種江湖豪傑式的慷慨義氣，和真摯親切的人情；這比起飛黃騰達後的匡超人，和那批澆薄虛矯的假名士來，就顯得非常可愛了。
對于婦女和兩性關系，作者也持着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他自己的清新自由的獨特見解和人道觀點。
這種見解和觀點，并不徹底，而且有時顯得自相矛盾，但是，卻有明顯的反對封建禮教的意味。
他并不一般地反對封建婚姻，但二十五回寫鮑廷玺娶王太太，卻把封建婚姻的毒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十三回寫宦成和雙紅的戀愛私奔，則寄予了欣喜和同情。
他也并不一般地反對旌表節烈，但五十二回寫王玉輝之女的殉夫，卻深切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禮教的泯滅人性與慘無人道。
他反對像玩弄男戲子這類上層社會盛行的腐朽惡劣的風氣，三十回寫“訪友神樂觀”“高會莫愁湖”，對杜慎卿作了集中的挖苦。
他對夫婦關系的觀念，表現在正面人物莊紹光和杜少卿的家庭生活描寫中。
三十三回寫杜少卿與娘子同遊清涼山，三十五回寫莊紹光居玄武湖與娘子飲酒讀書，都是作者對世俗社會挑戰的着意之筆，因為這樣的夫婦關系，正為封建禮教所不容，為世俗社會看不入眼的。
虞博士說：“這正是他的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他所主張的無非是一種合乎道義與人情的真摯笃實的人倫關系，其主要内容還是反對功名富貴之泯滅人性和喪失天良。
三十四回寫杜少卿說《詩經》，就直接表露了這種見解。
杜少卿說：“溱洧之詩也隻是夫婦同遊，并非淫亂。
”最明顯的是講女曰雞鳴一章：“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裡，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
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
”這番話，可以作書中許多描寫的注腳，也具體見出作者以“治經”為“人生立命處”的精神。
這裡講的是《詩經》，實際是發表他自己由世俗觀念反激出來的清新自由的進步思想。
因此他反對娶妾，認為娶妾最傷天害理，但理由是免使天下有無妻之客，所以主張人生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這番議論，被蕭伯泉譏為“風流經濟”，我們今日看來，他确實不夠高明。
但他還是尊重女性人格的。
四十一回寫沈瓊枝，充分寫出了當時社會制度下受壓迫淩辱女性的内心深處的辛酸和苦痛。
沈瓊枝對杜少卿和武書說：“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為江湖之盜。
兩樣人皆不足與言。
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猜疑我的心腸……”作者對于沈瓊枝的同情和尊敬，也還是由對于利欲熏心的世俗社會的反感而生。
後來杜少卿說：“鹽商富貴榮華，多少士大夫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