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賈寶玉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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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空空道人”和“渺渺真人”離開這個現實世界的時候,他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大紅猩猩氈的鬥篷,還不得不去找在歸途中船上的賈政倒身下拜,特意向父親告辭。

     因此,在他決心“出家”以前,也須考得一個功名以報“親恩祖德”。

     續書作者這樣一些處理,可說費了很大的心血:他是掌握了他的主人公的性格裡這個症結問題的。

     十二 賈寶玉典型形象的特征以及它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度,跟原作者曹雪芹的思想是一緻的。

    但是,因為賈寶玉的性格在書中是不斷地成長、發展的,所以原作直到原著八十回結束,還曾有多處對他的主人公的某些弱點給予諷嘲和批判。

     作者對于賈寶玉的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并不表示異議或反對,因為作者自己顯然具有同樣的思想感情。

    但是賈寶玉一些稚氣的、空想的、過癡過傻的感傷與溫情,作者則不免要給以同情的挖苦和嘲笑。

     第三十九回“村老老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寫扮演着醜角的劉老老為博得喜歡、投其所好,胡謅了“雪中抽柴”的若玉小姐的故事;賈寶玉信以為真,顯出那等欲罷不能、嚴肅探摯的用心,打發焙茗去認真訪了一整天。

    焙茗回來說,在田埂子上找到一個破廟,說“可好了”,一看泥胎,活似真的似的。

    賈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發的瘟神爺!” 作者對賈寶玉的一些迂闊之見和在鬥争的關鍵問題上認識模糊、易受愚弄哄騙的弱點也加以揭發和諷刺。

     第七十七回剛直純真的晴雯遭受歧視和陷害,被殘酷地攆了出去,賈寶玉痛憤難言,對襲人生了疑心,提出許多尖銳問題,使襲人窘态畢露,無可回答。

    于是襲人就用對賈寶玉慣用的詭谲的挾制手段,把話題岔開,故意說賈寶玉是咒晴雯死。

    賈寶玉對襲人詭詐的用心毫不覺察,還呆頭呆腦的說什麼階下海棠花死了半邊的壞兆頭,又長篇大論發表迂闊的謬論。

    襲人接過來說:“就是這海棠,也該先比我,也還輪不到他。

    想是我要死的了!”這一下賈寶玉被她抓住了弱點,忙掩住她的口,勸道:“這是何苦?……罷了,再别提這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

    ”這裡通過對襲人鬼蜮伎倆的揭露,狠狠地譏諷了賈寶玉的軟弱和糊塗。

     賈寶玉不是不知道襲人的思想性格和自己是背道而馳的。

    但另一方面,襲人的身份和地位,同其他受壓迫糟踐的女子一樣,他對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愛護;同時襲人從早一片真心待他,對他無微不至,他對她有特别親切深厚的感情。

    這樣,賈寶玉對襲人的關系就糾結着愛和憎,而他對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女子一貫總是以同情和愛護為主導的,這使他無法解決自己對襲人的矛盾。

     他的性格的這一特點,不但成為弱點,老是被襲人抓在手裡加以利用,而且也使他對襲人的為人在認識上有時清楚,有時模糊,不想去深究。

    因此,他不隻對晴雯“善善而不能留”,對襲人也“惡惡而不能去”。

    這就使他在鬥争的關鍵上顯得軟弱沒有辦法,隻能自欺欺人、得過且過地苟安下去。

     第七十八回那個伶俐的小丫頭順着賈寶玉的意思編了一套謊話,說晴雯咽氣前自說死後去做花神,又見景生情地胡謅,說她專管芙蓉花。

    這些謊話正符合賈寶玉的内心要求,他不但不以為怪,亦且去悲生喜。

    他決心到晴雯靈前一拜,但屍已擡出焚化了,他撲了個空,回園順路找林黛玉,林黛玉到薛寶钗處去了,再尋了去,薛寶钗搬走了,蘅蕪院已空寂無人,他不覺大吃一驚,怔了半天。

    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厮混,再與黛玉相伴。

    隻這兩三個人,隻怕還是同死同歸。

    ” 賈寶玉在這樣嚴重的尖銳鬥争關頭,卻一再地持這類迂闊無稽之見來為自己解慰苦痛,對晴雯的慘死、對襲人的奸僞,就都不了了之,安心要苟且地厮混下去了。

    在這種地方,作者對賈寶玉性格中弱點的揭發和批判是很嚴厲、很不留情的。

     但所有這些,不僅是作者對他的主人公性格在肯定的前提之下持着善意的愛護的态度提出來的諷嘲與批判,而且也是賈寶玉性格在繼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續書裡描寫了賈寶玉這些弱點的克服,或性格的進一步發展:當林黛玉郁病緻死後,他并沒有長久和薛寶钗、襲人等苟且厮混下去,而是終于抛棄了她們,毅然決然出走了的。

    當然,其中許多具體安排——如和薛寶钗做了頗為恩愛的夫妻,日後生子,賈家仍得“蘭桂齊芳”;如賈寶玉思想發生變化,是因再遊“太虛幻境”,由此悟了“仙緣”,才“斬斷塵緣”等——都不對頭,有心的讀者會覺得遺憾;但這方面問題本文且不讨論。

     十三 不用說,作者在書中一貫是以熱烈贊揚的肯定态度處理他的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的。

     開頭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話,突出地渲染主人公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劇關系。

    關于他的前身,一面說它是“頑石”、是“蠢物”,一面說它是“通靈”、是“寶玉”;一面說它“無才補天”,一面說它“靈性已通”。

    整個的神話以及這種正反兩面的口吻,都表露着作者反對世俗之見,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揚和贊美。

     第二回用冷子興和賈雨村的談話來介紹還未出場的主人公,也是先說世俗之見的評論,而後又用較為高明的見解予以駁斥,再從而極力加以贊揚。

     書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見面的場合出場,以最重的着色之筆來反複描繪。

    仍然先介紹出于世俗成見的貶詞,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體形象把那些貶詞批判掉;兩首《西江月》,也還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語,以貶為褒,以抑為揚,對主人公作了籠括全書的贊美。

     作者所采取的這種從批判反面來歌頌正面,或從否定世俗來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寫手法,在全書裡面是一貫的。

    我們前面的闡論正是從這兩相對立、彼此映照的具體描寫來說明作品的思想傾向性的;這裡面自然也正體現了作者的這種态度和手法。

     作者在書中猛烈地攻擊了腐朽罪惡的封建主義統治勢力,對賈寶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傾向于被壓迫、被糟踐者的正義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義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格和行為活動作了極高的評價,并且以一種不勝悲慨之情,給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頌。

     同時,從書中所安排的神話和一些超現實的情節描寫裡,我們也看得出來,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在熱烈愛護中,明顯地帶着驚異;在極力贊揚中,流露着覺得神奇;在全心歌頌中,顯得以為不可解、不可知。

    于是賈寶玉這一高度現實主義藝術的典型形象出現在我們讀者之前的時候,被作者點染了許多神秘主義的雲霧。

    這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正是作者企圖解釋它、說明它,因而才帶了出來的。

     第二回裡寫尚在落拓中的賈雨村駁斥世俗說主人公“不過酒色之徒”,“将來色鬼無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曆。

    大約政老爺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

    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緻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

    ”但賈雨村所能作出的解說,隻是把他比做古來封建社會裡傳統的優秀人物——“情癡情種,逸士高人”。

     第五回寫“太虛幻境”,作者寫了一個“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

    她款待賈寶玉喝“千紅一窟”的茶,飲“萬豔同杯”的酒,聽“開辟紅濛,誰為情種”的紅樓夢曲子,後來對賈寶玉說:“……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又詳加解說道:“……淫雖一理,意則有别。

    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

    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

    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

    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卻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

    ……” 這些議論,我以為都可以看作作者從活生生的對現實體察中,認識了這種新的性格的特征,他努力要正确地說明它,但是難于尋找确當的概念或語言,隻好用“情癡”“情種”等名目,又覺得不能盡意,不夠妥帖,就又找來“意淫”二字,特意加以诠釋,指明須作特殊的意思來理解。

    此外,作者再無法說明這個性格了。

     自來《紅樓夢》的評點家批注家,一般也襲用“意淫”二字來說明賈寶玉的特征性格,但已與上引警幻仙姑所解說的詞義完全相背,而是用了作者再三駁斥的世俗之見,按照字面望文生義來作理解的。

     庚辰本脂批有兩段說得比較老實。

    例如第十九回批賈寶玉對襲人說話一段:“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确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

    聽其囫囵不解之語,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宛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隻有一颦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

    餘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

    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

    ’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囵不解,妙甚。

    ”老實承認對這個新的性格不理解,但認為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或“今古未見之人”;這倒為我們作了很好的說明。

     有位署名“讀花主人”的,在光緒十四年版《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上面作有人物論贊,對書中人物的理解,我以為高出任何評點家;其中《賈寶玉贊》說:“寶玉之情,人情也,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 這裡正面說明的,用來诠釋上引警幻仙姑說的話,我想倒還比較中肯些。

    這所說的“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不隻是男女關系的“情”,而是一種廣義的“情”,即“人情”;這是長期封建主義社會秩序所壓制的東西;當時進步的思想家特意提出來加以鼓吹,并且用以反對“理”、批判“理”的,也就是這東西;用我們今日的話說,就是要求“個性解放”,要求“人性自由”,就是“人道觀念”和“人權思想”,就是民主主義精神。

     十四 賈寶玉典型形象的特征是複雜多端的,但是民主主義卻無疑是它的主要内容。

     有人懷疑賈寶玉性格中民主主義精神的來頭。

    他們說:在那種“富貴溫柔之鄉”的生活環境裡,怎麼可能産生這樣的進步思想? 有人否認賈寶玉性格反映了當時曆史與社會的新的内容。

    他們說:賈寶玉性格的民主性内容,不過是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内優良傳統的因素,其中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也有人承認賈寶玉性格含有新的現實内容。

    但又覺得賈寶玉成天關在大觀園裡,現實社會可能給他的影響很遙遠,難于指明;因此還是隻好過分地去強調我國古代進步文化傳統對他性格所起的作用。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想提出下面幾點意思: 封建統治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并不是各有一個自己的天地,彼此隔離着,互不相關。

    因此,賈寶玉固然生活在封建統治階級社會裡,生活在“富貴溫柔之鄉”的大觀園裡,但是我們不能以為他的生活環境就和人民的“現實社會”截然劃開,沒有關系。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階級矛盾”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隻有像《水浒傳》所描寫的鬥争才是階級矛盾;在賈寶玉的生活裡就沒有階級矛盾,而賈寶玉所受的壓迫、所參與的鬥争就與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無關。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人民”或“市民”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隻有像住在村莊裡的“二丫頭”之類才是人民(事實上住在農村裡的也不一定就是勞動人民),以為隻有城市手工業者、織造工匠才是市民;賈寶玉的生活環境裡就沒有人民或市民。

     從書中的具體描寫看,賈寶玉的生活環境裡存在着兩個矛盾對立的世界,這是很清楚的。

    賈寶玉認識這兩相鮮明映照、尖銳對比着的世界,他以分明的愛憎态度和感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本階級,站到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一邊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問題和這些處在被壓迫地位人們的幸福問題完全連結起來:由此,從他豐富的閱曆和苦痛經驗中,逐步發展了和鞏固了他獨特的思想性格。

     我們也清楚地看出來,給予他的思想性格以積極影響,使他的民主主義精神得以萌生與成長的,主要就是他生活上密切接近、精神上傾心親愛的居于被壓迫地位的衆多男女青年們——首先是那些境遇悲苦、資質優美的女孩子們。

    她們和他們的具體境遇與内心精神以及在生活中所體現的迫切要求,不斷地啟發着他、熏陶着他;他在切身問題上所做的熱情追求、所受的嚴重壓迫,不斷地教導着他、鍛煉着他:由此,憑他敏銳的體察和很好的文化知識的修養,經過融合與提高,就使他性格中的民主主義精神日見深入鞏固起來。

     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正是當時封建主義統治下整個現實社會重要的剖面和縮影;這個環境裡極其複雜錯綜的鬥争沖突的主要環節,正是當時整個現實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反映。

     為賈寶玉所傾心親愛,從而對他的性格給予了積極影響的那衆多男女青年們——主要是女孩子們,實質上正就體現了當時人民或市民的曆史處境與時代要求;而且,她們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自身正就是人民或市民。

     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發展起了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現實的條件與因素;隻有在這種現實的基礎上,他才有可能接受并進一步發揚古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

    一味地或過分地強調文化傳統的作用,不止不符合作品的具體内容,同時也是違背事理的。

     假如賈寶玉隻接受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他的性格自必不會有什麼新的内容;那麼,就賈寶玉這個具體人物說,恐怕也就隻能像書中第二回賈雨村所說的,不過是“情癡情種”“逸士高人”之類。

    可是這樣的人物或典型,賈雨村也已具體指明,在我國曆史上和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為人所熟知;我們從賈寶玉形象的特征内容看,從作者的處理态度看,從作者和他同代人的理解情況看,可以知道事實遠不是如此的。

     看不到或忽視了産生賈寶玉性格的社會現實的根由,也就不能認識賈寶玉性格的新的内容。

     如前文所闡明的,從賈寶玉形象的主要特征,我們可以看出色彩鮮明、線條清楚的民主主義精神的完整輪廓或雛形;這在當時我國曆史現實中、在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無疑是“新人的典型”。

    我國封建社會内要是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孕育,要是當時生産關系在原有的社會基礎之上沒有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那就不僅不可能出現賈寶玉這樣的典型形象,首先應該是不可能出現作品所描繪的那樣形态的典型環境、那樣形态的人與人間矛盾對立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不可能出現那樣種種不同典型的具有光彩耀人的内心精神的女子們。

     賈寶玉形象的特征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制,也是複雜多端的;其中有許多東西當然應該歸于沒落階級的屬性,比如那些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成分。

    但是當時的曆史條件還是它的矛盾和限制的主要根源。

     在當時曆史階段,封建主義制度雖然早已到了衰朽不堪、瀕于最後崩潰的地步,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曾有長久孕育的曆史,但後者仍然遠沒有脫離前者的社會基礎而獨立。

    史實告訴我們,當時各種工礦實業、國内外商業和銀錢業,随着經濟的恢複,開始有了顯著的成長。

    可是這些新的經濟因素,都是掌握在封建主義統治者之手;資金所有者和官僚、地主緊密地結合着,成為“三位一體”的社會統治勢力。

    于是處在萌芽狀态的資本主義因素,和衰朽的封建主義勢力之間,一面抵觸着,一面卻又依存着。

    在這種形勢下面,生活處境最感苦痛的,首先是被迫脫離了土地、脫離了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生産的廣大城鄉被壓迫人民;他們迫切要求巨大的變革,但又困在黑暗的現實中,看不到自己的鬥争道路。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從他自己的生活經曆裡面敏銳地感受到那時代的窒息氣氛,深刻體驗到社會統治勢力的罪惡,通過他天才地創造的以賈寶玉為主人公的巨著,提出了控訴與詛咒,同時描繪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理想;這正和當時廣大被壓迫人民内心的苦痛狀态和熱切要求完全相通的。

     作為偉大藝術家的《紅樓夢》作者,憑他的生活體驗和形象思維通過賈寶玉典型所說道、所宣傳的,和當時曆史階段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學術家所呼籲、所主張的,那内容實質也是一緻的。

    這些先進的思想家、學術家,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對統制文化思想的“理”,但一面還是隻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為孔孟之學作新的解說;一面反對專制政治,攻擊“後世之為君者”,一面還隻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拿“古之為君者”作根據來要求新的政治:他們所提倡鼓吹的,含有明顯的民主主義的新的因素,有強烈的反對封建主義文化與政治的要求,可是同時也沒有能夠脫離封建主義思想體系。

     我們知道有一個民間故事:一個樵夫,坐在樹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賴以托身的。

     這個故事是可笑的;但就曆史現實說,卻是可悲的! 1956年6月16日補畢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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