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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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建統治思想的影響，應該說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們絕大多數畢竟還是下層被壓迫者。
因此，人民口頭創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内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絕大部分和官方的觀點形成尖銳的對立。
比如龔開畫贊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盜賊的面目，但民間創作的則多是抑強扶弱、劫富濟貧的英雄好漢。
就拿宋江說，例如有人記一個篙師口述的宋江，說他“為人勇悍狂俠”。
這個口述，看來也是一種傳說，但這樣風貌，跟他“橫行齊魏”的行徑就很相合。
拿來跟統治者塑造的黑樣闆形象比一比，就成為鮮明的對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時代的《大宋宣和遺事》，其中關于水浒的故事，才開始把幾個零散故事編排在一起。
梁山泊故事已成雛形，但遠遠談不上有機的藝術整體。
元末有個施耐庵，就在上述長期積累的群衆創作基礎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觀點、鬥争經驗和文化涵養，寫成這一部在封建時代可稱“奇迹”的《水浒傳》。
關于施耐庵的生平，我們所知極少。
但從作品的内容看，我認為作者若沒有相當的鬥争實踐，一個古代文人，盡管在元代統治下處于受壓迫歧視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裡所表現的基本觀點和愛憎感情，能夠把那些英雄好漢寫得有血有肉，激動人心，都是難于設想的。
二 施耐庵的加工再創作，不隻是把單個的英雄故事連貫起來，使短篇發展成為長篇；更可重視的是他提高、加強了人物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力量。
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略加說明：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和社會的黑暗。
為了突出“亂由上作”“官逼民反”，書中首先描寫了“道君皇帝”所寵用的以高俅為代表的六賊。
這是最高統治集團，貫穿全書。
“六賊”之下，有許多無惡不作的地方官，如大名府梁中書、冀州殷天錫、江州蔡九知府等；以下還有一處處基層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張都監、蔣門神、西門慶等；另外各級官府都有無數的爪牙，如陸謙、富安、董超、薛霸等。
這樣，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構成一個壓在良民百姓頭上使之求生無路的極端兇殘黑暗的統治勢力。
在《水浒傳》之前，包括宋元“話本”和“雜劇”，往往把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理解為個别人的好壞問題。
寫壞人，隻寫他個人壞，好像是偶然的事例，因而強調命運注定。
施耐庵站得高一些，把這樣一些個人和個人行為，當作整個的社會、政治問題來處理（雖然後來也寫了一些好官），因此揭露得很深刻。
例如高俅的義子高衙内調戲林沖的妻子，若将此看作個人惡行，意義不大。
作者卻把此事同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聯系起來。
高太尉使用權力，幫同兒子幹壞事，不惜下毒手百般陷害林沖。
在發展中再聯上許多人物和社會面，形成了廣闊的如火如荼的社會階級鬥争。
這就賦予它以強烈的政治社會意義。
作品寫了一系列這樣的人與事，旨在揭露封建統治者及其社會的罪惡的實質，無不貫注着作者的義憤，其深廣程度是以往的作品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二、更為可貴的是作品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正面形象。
作者以高度熱情，清醒頭腦，把那些在舊時代被稱為“寇盜”、被當作洪水猛獸的革命反抗者放在主要地位，歌頌他們的品德和反抗精神，描寫他們通過不同道路在火熾的殘酷的鬥争中發展成長，以及造反上梁山的過程，把他們寫得非常可敬可愛、真切動人。
其中，魯智深和李逵是突出的。
盡管像李逵也還有一些不良作風。
魯智深性格的特點是路見不平就挺身而出，他不能容忍任何欺壓人的事。
他不存私心，“殺人須見血，救人要救徹”，幹完了就丢開忘掉。
作者寫他這些性格的特點，同時也寫明了形成他性格的社會根源。
就是說，這和他的出身、經曆和現實處境不可分：他是個一無所有、身居卑賤的江湖好漢。
李逵的性格和魯智深有些相近，但具體表現迥不相同。
他聽到謠言說他素所愛戴的宋江強娶民女，他就掄起闆斧要殺宋江；等到确知枉屈了人，又立刻負荊請罪。
他的單純與勇于反抗，以及疾惡如仇，都顯現出一個貧苦農民子弟的優美品性。
武松是屬于另一種性格，他最初受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影響，個人意識強，私人恩仇觀念重。
武松出場時，作者一面盡情贊揚他英雄了得，說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一面卻用連續的情節場面，毫不聲張地描寫他性格中的缺陷和醜行。
例如為哥哥武大雪冤報仇，事前告狀，事後自首（李逵、魯智深絕不肯這麼幹）。
充軍到孟州後，又被土豪施恩利用，大打另一地霸蔣門神。
直到橫遭他看作靠山和恩主的張都監的陷害，這才幻想破滅，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轉變思想，上了梁山。
林沖和楊志屬于較上層的人物，一個是“禁軍教頭”，一個是“三代将門”之後。
他們轉變立場，走上革命道路，更是艱難曲折，作者又各有不同的處理。
作者對這些英雄人
可是他們絕大多數畢竟還是下層被壓迫者。
因此，人民口頭創作的人物故事，其思想内容和官方的要求往往不但不相符合，相反，絕大部分和官方的觀點形成尖銳的對立。
比如龔開畫贊中的人物多是流氓盜賊的面目，但民間創作的則多是抑強扶弱、劫富濟貧的英雄好漢。
就拿宋江說，例如有人記一個篙師口述的宋江，說他“為人勇悍狂俠”。
這個口述，看來也是一種傳說，但這樣風貌，跟他“橫行齊魏”的行徑就很相合。
拿來跟統治者塑造的黑樣闆形象比一比，就成為鮮明的對照了。
如上所述，今存宋元時代的《大宋宣和遺事》，其中關于水浒的故事，才開始把幾個零散故事編排在一起。
梁山泊故事已成雛形，但遠遠談不上有機的藝術整體。
元末有個施耐庵，就在上述長期積累的群衆創作基礎上，用他自己的思想觀點、鬥争經驗和文化涵養，寫成這一部在封建時代可稱“奇迹”的《水浒傳》。
關于施耐庵的生平，我們所知極少。
但從作品的内容看，我認為作者若沒有相當的鬥争實踐，一個古代文人，盡管在元代統治下處于受壓迫歧視的地位，而能具有作品裡所表現的基本觀點和愛憎感情，能夠把那些英雄好漢寫得有血有肉，激動人心，都是難于設想的。
二 施耐庵的加工再創作，不隻是把單個的英雄故事連貫起來，使短篇發展成為長篇；更可重視的是他提高、加強了人物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力量。
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略加說明： 一、着重揭露了封建統治的罪惡和社會的黑暗。
為了突出“亂由上作”“官逼民反”，書中首先描寫了“道君皇帝”所寵用的以高俅為代表的六賊。
這是最高統治集團，貫穿全書。
“六賊”之下，有許多無惡不作的地方官，如大名府梁中書、冀州殷天錫、江州蔡九知府等；以下還有一處處基層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張都監、蔣門神、西門慶等；另外各級官府都有無數的爪牙，如陸謙、富安、董超、薛霸等。
這樣，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構成一個壓在良民百姓頭上使之求生無路的極端兇殘黑暗的統治勢力。
在《水浒傳》之前，包括宋元“話本”和“雜劇”，往往把封建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理解為個别人的好壞問題。
寫壞人，隻寫他個人壞，好像是偶然的事例，因而強調命運注定。
施耐庵站得高一些，把這樣一些個人和個人行為，當作整個的社會、政治問題來處理（雖然後來也寫了一些好官），因此揭露得很深刻。
例如高俅的義子高衙内調戲林沖的妻子，若将此看作個人惡行，意義不大。
作者卻把此事同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聯系起來。
高太尉使用權力，幫同兒子幹壞事，不惜下毒手百般陷害林沖。
在發展中再聯上許多人物和社會面，形成了廣闊的如火如荼的社會階級鬥争。
這就賦予它以強烈的政治社會意義。
作品寫了一系列這樣的人與事，旨在揭露封建統治者及其社會的罪惡的實質，無不貫注着作者的義憤，其深廣程度是以往的作品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二、更為可貴的是作品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正面形象。
作者以高度熱情，清醒頭腦，把那些在舊時代被稱為“寇盜”、被當作洪水猛獸的革命反抗者放在主要地位，歌頌他們的品德和反抗精神，描寫他們通過不同道路在火熾的殘酷的鬥争中發展成長，以及造反上梁山的過程，把他們寫得非常可敬可愛、真切動人。
其中，魯智深和李逵是突出的。
盡管像李逵也還有一些不良作風。
魯智深性格的特點是路見不平就挺身而出，他不能容忍任何欺壓人的事。
他不存私心，“殺人須見血，救人要救徹”，幹完了就丢開忘掉。
作者寫他這些性格的特點，同時也寫明了形成他性格的社會根源。
就是說，這和他的出身、經曆和現實處境不可分：他是個一無所有、身居卑賤的江湖好漢。
李逵的性格和魯智深有些相近，但具體表現迥不相同。
他聽到謠言說他素所愛戴的宋江強娶民女，他就掄起闆斧要殺宋江；等到确知枉屈了人，又立刻負荊請罪。
他的單純與勇于反抗，以及疾惡如仇，都顯現出一個貧苦農民子弟的優美品性。
武松是屬于另一種性格，他最初受城市小私有者的思想影響，個人意識強，私人恩仇觀念重。
武松出場時，作者一面盡情贊揚他英雄了得，說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一面卻用連續的情節場面，毫不聲張地描寫他性格中的缺陷和醜行。
例如為哥哥武大雪冤報仇，事前告狀，事後自首（李逵、魯智深絕不肯這麼幹）。
充軍到孟州後，又被土豪施恩利用，大打另一地霸蔣門神。
直到橫遭他看作靠山和恩主的張都監的陷害，這才幻想破滅，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轉變思想，上了梁山。
林沖和楊志屬于較上層的人物，一個是“禁軍教頭”，一個是“三代将門”之後。
他們轉變立場，走上革命道路，更是艱難曲折，作者又各有不同的處理。
作者對這些英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