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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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懷着熱愛，同時又以嚴峻的态度，對他們作了分析。
在大大肯定他們的前提之下，寫他們的缺點或弱點，着力描寫他們如何在火熾的階級鬥争中克服了存在的缺點和弱點，提高了思想認識，從而成為英勇堅強的革命者。
作者塑造的許多主要英雄，一面顯得很高大，不平凡，了不起，一面又像我們的老朋友一樣，令人感到熟悉和親切。
他們都是古代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同時其内心精神又顯然有了适度的提高。
在這方面，作者在深厚的民間創作基礎上所取得的作品内容和藝術方法上的成就，在當時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
它的要點在于他能以當時被壓迫人民的觀點與要求來評價人物，并且還能以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觀察現實，分析問題。
就前一點說，封建時代作品能以被壓迫人民的觀點來處理、評價人物，不止在《水浒傳》以前是罕見的，即在《水浒傳》以後也是少有的。
所謂把颠倒的曆史颠倒了過來，就是因為作者掌握了這種令人驚奇的高明觀點。
上面說，《水浒傳》的産生是個“奇迹”，主要也指這點說的。
再就後一點說，在古代小說發展史上，《水浒傳》使我國中世紀源于民間的英雄傳奇式的作品，在現實主義藝術方法上異軍突起，造詣很深，成就驚人！什麼叫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我的一孔之見，就是作者在觀察現實、塑造人物時，能夠符合唯物論辯證法。
生活裡，本有樸素唯物辯證法，作者在生活實踐中，如能逐步掌握，他的觀察現實就能符合客觀實際，塑造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真實動人。
除此之外，當然還需要相當的文化知識，從前人的經驗中獲得借鑒與啟發。
明清時代的評論者總從文筆方面贊賞《水浒傳》，說他從《左傳》《史記》學到了高明的筆法。
這種評論是形式主義的。
但說《水浒傳》借鑒了古代史傳文學的經驗，在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古代史傳文學的傳統，看來确是事實。
我國古代史傳文學跟我國的小說屬于不同的體系，不能混為一談。
但它們是以寫人物為主，跟此後以記事為主的史書不同。
它們在寫人物方面的成就給予後世小說作品以巨大影響，應該說就是從《水浒傳》開始的。
明清出現的文人作者創作的許多現實主義名著，在人物處理和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這一傳統，也是不能抹殺的。
毛主席在《矛盾論》裡指出：“《水浒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并說“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
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讀《水浒傳》應該加深學習。
三、《水浒傳》不止寫了一個個英雄的發展成長，每個英雄都是梁山泊隊伍的一員。
他們的成長、轉變的過程，也就是革命隊伍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作品着眼要寫的就是這個革命隊伍的發展壯大以至最後慘遭敗滅的全部過程。
這是《水浒傳》全書的主要之所在。
梁山成員有許多是從統治陣營分化出來的。
他們被逼上梁山，成為義軍的骨幹。
還有不少的人是被生拉硬扯過來的。
這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地位高，名望大，拉過來可以擴大義軍的政治影響；一種是有高強的武藝和特殊技能，可以壯大義軍的戰鬥實力。
此外凡有一技之長者，都被視為義軍所必需。
作者讓所有這些人都團結在宋江的周圍，統一在一個綱領之下，發揮各自的才能。
梁山義軍的綱領，是所謂“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其理想是一種空想的平等社會。
作品的重要部分是描寫反抗黑暗封建統治的革命鬥争。
作者對義軍隊伍的描寫，比起他作為再創作基礎的前人的創作來，無論在政治素質或精神面貌各方面，都做了明顯的很大的提高。
例如元人雜劇中的魯智深、燕青等人多為一些奸情事件大賣氣力，李逵總是滿口“桃花流水”“黃莺杜鵑”，看一看元雜劇《詩酒麗春院》的名目，就知道李逵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元雜劇的英雄人物，多寫得非常萎縮狼狽，往往忍凍挨餓，躲躲藏藏，跳牆頭搞偷竊，都是常事。
這其中也包括魯智深。
《水浒傳》上的英雄就明顯地高大起來了。
再舉一例：石秀和時遷兩人投奔梁山；英雄來投，向例會受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的。
可是晁蓋聽說時遷在祝家莊偷了人家的雞，勃然大怒，說他們敗壞了梁山的榮譽，要殺時遷祭旗。
作者盡可能把理想與願望賦予了這支隊伍，同時對隊伍裡衆多人物，又區分了内外親疏，予以不同的對待。
對那些骨幹人物，着重寫他們思想政治品德，給人印象很深；對另外許多拉過來的人物，隻突出他們擅長的武藝和技能，給人印象淺。
這些拉過來的人多是上層分子，看來作者不止認定必須分化敵方以壯大義軍，同時也深思熟慮到義軍團結問題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因此，作者一貫十分強調宋江的核心團結作用和方向領導作用。
可是，問題恰就出在宋江這個領袖身上。
宋江問題和他領導的義軍受招安問題，是作品不容忽視的兩個大問題，也是必須從中對作者的思想政治觀點作具體研讨的問題。
三 宋江是作品的主要中心
在大大肯定他們的前提之下，寫他們的缺點或弱點，着力描寫他們如何在火熾的階級鬥争中克服了存在的缺點和弱點，提高了思想認識，從而成為英勇堅強的革命者。
作者塑造的許多主要英雄，一面顯得很高大，不平凡，了不起，一面又像我們的老朋友一樣，令人感到熟悉和親切。
他們都是古代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人，同時其内心精神又顯然有了适度的提高。
在這方面，作者在深厚的民間創作基礎上所取得的作品内容和藝術方法上的成就，在當時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
它的要點在于他能以當時被壓迫人民的觀點與要求來評價人物，并且還能以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觀察現實，分析問題。
就前一點說，封建時代作品能以被壓迫人民的觀點來處理、評價人物，不止在《水浒傳》以前是罕見的，即在《水浒傳》以後也是少有的。
所謂把颠倒的曆史颠倒了過來，就是因為作者掌握了這種令人驚奇的高明觀點。
上面說，《水浒傳》的産生是個“奇迹”，主要也指這點說的。
再就後一點說，在古代小說發展史上，《水浒傳》使我國中世紀源于民間的英雄傳奇式的作品，在現實主義藝術方法上異軍突起，造詣很深，成就驚人！什麼叫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我的一孔之見，就是作者在觀察現實、塑造人物時，能夠符合唯物論辯證法。
生活裡，本有樸素唯物辯證法，作者在生活實踐中，如能逐步掌握，他的觀察現實就能符合客觀實際，塑造人物就能栩栩如生，真實動人。
除此之外，當然還需要相當的文化知識，從前人的經驗中獲得借鑒與啟發。
明清時代的評論者總從文筆方面贊賞《水浒傳》，說他從《左傳》《史記》學到了高明的筆法。
這種評論是形式主義的。
但說《水浒傳》借鑒了古代史傳文學的經驗，在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古代史傳文學的傳統，看來确是事實。
我國古代史傳文學跟我國的小說屬于不同的體系，不能混為一談。
但它們是以寫人物為主，跟此後以記事為主的史書不同。
它們在寫人物方面的成就給予後世小說作品以巨大影響，應該說就是從《水浒傳》開始的。
明清出現的文人作者創作的許多現實主義名著，在人物處理和藝術概括方面，接受了這一傳統，也是不能抹殺的。
毛主席在《矛盾論》裡指出：“《水浒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并說“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
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讀《水浒傳》應該加深學習。
三、《水浒傳》不止寫了一個個英雄的發展成長，每個英雄都是梁山泊隊伍的一員。
他們的成長、轉變的過程，也就是革命隊伍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作品着眼要寫的就是這個革命隊伍的發展壯大以至最後慘遭敗滅的全部過程。
這是《水浒傳》全書的主要之所在。
梁山成員有許多是從統治陣營分化出來的。
他們被逼上梁山，成為義軍的骨幹。
還有不少的人是被生拉硬扯過來的。
這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地位高，名望大，拉過來可以擴大義軍的政治影響；一種是有高強的武藝和特殊技能，可以壯大義軍的戰鬥實力。
此外凡有一技之長者，都被視為義軍所必需。
作者讓所有這些人都團結在宋江的周圍，統一在一個綱領之下，發揮各自的才能。
梁山義軍的綱領，是所謂“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其理想是一種空想的平等社會。
作品的重要部分是描寫反抗黑暗封建統治的革命鬥争。
作者對義軍隊伍的描寫，比起他作為再創作基礎的前人的創作來，無論在政治素質或精神面貌各方面，都做了明顯的很大的提高。
例如元人雜劇中的魯智深、燕青等人多為一些奸情事件大賣氣力，李逵總是滿口“桃花流水”“黃莺杜鵑”，看一看元雜劇《詩酒麗春院》的名目，就知道李逵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元雜劇的英雄人物，多寫得非常萎縮狼狽，往往忍凍挨餓，躲躲藏藏，跳牆頭搞偷竊，都是常事。
這其中也包括魯智深。
《水浒傳》上的英雄就明顯地高大起來了。
再舉一例：石秀和時遷兩人投奔梁山；英雄來投，向例會受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的。
可是晁蓋聽說時遷在祝家莊偷了人家的雞，勃然大怒，說他們敗壞了梁山的榮譽，要殺時遷祭旗。
作者盡可能把理想與願望賦予了這支隊伍，同時對隊伍裡衆多人物，又區分了内外親疏，予以不同的對待。
對那些骨幹人物，着重寫他們思想政治品德，給人印象很深；對另外許多拉過來的人物，隻突出他們擅長的武藝和技能，給人印象淺。
這些拉過來的人多是上層分子，看來作者不止認定必須分化敵方以壯大義軍，同時也深思熟慮到義軍團結問題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因此，作者一貫十分強調宋江的核心團結作用和方向領導作用。
可是，問題恰就出在宋江這個領袖身上。
宋江問題和他領導的義軍受招安問題，是作品不容忽視的兩個大問題，也是必須從中對作者的思想政治觀點作具體研讨的問題。
三 宋江是作品的主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