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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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傳》是我國古代，也是世界文學罕有的一部描寫農民革命鬥争的長篇小說，它的産生，跟我國文學史上許多家喻戶曉、為人民喜愛的名著一樣，是有進步思想的文人作者采取民間流傳的群衆創作，加工再創作而成的。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義的史事。
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階級鬥争持續劇烈發展的曆史背景下，這些起義英雄為人民群衆傾心愛慕，廣泛流傳，以至紛紛起而效尤。
我們知道，北宋腐朽政權面對嚴重“内憂外患”，一貫對外屈降，對内鎮壓。
鎮壓了内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
但這個政權“民窮、财匮、兵弱、士大夫無恥”，他們哪有力量“安内”？《宋史·侯蒙傳》說宋江在京東起事，侯蒙給宋徽宗上書，建議“不若赦江，使讨方臘以自贖”。
徽宗對侯蒙的建議大加稱賞，就要他照他的獻策去辦。
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議遠沒有成為事實。
不久，北宋亡國了。
南宋統治者是更加無恥的投降主義者，而當時南北廣大人民群衆對金統治者侵擾是堅決抗戰的。
他們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對金反侵略、反擴張，對宋反投降、反壓迫；與南宋統治者相對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陣線。
苟延殘喘的南宋統治者處此局勢，當年侯蒙的獻策自然而然成為他們“安内”最好的政策，想方設法加以提倡和号召。
這其中，插手傳聞傳說，就是一個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種私家筆記，所記關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臘的事，就由原來遠未實現的主觀願望，俨然變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當時受群衆歡迎的所謂“瓦舍技藝”的“說話”，進行反動政策的宣傳，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
有史書記載，說宋高宗趙構在宮裡喜歡聽“說話”，有個内侍會說“小說”，搜集了據說在金兵渡江時受騙上當接受了招安的義軍邵青的事，編成“小說”。
趙構最愛聽這種故事，極力贊美邵青手下有些将領的所謂忠義之氣。
“瓦舍”藝人到宮裡表演也是常事，“說話”人很多有“待诏”“禦前供奉”之類名銜。
由此可知最高統治者親自插手利用“說話”技藝來宣傳他們罪惡政策的情況。
利用流行的畫像題贊的方式來進行宣傳提倡，是又一個方面。
據宋末畫像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所說的看來，為宋江三十六人作畫贊，在當時統治階層長時期來已經蔚成風氣，他的先輩“高如李嵩輩”多次傳寫過。
這李嵩，是出身貴族的南宋三朝畫苑的著名畫家。
封建統治者的禦用畫苑，百般給他們所稱為的“虎狼”“巨盜”塑造美術形象，意欲何為？用心難道還不明顯！再看龔開的自述和贊語，他持封建統治者的觀點，痛罵誤國的奸臣賊子，比照之下，對巨盜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贊賞；每人四句贊語，說他們“酒色粗人”“志在金寶”“酒色财氣，更要殺人”，極盡歧視和污蔑，可對宋江卻說：“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這四句就說到點子上：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臘說的。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這是南宋時流行的一句民諺。
魯迅說，“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
當時統治者正是這樣施展其陰謀以瓦解起義軍的反抗的。
受招安、征方臘、效忠于趙官家的宋江，就是他們精心樹立的一個黑樣闆。
這是事實，把它揭露出來，對我們研究《水浒》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們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無姓名，更不必說别号和性格了。
龔開的贊裡，每人都有了别号和姓名，而且隐約有了性格和故事。
與此同時的《大宋宣和遺事》關于水浒故事部分，有花石綱、楊志賣刀、取生辰綱、晁蓋落草、宋江殺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臘、封節度使等段子，所記草率粗略。
但人物故事發展起來了。
這兩種資料都産生在宋元時期，看來，這些都是從南宋百多年來所謂“街談巷議”，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藝”的“說話”等慢慢積累起來，而後被采取過來，填進，或拼湊到上述以宋江這個黑樣闆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來的。
宋元時代除“說話”外，還有“雜劇”不斷由此取材。
由于當時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反抗黑暗統治的要求，這種說英雄故事、演英雄戲的風氣形成高潮。
他們熱烈向往那樣一些傳說中的英雄，水浒原來的人物故事就日益發展豐富起來。
例如由三十六人，發展為七十二人，又發展為一百零八人等。
但也都是單個的片段故事。
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
當時随着商品經濟和城市規模的發展而興起的所謂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脫離土地和農村的勞動者、流浪者，實包括廣泛的階級階層。
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很複雜的。
他們的主體當然是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跟封建統治者必然存在着對立的一面，但同時，就是這些下層人民對封建統治又存在依賴性的一面。
要這些人民群衆不
北宋末，本有“宋江三十六人”起義的史事。
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階級鬥争持續劇烈發展的曆史背景下，這些起義英雄為人民群衆傾心愛慕，廣泛流傳，以至紛紛起而效尤。
我們知道，北宋腐朽政權面對嚴重“内憂外患”，一貫對外屈降，對内鎮壓。
鎮壓了内部，才可以偷生苛安混下去。
但這個政權“民窮、财匮、兵弱、士大夫無恥”，他們哪有力量“安内”？《宋史·侯蒙傳》說宋江在京東起事，侯蒙給宋徽宗上書，建議“不若赦江，使讨方臘以自贖”。
徽宗對侯蒙的建議大加稱賞，就要他照他的獻策去辦。
可是侯蒙受命，在路上就死了，他的建議遠沒有成為事實。
不久，北宋亡國了。
南宋統治者是更加無恥的投降主義者，而當時南北廣大人民群衆對金統治者侵擾是堅決抗戰的。
他們一批批建立山寨水寨，對金反侵略、反擴張，對宋反投降、反壓迫；與南宋統治者相對立，形成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陣線。
苟延殘喘的南宋統治者處此局勢，當年侯蒙的獻策自然而然成為他們“安内”最好的政策，想方設法加以提倡和号召。
這其中，插手傳聞傳說，就是一個方面：“正史”“野史”及各種私家筆記，所記關于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征方臘的事，就由原來遠未實現的主觀願望，俨然變成“真人真事”了。
利用當時受群衆歡迎的所謂“瓦舍技藝”的“說話”，進行反動政策的宣傳，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
有史書記載，說宋高宗趙構在宮裡喜歡聽“說話”，有個内侍會說“小說”，搜集了據說在金兵渡江時受騙上當接受了招安的義軍邵青的事，編成“小說”。
趙構最愛聽這種故事，極力贊美邵青手下有些将領的所謂忠義之氣。
“瓦舍”藝人到宮裡表演也是常事，“說話”人很多有“待诏”“禦前供奉”之類名銜。
由此可知最高統治者親自插手利用“說話”技藝來宣傳他們罪惡政策的情況。
利用流行的畫像題贊的方式來進行宣傳提倡，是又一個方面。
據宋末畫像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所說的看來，為宋江三十六人作畫贊，在當時統治階層長時期來已經蔚成風氣，他的先輩“高如李嵩輩”多次傳寫過。
這李嵩，是出身貴族的南宋三朝畫苑的著名畫家。
封建統治者的禦用畫苑，百般給他們所稱為的“虎狼”“巨盜”塑造美術形象，意欲何為？用心難道還不明顯！再看龔開的自述和贊語，他持封建統治者的觀點，痛罵誤國的奸臣賊子，比照之下，對巨盜宋江之流深表敬慕和贊賞；每人四句贊語，說他們“酒色粗人”“志在金寶”“酒色财氣，更要殺人”，極盡歧視和污蔑，可對宋江卻說：“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這四句就說到點子上：這是指所捏造的受招安、征方臘說的。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這是南宋時流行的一句民諺。
魯迅說，“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
當時統治者正是這樣施展其陰謀以瓦解起義軍的反抗的。
受招安、征方臘、效忠于趙官家的宋江，就是他們精心樹立的一個黑樣闆。
這是事實，把它揭露出來，對我們研究《水浒》以至史事是有必要的。
我們知道三十六人，除宋江外，本無姓名，更不必說别号和性格了。
龔開的贊裡，每人都有了别号和姓名，而且隐約有了性格和故事。
與此同時的《大宋宣和遺事》關于水浒故事部分，有花石綱、楊志賣刀、取生辰綱、晁蓋落草、宋江殺惜上山以及受招安、征方臘、封節度使等段子，所記草率粗略。
但人物故事發展起來了。
這兩種資料都産生在宋元時期，看來，這些都是從南宋百多年來所謂“街談巷議”，其中主要是“瓦舍技藝”的“說話”等慢慢積累起來，而後被采取過來，填進，或拼湊到上述以宋江這個黑樣闆為主的最初的胚胎上來的。
宋元時代除“說話”外，還有“雜劇”不斷由此取材。
由于當時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反抗黑暗統治的要求，這種說英雄故事、演英雄戲的風氣形成高潮。
他們熱烈向往那樣一些傳說中的英雄，水浒原來的人物故事就日益發展豐富起來。
例如由三十六人，發展為七十二人，又發展為一百零八人等。
但也都是單個的片段故事。
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
當時随着商品經濟和城市規模的發展而興起的所謂市人或市民（亦即城市居民）以及被迫脫離土地和農村的勞動者、流浪者，實包括廣泛的階級階層。
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很複雜的。
他們的主體當然是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跟封建統治者必然存在着對立的一面，但同時，就是這些下層人民對封建統治又存在依賴性的一面。
要這些人民群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