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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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研究文學，不精通一兩種外國文是一個大缺陷。
盡管過去的中國文學如何優美，如果我們坐井觀天，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我們就難免對本國文學也不能盡量了解欣賞。
美醜起于比較，比較資料不夠，結論就難正确。
純正的文學趣味起于深廣的觀照，不能見得廣，就不能見得深。
現在還有一批人盲目地頌揚中國文學，盲目地鄙棄外國文學，這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實在是一個大障礙。
我們承認中國文學有很多優點，但是不敢承認文學所可有的優點都為中國文學所具備。
單拿戲劇小說來說，我們的成就比起西方的實在是很幼稚。
至于詩，我們也隻在短詩方面擅長，長詩根本就沒有。
再談到文學研究，沒有一個重要的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詳細而且精确的傳記可參考，沒有一部重要作品曾經被人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和分析，沒有一部完整而有見解的文學史，除文心雕龍以外，沒有一部有哲學觀點或科學方法的文學理論書籍。
我們已往偏在注疏評點上做工夫，不失之支離破碎，便失之陳腐淺陋。
我們需要放寬眼界，多吸收一點新的力量，讓我們感發興起。
最好我們學文學的人都能精通一兩種外國文，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名著。
為多數人設想，這一層或不易辦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們必須作大規模的有系統的翻譯。
談到翻譯，這并不是一件易事。
據我個人的經驗，譯一本書比自己寫一本書要難得多。
要譯一本書，起碼要把那本書懂得透徹。
這不僅要透懂文字，還須透懂文字後面的情理韻味。
一般人說，學外國文隻要有閱讀的能力就夠了，仿佛以為這并不很難。
其實閱讀就是一個難關。
許多大學外文系教授翻譯的書仍不免錯誤百出，足見他們對于外國文閱讀的能力還不夠。
我們常易過于自信，取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從頭讀到尾，便滿以為自己完全了解。
可是到動手譯它時，便發見許多自以為了解的地方還沒有了解或誤解。
迅速的閱讀使我們無形中自己欺騙自己因此，翻譯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它可以訓練我們細心，增加我們對于語文的敏感，使我們透徹地了解原文。
文學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語文的運用，對語文不肯仔細推敲斟酌，隻抱著“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态度，就隻能得到一個粗枝大葉，決不能了解文學作品的精妙。
閱讀已是一個難關，翻譯在這上面又加上一個更大的難關，就是找恰當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
閱讀隻要精通西文，翻譯于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
許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譯的書籍往往比原文還要難懂，這就未免失去翻譯的意義。
嚴又陵以為譯事三難：信，達，雅。
其實歸根究底，“信”字最不容易辦到。
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還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還是不“信”。
所謂“信”是對原文忠實，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機體，情感思想和語文風格必融為一體，聲音與意義也必榫合無間。
所以對原文忠實，不僅是對浮面的字義忠實，對情感、思想、風格、聲音節奏等必同時忠實。
稍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極難的事。
有些文學作品根本不可翻譯，尤其是詩（說詩可翻譯的人大概不懂得詩。
）大部分文學作品雖可翻譯，譯文也隻能得原文的近似。
絕對的“信”隻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很不易做到。
但是我們必求盡量符合這個理想，在可能範圍之内不應該疏忽苟且。
“信”最難，原因甚多。
頭一層是字義難徹底了解。
字有種種不同方式的意義，一般人翻字典看書譯書，大半隻看到字的一種意義，可以叫做直指的或字典的意義（indicativeordictionarymeaning）。
比如指“火”的實物那一個名謂字，在中西各國文字雖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卻是同一實物，這就是在字典上所規定的。
這是文字最基本的意義，最普遍也最粗淺。
它最普遍，因為任何人對于它有大緻相同的了解。
它也最粗淺，因為它用得太久，好比舊銅錢，磨得光滑破爛，雖然還可用來在市場上打交易，事實上已沒有一點個性。
在文學作品裡，每個字須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生命。
所以文學家或是避免熟爛的字，或是雖用它而卻沒法灌輸一種新生命給它。
一個字所結的鄰家不同，意義也就不同。
比如“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和“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兩詩中同有“江南”，而前詩的“江南”合有惜别的凄涼意味，後詩的“江南”卻含有風光清麗的意味。
其次，一個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義也就不同。
比如杜甫的名句：“紅豆啄殘鹦鹉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有人疑這話不通，說應改為“鹦鹉啄殘紅豆粒，鳳凰栖老碧梧枝”。
其實這兩種說法意義
盡管過去的中國文學如何優美，如果我們坐井觀天，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我們就難免對本國文學也不能盡量了解欣賞。
美醜起于比較，比較資料不夠，結論就難正确。
純正的文學趣味起于深廣的觀照，不能見得廣，就不能見得深。
現在還有一批人盲目地頌揚中國文學，盲目地鄙棄外國文學，這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實在是一個大障礙。
我們承認中國文學有很多優點，但是不敢承認文學所可有的優點都為中國文學所具備。
單拿戲劇小說來說，我們的成就比起西方的實在是很幼稚。
至于詩，我們也隻在短詩方面擅長，長詩根本就沒有。
再談到文學研究，沒有一個重要的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詳細而且精确的傳記可參考，沒有一部重要作品曾經被人作過有系統的研究和分析，沒有一部完整而有見解的文學史，除文心雕龍以外，沒有一部有哲學觀點或科學方法的文學理論書籍。
我們已往偏在注疏評點上做工夫，不失之支離破碎，便失之陳腐淺陋。
我們需要放寬眼界，多吸收一點新的力量，讓我們感發興起。
最好我們學文學的人都能精通一兩種外國文，直接閱讀外國文學名著。
為多數人設想，這一層或不易辦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們必須作大規模的有系統的翻譯。
談到翻譯，這并不是一件易事。
據我個人的經驗，譯一本書比自己寫一本書要難得多。
要譯一本書，起碼要把那本書懂得透徹。
這不僅要透懂文字，還須透懂文字後面的情理韻味。
一般人說，學外國文隻要有閱讀的能力就夠了，仿佛以為這并不很難。
其實閱讀就是一個難關。
許多大學外文系教授翻譯的書仍不免錯誤百出，足見他們對于外國文閱讀的能力還不夠。
我們常易過于自信，取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從頭讀到尾，便滿以為自己完全了解。
可是到動手譯它時，便發見許多自以為了解的地方還沒有了解或誤解。
迅速的閱讀使我們無形中自己欺騙自己因此，翻譯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它可以訓練我們細心，增加我們對于語文的敏感，使我們透徹地了解原文。
文學作品的精妙大半在語文的運用，對語文不肯仔細推敲斟酌，隻抱著“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态度，就隻能得到一個粗枝大葉，決不能了解文學作品的精妙。
閱讀已是一個難關，翻譯在這上面又加上一個更大的難關，就是找恰當的中文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
閱讀隻要精通西文，翻譯于精通西文之外，又要精通中文。
許多精通西文而不精通中文的人所譯的書籍往往比原文還要難懂，這就未免失去翻譯的意義。
嚴又陵以為譯事三難：信，達，雅。
其實歸根究底，“信”字最不容易辦到。
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還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還是不“信”。
所謂“信”是對原文忠實，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達出來。
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機體，情感思想和語文風格必融為一體，聲音與意義也必榫合無間。
所以對原文忠實，不僅是對浮面的字義忠實，對情感、思想、風格、聲音節奏等必同時忠實。
稍有翻譯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極難的事。
有些文學作品根本不可翻譯，尤其是詩（說詩可翻譯的人大概不懂得詩。
）大部分文學作品雖可翻譯，譯文也隻能得原文的近似。
絕對的“信”隻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很不易做到。
但是我們必求盡量符合這個理想，在可能範圍之内不應該疏忽苟且。
“信”最難，原因甚多。
頭一層是字義難徹底了解。
字有種種不同方式的意義，一般人翻字典看書譯書，大半隻看到字的一種意義，可以叫做直指的或字典的意義（indicativeordictionarymeaning）。
比如指“火”的實物那一個名謂字，在中西各國文字雖各不相同，而所指的卻是同一實物，這就是在字典上所規定的。
這是文字最基本的意義，最普遍也最粗淺。
它最普遍，因為任何人對于它有大緻相同的了解。
它也最粗淺，因為它用得太久，好比舊銅錢，磨得光滑破爛，雖然還可用來在市場上打交易，事實上已沒有一點個性。
在文學作品裡，每個字須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生命。
所以文學家或是避免熟爛的字，或是雖用它而卻沒法灌輸一種新生命給它。
一個字所結的鄰家不同，意義也就不同。
比如“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和“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兩詩中同有“江南”，而前詩的“江南”合有惜别的凄涼意味，後詩的“江南”卻含有風光清麗的意味。
其次，一個字所占的位置不同，意義也就不同。
比如杜甫的名句：“紅豆啄殘鹦鹉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有人疑這話不通，說應改為“鹦鹉啄殘紅豆粒，鳳凰栖老碧梧枝”。
其實這兩種說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