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語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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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聽短見的狹義的國家主義作祟。
“相觀而善之謂摩”，這是我們先聖對于個人交友的看法，它也可以推廣到整個民族。
“見賢思齊”原來不是一件羞恥，我不了解“文壇耆宿”何以必定把接受歐化當作一件奇恥大辱。
單就文學與語文來說，歐洲各國從有文學史以來，就互相影響。
最顯著的是英文，于今英文所保留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成分極少，大部分都是從希臘、拉丁、北歐語和法文“借”來的。
從十四世紀起，英國文學和語文幾乎沒有一時不受法國的影響。
因為英文肯虛心采納外來的成分，它才變成了世界上一個最豐富的語文。
為什麼我們就覺得歐化是“騰笑友邦，毒虐國家”呢？難道我們忘記已往翻譯佛典的那一大宗公案？“如是我聞”，“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以積聚義故，說名為蘊”，“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馀涅槃而滅度之”……這些語句的組織，如果稍加分析，都是由歐化來的（因為印度文仍屬印度歐羅巴系。
）何以古人接受歐化可成經典，我們主張接受歐化，就是大逆不道？ 所謂歐化，當然不僅指語文，體裁和技巧也應當包涵在内。
有了佛本行贊和唐三藏遊西域記那樣長篇傳記并遊記的模範，我想不出理由我們一定要學司馬遷和柳宗元。
元曲固然有它的優點，要在近代舞台上演，寫莎士比亞、易蔔生、柴霍甫那種樣式的劇本，似也未見得就損失尊嚴。
我們不必從西方小說的觀點去輕視水浒傳或紅樓夢，但是現代中國作家采用西方技巧所寫的小說似也有相當的成績。
此外，說理的文章如果能采用柏拉圖對話集那樣深入淺出親切有趣的方式，或是康德純理批判那樣有系統有條理的方式，似也不一定就要比“論說”“語錄”體遜色。
我頗懷疑劉彥和如果不精通佛理，能否寫出那樣頗有科學系統組織的文心雕龍。
對于這些問題我不敢武斷，我希望“文壇耆宿”不必持“拒人于千裡之外”的态度，把它們加一番虛心檢讨。
第三、中國語文的優點很多，我們不必否認，但是拿歐洲語文來仔細比較，它有不少的弱點，我們似亦無用諱言。
舉幾個最顯著的來說。
動詞自身不能表示時間性，雖然有“曾”“已”“正”“将”之類副詞可用，普通人寫作卻不常拿來用，所以要明白動作的時間先後次第，我們常須依文義猜測。
文法本由習慣形成，在語文是文法，在思想就是邏輯。
我們多數人的思想都缺乏謹嚴的邏輯，所以用語文很少注意文法的習慣，一句話有時沒有主詞，有時沒有主要動詞。
主動詞和被動詞有時在形式上可以無分别。
最重要的是關系代名詞和關系聯續詞的缺乏，因此寫複合句頗不容易，西文所有的緊湊的有機組織和伸縮自如的節奏在中文中頗難做到。
我們很少用插句的習慣，在一句話之中有一個次要的意思臨時發生，或是須保留某一個條件，或是須作一個輕淡的旁敲側擊，我們很不容易順著思想的自然程序與輕重分寸把它擺進那一句話裡；要把它說出，隻好另來一句。
這個欠缺使語文減少彈性和濃淡陰影。
隻知道中文而不知道西文的人們自然不會感覺到這些欠缺不方便，知道西文而沒有做翻譯工作的人或許也不感覺到它們嚴重，但是忠實的翻譯者都會明白我說這番話的甘苦。
各國語文習慣本各不相同，我們固然不能拿西文文法來衡量中文，但是上述幾種欠缺不全是習慣問題而是思想的謹嚴與松懈問題。
如果我們能了解西文在這幾方面确比中文好，我們似沒理由說中文不應把好的地方接受過來。
根據上面三層理由，我以為久已在進行的歐化運動是必須繼續進行的。
這不是一件易事，我明白；它可以弄得很糟，我也不否認。
采用歐化的作者有兩點須特别留意。
頭一點是不要生吞活剝。
各國語文都有它的特性（法國人所謂genie），我們在大體上不能違反它。
如果一句話依中文習慣可以說得同樣精确有力，我們就絕對不能歐化它；歐化須在表現上有絕對必要時才可采用。
第二點是不要躁進偾事。
語文是逐漸生長的，我們不能希望一個重大的變動一蹴而就。
一個作者的語文如果歐化到一般讀者不易了解接受的程度，那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群衆需要按部就班的訓練。
這一代所認為歐化的下一代就習慣成自然；這一代歐化得輕微一點，下一代歐化得徹底一點，如此逐漸下去，到适可程度為止，也許可以免除許多固執者的少見多怪。
照我看，這是自然的大勢所趨。
“相觀而善之謂摩”，這是我們先聖對于個人交友的看法，它也可以推廣到整個民族。
“見賢思齊”原來不是一件羞恥，我不了解“文壇耆宿”何以必定把接受歐化當作一件奇恥大辱。
單就文學與語文來說，歐洲各國從有文學史以來，就互相影響。
最顯著的是英文，于今英文所保留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成分極少，大部分都是從希臘、拉丁、北歐語和法文“借”來的。
從十四世紀起，英國文學和語文幾乎沒有一時不受法國的影響。
因為英文肯虛心采納外來的成分，它才變成了世界上一個最豐富的語文。
為什麼我們就覺得歐化是“騰笑友邦，毒虐國家”呢？難道我們忘記已往翻譯佛典的那一大宗公案？“如是我聞”，“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以積聚義故，說名為蘊”，“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馀涅槃而滅度之”……這些語句的組織，如果稍加分析，都是由歐化來的（因為印度文仍屬印度歐羅巴系。
）何以古人接受歐化可成經典，我們主張接受歐化，就是大逆不道？ 所謂歐化，當然不僅指語文，體裁和技巧也應當包涵在内。
有了佛本行贊和唐三藏遊西域記那樣長篇傳記并遊記的模範，我想不出理由我們一定要學司馬遷和柳宗元。
元曲固然有它的優點，要在近代舞台上演，寫莎士比亞、易蔔生、柴霍甫那種樣式的劇本，似也未見得就損失尊嚴。
我們不必從西方小說的觀點去輕視水浒傳或紅樓夢，但是現代中國作家采用西方技巧所寫的小說似也有相當的成績。
此外，說理的文章如果能采用柏拉圖對話集那樣深入淺出親切有趣的方式，或是康德純理批判那樣有系統有條理的方式，似也不一定就要比“論說”“語錄”體遜色。
我頗懷疑劉彥和如果不精通佛理，能否寫出那樣頗有科學系統組織的文心雕龍。
對于這些問題我不敢武斷，我希望“文壇耆宿”不必持“拒人于千裡之外”的态度，把它們加一番虛心檢讨。
第三、中國語文的優點很多，我們不必否認，但是拿歐洲語文來仔細比較，它有不少的弱點，我們似亦無用諱言。
舉幾個最顯著的來說。
動詞自身不能表示時間性，雖然有“曾”“已”“正”“将”之類副詞可用，普通人寫作卻不常拿來用，所以要明白動作的時間先後次第，我們常須依文義猜測。
文法本由習慣形成，在語文是文法，在思想就是邏輯。
我們多數人的思想都缺乏謹嚴的邏輯，所以用語文很少注意文法的習慣，一句話有時沒有主詞，有時沒有主要動詞。
主動詞和被動詞有時在形式上可以無分别。
最重要的是關系代名詞和關系聯續詞的缺乏，因此寫複合句頗不容易，西文所有的緊湊的有機組織和伸縮自如的節奏在中文中頗難做到。
我們很少用插句的習慣，在一句話之中有一個次要的意思臨時發生，或是須保留某一個條件，或是須作一個輕淡的旁敲側擊，我們很不容易順著思想的自然程序與輕重分寸把它擺進那一句話裡；要把它說出，隻好另來一句。
這個欠缺使語文減少彈性和濃淡陰影。
隻知道中文而不知道西文的人們自然不會感覺到這些欠缺不方便，知道西文而沒有做翻譯工作的人或許也不感覺到它們嚴重，但是忠實的翻譯者都會明白我說這番話的甘苦。
各國語文習慣本各不相同，我們固然不能拿西文文法來衡量中文，但是上述幾種欠缺不全是習慣問題而是思想的謹嚴與松懈問題。
如果我們能了解西文在這幾方面确比中文好，我們似沒理由說中文不應把好的地方接受過來。
根據上面三層理由，我以為久已在進行的歐化運動是必須繼續進行的。
這不是一件易事，我明白；它可以弄得很糟，我也不否認。
采用歐化的作者有兩點須特别留意。
頭一點是不要生吞活剝。
各國語文都有它的特性（法國人所謂genie），我們在大體上不能違反它。
如果一句話依中文習慣可以說得同樣精确有力，我們就絕對不能歐化它；歐化須在表現上有絕對必要時才可采用。
第二點是不要躁進偾事。
語文是逐漸生長的，我們不能希望一個重大的變動一蹴而就。
一個作者的語文如果歐化到一般讀者不易了解接受的程度，那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群衆需要按部就班的訓練。
這一代所認為歐化的下一代就習慣成自然；這一代歐化得輕微一點，下一代歐化得徹底一點，如此逐漸下去，到适可程度為止，也許可以免除許多固執者的少見多怪。
照我看，這是自然的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