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語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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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古語呢？所謂“用文言作文”隻有三個可能的意義。
一是專用過去某一時代的語文，學周秦人說話，或是學兩漢人說話。
這是古文家們所提倡的。
這種辦法沒有很充足的理由，從前似已有人反對過，并不限于現在“無識之徒”。
而事實上這也未必真正可以辦到。
比如先秦諸子在同時代寫文章，所用的語文卻往往彼此相差很遠。
我們以那一家為标準呢？第二種辦法是雜會過去各時代的語文，任意選字，任意采用字句組織法。
比如在同一篇文章裡，這句學論語，那句學楚辭，另一句學史記，另一句又學歸震川；隻要是字，無論它流行于那一個時代，都一律采用。
多數文言文作者口裡盡管隻說周秦兩漢，實際上都是用這個“一爐而冶之”的辦法。
這種辦法的長處在豐富，短處在駁雜蕪亂，就在講古文義法的人們看來，也未必是正路。
第三種辦法是用淺近文言。
所謂“淺近文言”是當代人易于了解的文言，一方面冷僻古字不用，奇奧的古語組織法不用；一方面也避免太俚俗的字和太俚俗的口語組織法。
已往無心執古而自成大家的作者大半走這條路，我想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王充、陶潛、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轼一班人都是顯著的代表。
看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們的語文跟著時代變遷，不懸某一代“古文”做标準，泥古不化；第二、他們的原則與白話文的原則大緻相近，就是要求語文有親切生動的表現力與平易近人的傳達力，作者寫起來暢快，讀者讀起來也暢快。
好的白話文比起似六朝而非六朝，似唐宋而非唐宋的文言文，好處就在這兩點。
第一、就作者自己說，語文與思想，語文與實際生活經驗，都有密切的關聯。
在實際生活中，他遇著不開心的事，“哎！”的歎一口氣，心裡想著這聲歎息還是想著“哎！”傳達這情感于語文時也還是寫“哎！”這多麼直截了當！你本想著“哎！”而偏經一道翻譯手續，把它寫成“嗚呼”甚至于“於戲”，這又何苦來？古人在用“嗚呼”“於戲”時，還是和我們現在用“哎！”一樣歎氣，古人可以用“嗚呼”“於戲”，我們何以一定不可以用“哎？”這還是小事，最緊要的是現時名謂字與拿來代替的古代名謂字所指的常不完全相同。
東南大學隻是東南大學，你要叫它“南廱”；行政專員隻是行政專員，你要叫他“太守”或“刺史”。
這不但不自然，而且也不忠實。
“以古為則”者似沒有理會“修辭立其誠”一句古訓。
其次就讀者說，流行的語文對于他比較親切，你說“嗚呼”，他很冷淡地抽象地想這兩字的意義；你說“哎！”這聲音馬上就鑽進他的耳朵，鑽進他的心窩，使他聯想起自己在說“哎！”時的那種神情。
讀白話文，他仿佛與作者有對談之樂，彼此毫無隔閡；讀文言文，尤其讀現代人的文言文，他總不免像看演舊戲，須把自己在想像中搬到另一種世界裡去，與現實世界隔著一層。
還不僅此，讀文言文須先有長時期的辛苦訓練，才能徹底了解。
這種訓練原來是有益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一般讀者都有。
一般讀者知道東南大學是東南大學，不知道所謂“南廱”就不知道東南大學；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頹風”，這就未免執古不化了。
做白話文是一件事，讀古典另是一件事。
現在一班“以古為則”者以為既提倡白話文就必須廢棄古典，這其實是過慮。
就邏輯說，這兩件事中間并無必然關系。
就事實說，做白話文的人們談古典的還是很多，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們沒有讀過古典？朱元晦、王陽明一班語錄的作者沒有讀過古典？就西方各國來說，每一個時代的作者都隻用當時流行的語文，可是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作者不研究前代的名著。
原因很簡單，他們要利用前人在數千百年中所逐漸積蓄的經驗，要承繼曆史的遺産。
文學與語文都有長久的曆史，前人已得的成就是後人前進的出發點。
後人對于前人的傳統不是因襲，就是改革。
無論是因襲或是改革，都必須對于傳統有正确的了解。
我們盡管做白話文，仍須認清文言文的傳統，知道它的優點和弱點，才知道那些地方可因襲，那些地方可改革。
現代語文是由過去語文蛻化出來，所以了解文言文對于運用白話還是有極大的幫助。
丢開技巧不說，單說字彙。
拿文盲和讀書人比較，讀書人的字彙無疑地較為豐富。
在文盲聽起來莫知所雲的，在讀書人卻是尋常口語。
超出于文盲所有的那部分字彙當然從書本上得來。
各國語文都嘗有古字複活的現象。
這複活往往由文章逐漸蔓延到口語。
在今日中國，複活古字尤其緊要，因為通常口語字彙過于貧乏，把一部分用得著的古
一是專用過去某一時代的語文，學周秦人說話，或是學兩漢人說話。
這是古文家們所提倡的。
這種辦法沒有很充足的理由，從前似已有人反對過，并不限于現在“無識之徒”。
而事實上這也未必真正可以辦到。
比如先秦諸子在同時代寫文章，所用的語文卻往往彼此相差很遠。
我們以那一家為标準呢？第二種辦法是雜會過去各時代的語文，任意選字，任意采用字句組織法。
比如在同一篇文章裡，這句學論語，那句學楚辭，另一句學史記，另一句又學歸震川；隻要是字，無論它流行于那一個時代，都一律采用。
多數文言文作者口裡盡管隻說周秦兩漢，實際上都是用這個“一爐而冶之”的辦法。
這種辦法的長處在豐富，短處在駁雜蕪亂，就在講古文義法的人們看來，也未必是正路。
第三種辦法是用淺近文言。
所謂“淺近文言”是當代人易于了解的文言，一方面冷僻古字不用，奇奧的古語組織法不用；一方面也避免太俚俗的字和太俚俗的口語組織法。
已往無心執古而自成大家的作者大半走這條路，我想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王充、陶潛、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轼一班人都是顯著的代表。
看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們的語文跟著時代變遷，不懸某一代“古文”做标準，泥古不化；第二、他們的原則與白話文的原則大緻相近，就是要求語文有親切生動的表現力與平易近人的傳達力，作者寫起來暢快，讀者讀起來也暢快。
好的白話文比起似六朝而非六朝，似唐宋而非唐宋的文言文，好處就在這兩點。
第一、就作者自己說，語文與思想，語文與實際生活經驗，都有密切的關聯。
在實際生活中，他遇著不開心的事，“哎！”的歎一口氣，心裡想著這聲歎息還是想著“哎！”傳達這情感于語文時也還是寫“哎！”這多麼直截了當！你本想著“哎！”而偏經一道翻譯手續，把它寫成“嗚呼”甚至于“於戲”，這又何苦來？古人在用“嗚呼”“於戲”時，還是和我們現在用“哎！”一樣歎氣，古人可以用“嗚呼”“於戲”，我們何以一定不可以用“哎？”這還是小事，最緊要的是現時名謂字與拿來代替的古代名謂字所指的常不完全相同。
東南大學隻是東南大學，你要叫它“南廱”；行政專員隻是行政專員，你要叫他“太守”或“刺史”。
這不但不自然，而且也不忠實。
“以古為則”者似沒有理會“修辭立其誠”一句古訓。
其次就讀者說，流行的語文對于他比較親切，你說“嗚呼”，他很冷淡地抽象地想這兩字的意義；你說“哎！”這聲音馬上就鑽進他的耳朵，鑽進他的心窩，使他聯想起自己在說“哎！”時的那種神情。
讀白話文，他仿佛與作者有對談之樂，彼此毫無隔閡；讀文言文，尤其讀現代人的文言文，他總不免像看演舊戲，須把自己在想像中搬到另一種世界裡去，與現實世界隔著一層。
還不僅此，讀文言文須先有長時期的辛苦訓練，才能徹底了解。
這種訓練原來是有益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一般讀者都有。
一般讀者知道東南大學是東南大學，不知道所謂“南廱”就不知道東南大學；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頹風”，這就未免執古不化了。
做白話文是一件事，讀古典另是一件事。
現在一班“以古為則”者以為既提倡白話文就必須廢棄古典，這其實是過慮。
就邏輯說，這兩件事中間并無必然關系。
就事實說，做白話文的人們談古典的還是很多，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們沒有讀過古典？朱元晦、王陽明一班語錄的作者沒有讀過古典？就西方各國來說，每一個時代的作者都隻用當時流行的語文，可是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作者不研究前代的名著。
原因很簡單，他們要利用前人在數千百年中所逐漸積蓄的經驗，要承繼曆史的遺産。
文學與語文都有長久的曆史，前人已得的成就是後人前進的出發點。
後人對于前人的傳統不是因襲，就是改革。
無論是因襲或是改革，都必須對于傳統有正确的了解。
我們盡管做白話文，仍須認清文言文的傳統，知道它的優點和弱點，才知道那些地方可因襲，那些地方可改革。
現代語文是由過去語文蛻化出來，所以了解文言文對于運用白話還是有極大的幫助。
丢開技巧不說，單說字彙。
拿文盲和讀書人比較，讀書人的字彙無疑地較為豐富。
在文盲聽起來莫知所雲的，在讀書人卻是尋常口語。
超出于文盲所有的那部分字彙當然從書本上得來。
各國語文都嘗有古字複活的現象。
這複活往往由文章逐漸蔓延到口語。
在今日中國，複活古字尤其緊要，因為通常口語字彙過于貧乏，把一部分用得著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