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語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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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白話與歐化
擺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新出版的刊物，裡面劈頭一篇就是一位大學中文系主任談中國文學系之精神的文章。
他鄭重申明“本系之精神，力矯流俗，以古為則。
”他很痛心疾首地罵“無識之徒，倡導白話，競煽小調，共賞伧言，謂合自然，呼為天籁”；同時又罵“詭異之徒，輕議舊業，謂為陳腐，以西體為提倡，創造為号召。
”他反對白話的理由是“語言之與文學本有區分，俗曲之與雅奏豈能并論！……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豈村童野老之所能工？且自然與白話有殊，古典非故實之謂。
……自然須自艱苦中來，非白話之能期，而古典為經世之必需，尤非可以邪說抹殺”；至于西體不應提倡，是因為“文學有語言文字之殊，又法聲韻之異，是有國别，豈可強同？……文字創造乃自然之演進，必以舊業為基，豈可斬絕曆史，刮滅前言，而以異邦異物，強相改易？” 這篇文章很可以代表許多維護國學者對于近年來白話運動和歐化運動的反響。
我認識的朋友中持這種“以古為則”的态度的人頗不少，而且他們不盡是老年人，我知道上面所引起的文章的作者比我較年輕，因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雅。
我很明白他們這一批人的立場，也很同情他們的誠懇；可是我碰巧站在“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一邊，對于他們的見地不能心悅誠服。
一般人似以為新舊之争已成過去，不肯再提這老問題，上引一文可以證明它并未完全過去。
本來事實勝于雄辯，無論站在舊的或新的一邊，最有力的武器是作品；到最後那一派能産生最有生命的作品，那一派就會勝利。
不過不正确的思想和理論也可以迷惑視聽，用人工的歪曲或阻礙自然的進展；所以關于新舊之争，在思想與理論上多加檢讨，還是有益。
這問題還是與我們所讨論的文學與語文的關系密切相關。
它是目前最切實際的一個問題。
在讨論它以前，我須向“以古為則”者申明，我從識字到現在，四十年不間斷地在讀舊書，從前也做過十幾年的古文，我愛護中國舊詩文的熱忱也許不在他們之下；可是我也常在讀新文學作品，做過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我的職業是教外國文，天天都注意到中文和西文的同異。
我也經過罵“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那麼一個階段，現在覺得“無識”與“詭異”的不是旁人而是當年的自己。
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希望“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諸公多登一些高峰，然後再作高低大小的比較。
成見、固執和意氣永遠是真理的仇敵。
先說文言與白話。
“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誰也不否認，不過“藝術之高下”以用文言與用白話做标準來定，似大有問題。
無論用那一種語文做媒介，是文學作品就得要符合文學的基本條件：有話說，說得好。
這兩層都需要思想的銳敏與謹嚴，都頗不是易事，用文言或用白話都不能天生地減去思想上的困難。
思想的工作做到家，文言文可以做得好，白話文也還可以做得好。
“自然須從艱苦中來，”白話文作者也是如此想：“非白話之能期”，這句話就不像“從艱苦中來”的。
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不免。
浮淺俗濫，空洞，晦澀，流滑，都不是那一方面的專利品。
如果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簡潔，我大緻可承認；但這也看作者的能力，白話文也還是可以簡潔。
比如說，上文所引的“以西體為提倡”一句話，用白話來說，“提倡西體”就很夠，用不著“以……為。
”“以西體為提倡”讀起來像很順口，但是想起來似不如“以古為則”那樣合邏輯。
文言有時可以掩蓋文章的毛病，這是一個眼前的例證。
如果不為篇幅所限，這種例證我可以舉得很多。
從語文的觀點看，文言與白話的分别也隻是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
活的語文常在生長，常在部分地新陳代謝。
在任何一個時期，每一個活的語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舊有的。
如果全是舊有的，它就已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與過去語文就脫了節，彼此了不相幹。
我們中國語文雖然變得很慢，卻也還是活的，生長的，繼續一貫的。
這就是說，白話也還是從文言變來的，文言與白話并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
不但許氏說文裡面的字有許多到現在還在口頭流傳，就是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一類古典的字句組織法也還有許多是白話所嘗用的。
我們如果硬要把文言奉為天尊，白話看成大逆不道，那就無異于替母親立貞節牌坊，斥她的兒子為私生子，不讓他上家譜。
白話的定義容易下，它就是現在人在口頭說的語文；文言的定義卻不易下，如果它指古語，指那一時
他鄭重申明“本系之精神，力矯流俗，以古為則。
”他很痛心疾首地罵“無識之徒，倡導白話，競煽小調，共賞伧言，謂合自然，呼為天籁”；同時又罵“詭異之徒，輕議舊業，謂為陳腐，以西體為提倡，創造為号召。
”他反對白話的理由是“語言之與文學本有區分，俗曲之與雅奏豈能并論！……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豈村童野老之所能工？且自然與白話有殊，古典非故實之謂。
……自然須自艱苦中來，非白話之能期，而古典為經世之必需，尤非可以邪說抹殺”；至于西體不應提倡，是因為“文學有語言文字之殊，又法聲韻之異，是有國别，豈可強同？……文字創造乃自然之演進，必以舊業為基，豈可斬絕曆史，刮滅前言，而以異邦異物，強相改易？” 這篇文章很可以代表許多維護國學者對于近年來白話運動和歐化運動的反響。
我認識的朋友中持這種“以古為則”的态度的人頗不少，而且他們不盡是老年人，我知道上面所引起的文章的作者比我較年輕，因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雅。
我很明白他們這一批人的立場，也很同情他們的誠懇；可是我碰巧站在“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一邊，對于他們的見地不能心悅誠服。
一般人似以為新舊之争已成過去，不肯再提這老問題，上引一文可以證明它并未完全過去。
本來事實勝于雄辯，無論站在舊的或新的一邊，最有力的武器是作品；到最後那一派能産生最有生命的作品，那一派就會勝利。
不過不正确的思想和理論也可以迷惑視聽，用人工的歪曲或阻礙自然的進展；所以關于新舊之争，在思想與理論上多加檢讨，還是有益。
這問題還是與我們所讨論的文學與語文的關系密切相關。
它是目前最切實際的一個問題。
在讨論它以前，我須向“以古為則”者申明，我從識字到現在，四十年不間斷地在讀舊書，從前也做過十幾年的古文，我愛護中國舊詩文的熱忱也許不在他們之下；可是我也常在讀新文學作品，做過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我的職業是教外國文，天天都注意到中文和西文的同異。
我也經過罵“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那麼一個階段，現在覺得“無識”與“詭異”的不是旁人而是當年的自己。
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希望“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諸公多登一些高峰，然後再作高低大小的比較。
成見、固執和意氣永遠是真理的仇敵。
先說文言與白話。
“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誰也不否認，不過“藝術之高下”以用文言與用白話做标準來定，似大有問題。
無論用那一種語文做媒介，是文學作品就得要符合文學的基本條件：有話說，說得好。
這兩層都需要思想的銳敏與謹嚴，都頗不是易事，用文言或用白話都不能天生地減去思想上的困難。
思想的工作做到家，文言文可以做得好，白話文也還可以做得好。
“自然須從艱苦中來，”白話文作者也是如此想：“非白話之能期”，這句話就不像“從艱苦中來”的。
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不免。
浮淺俗濫，空洞，晦澀，流滑，都不是那一方面的專利品。
如果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簡潔，我大緻可承認；但這也看作者的能力，白話文也還是可以簡潔。
比如說，上文所引的“以西體為提倡”一句話，用白話來說，“提倡西體”就很夠，用不著“以……為。
”“以西體為提倡”讀起來像很順口，但是想起來似不如“以古為則”那樣合邏輯。
文言有時可以掩蓋文章的毛病，這是一個眼前的例證。
如果不為篇幅所限，這種例證我可以舉得很多。
從語文的觀點看，文言與白話的分别也隻是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
活的語文常在生長，常在部分地新陳代謝。
在任何一個時期，每一個活的語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舊有的。
如果全是舊有的，它就已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與過去語文就脫了節，彼此了不相幹。
我們中國語文雖然變得很慢，卻也還是活的，生長的，繼續一貫的。
這就是說，白話也還是從文言變來的，文言與白話并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
不但許氏說文裡面的字有許多到現在還在口頭流傳，就是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一類古典的字句組織法也還有許多是白話所嘗用的。
我們如果硬要把文言奉為天尊，白話看成大逆不道，那就無異于替母親立貞節牌坊，斥她的兒子為私生子，不讓他上家譜。
白話的定義容易下，它就是現在人在口頭說的語文；文言的定義卻不易下，如果它指古語，指那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