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語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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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恰當的說法，一個字的更動就可以影響全局，所以常不惜花幾個鐘頭去找一個恰當的字，或是斟酌一個逗點的位置。
這些都是有經驗的作家，他們都特别看重選字排字的重要，當然有一番大道至理。
在我們看，他們在表面上重視用字的推敲，在骨子裡仍是重視思想的謹嚴。
惟有謹嚴，思想情感才能正确地凝定于語文，人格才能正确地流露于風格。
作家第一件應當心的是對于他自己的忠實。
一句話恰好表現了他自己的思想情感，照理他就應該感覺滿意。
不過通常作家的顧慮，不僅在一句話是否恰好表現了他自己，同時也在它是否能說服或感動讀者。
因此，語文有兩重功用：一是表現，一是感動。
理想的文學作品是它的語文有了表現力就有了感動力，不在表現之外另求所謂“效果”（effect）。
不過這究竟是理想，滿作家自己意的作品往往不盡能滿讀者意。
在這種時會，缺陷有時在作品本身，也有時在讀者的欣賞力。
如果它在讀者的欣賞力，它可以藉教育彌補。
一個作家最難的事往往不在創造作品，而在創造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
這就是所謂“開風氣之先”。
如果缺陷在作品本身，根本的救濟仍在思想情感的深厚化，而不在語文的鋪張衒耀。
但是平庸的作家往往不懂得這簡單的道理，以為文學隻是雕章琢句就可以了事，于是“修詞學”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而文學與雄辯混為一談。
從文學史看，文學到了專在修詞家所謂“辭藻”上顯雕蟲小技時，往往也就到了它的頹廢時期。
文學與雄辯的分别，穆勒（J.S.Mill）說得最好：“雄辯是使人聽見的（heard），詩是無意中被人聽見的（overheard）。
當言說非自身就是目的而是達到一種目的之手段時，……當情感的表現帶著有意要在旁人心上産生一個印象時，那就不複是詩而變為雄辯了。
”穆勒雖專指詩，其實凡是純文學都與詩一理。
雄辯意在衒耀，文學須發于真心，心裡有那樣的話非那樣說出不可，一衒耀就是裝點門面，出空頭支票。
所以詩人魏爾倫（Verlaine）在論詩的詩裡大聲疾呼：“抓住雄辯，扭斷它的頸項！” 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家的風格，一時代或一學派也帶有它的特殊風格。
在歐洲，“古典的”、“浪漫的”、“寫實的”是幾種重要的不同的作風；在中國，文則六朝與唐宋，詩則選體與唐，唐與宋，詞則花間與北宋，北宋與南宋，各有各的特殊風味。
這種分别固然有一部分是實在的，它的根源在脾胃和眼光的不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文學史家和批評家誇張出來的，真正完美的文學都必合于一些基本的條件，純粹是“古典的”或純粹是“浪漫的”作家往往不是第一流作家。
一種風格流行到相當時期以後，有時容易由呆闆而僵硬腐朽，窮則必變，于是一個反動跟著來，另一種風格代起。
但是過些時候，這種新風格又變成舊的，引起另一個反動，有時打開另一新徑，也有時回轉到曾經一度放棄的舊徑，這種“趣味的漩轉”是文學演進的自然現象。
但是虛心靜氣的讀者和作者當不為一時風氣所囿，知道每一種風氣中都可以有好作品，承認它們的不同，但是不必強分優劣。
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到關于風格的另一些區别。
中國批評家常歡喜談陽剛與陰柔，濃麗與清淡，樸直與委婉，艱深與平易之類分别，而且各阿其所好，喜清淡就罵濃麗，喜濃麗就瞧不起清淡。
西方批評家也有同樣的脾氣。
這些分别有時起于作者的個性，是蘇東坡那樣的人，就會持銅琶鐵闆，唱“大江東去”；是柳耆卿那樣的人，就會執紅牙闆，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也有時起于所寫情境的分别，王摩诘寫田園山林之樂固然清淡，寫宮殿的排場還是很濃麗。
這都是自然而然，不假做作的。
如果與作者個性相稱，與題材内容相稱，各種不同的風格都可以有好文章。
最忌諱的是情思枯澀而要裝濃麗，情思平庸而要顯得艱深，性格偏于陰柔而要張牙舞爪地賣弄陽剛。
說來說去，還是回到我們對于表現的基本主張，思想必須與語文同一，人格必須與風格同一。
這就是易經所說的“修辭立其誠”。
這些都是有經驗的作家，他們都特别看重選字排字的重要，當然有一番大道至理。
在我們看，他們在表面上重視用字的推敲，在骨子裡仍是重視思想的謹嚴。
惟有謹嚴，思想情感才能正确地凝定于語文，人格才能正确地流露于風格。
作家第一件應當心的是對于他自己的忠實。
一句話恰好表現了他自己的思想情感，照理他就應該感覺滿意。
不過通常作家的顧慮，不僅在一句話是否恰好表現了他自己，同時也在它是否能說服或感動讀者。
因此，語文有兩重功用：一是表現，一是感動。
理想的文學作品是它的語文有了表現力就有了感動力，不在表現之外另求所謂“效果”（effect）。
不過這究竟是理想，滿作家自己意的作品往往不盡能滿讀者意。
在這種時會，缺陷有時在作品本身，也有時在讀者的欣賞力。
如果它在讀者的欣賞力，它可以藉教育彌補。
一個作家最難的事往往不在創造作品，而在創造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
這就是所謂“開風氣之先”。
如果缺陷在作品本身，根本的救濟仍在思想情感的深厚化，而不在語文的鋪張衒耀。
但是平庸的作家往往不懂得這簡單的道理，以為文學隻是雕章琢句就可以了事，于是“修詞學”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而文學與雄辯混為一談。
從文學史看，文學到了專在修詞家所謂“辭藻”上顯雕蟲小技時，往往也就到了它的頹廢時期。
文學與雄辯的分别，穆勒（J.S.Mill）說得最好：“雄辯是使人聽見的（heard），詩是無意中被人聽見的（overheard）。
當言說非自身就是目的而是達到一種目的之手段時，……當情感的表現帶著有意要在旁人心上産生一個印象時，那就不複是詩而變為雄辯了。
”穆勒雖專指詩，其實凡是純文學都與詩一理。
雄辯意在衒耀，文學須發于真心，心裡有那樣的話非那樣說出不可，一衒耀就是裝點門面，出空頭支票。
所以詩人魏爾倫（Verlaine）在論詩的詩裡大聲疾呼：“抓住雄辯，扭斷它的頸項！” 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家的風格，一時代或一學派也帶有它的特殊風格。
在歐洲，“古典的”、“浪漫的”、“寫實的”是幾種重要的不同的作風；在中國，文則六朝與唐宋，詩則選體與唐，唐與宋，詞則花間與北宋，北宋與南宋，各有各的特殊風味。
這種分别固然有一部分是實在的，它的根源在脾胃和眼光的不同；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文學史家和批評家誇張出來的，真正完美的文學都必合于一些基本的條件，純粹是“古典的”或純粹是“浪漫的”作家往往不是第一流作家。
一種風格流行到相當時期以後，有時容易由呆闆而僵硬腐朽，窮則必變，于是一個反動跟著來，另一種風格代起。
但是過些時候，這種新風格又變成舊的，引起另一個反動，有時打開另一新徑，也有時回轉到曾經一度放棄的舊徑，這種“趣味的漩轉”是文學演進的自然現象。
但是虛心靜氣的讀者和作者當不為一時風氣所囿，知道每一種風氣中都可以有好作品，承認它們的不同，但是不必強分優劣。
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到關于風格的另一些區别。
中國批評家常歡喜談陽剛與陰柔，濃麗與清淡，樸直與委婉，艱深與平易之類分别，而且各阿其所好，喜清淡就罵濃麗，喜濃麗就瞧不起清淡。
西方批評家也有同樣的脾氣。
這些分别有時起于作者的個性，是蘇東坡那樣的人，就會持銅琶鐵闆，唱“大江東去”；是柳耆卿那樣的人，就會執紅牙闆，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也有時起于所寫情境的分别，王摩诘寫田園山林之樂固然清淡，寫宮殿的排場還是很濃麗。
這都是自然而然，不假做作的。
如果與作者個性相稱，與題材内容相稱，各種不同的風格都可以有好文章。
最忌諱的是情思枯澀而要裝濃麗，情思平庸而要顯得艱深，性格偏于陰柔而要張牙舞爪地賣弄陽剛。
說來說去，還是回到我們對于表現的基本主張，思想必須與語文同一，人格必須與風格同一。
這就是易經所說的“修辭立其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