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語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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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如“百年”“隴首”之類仍可以為思想對象。
到了現在，語文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發生了根深蒂固的聯想，想到實物樹，馬上就聯想起它的名謂“樹”字。
在一般人的思想活動中，語文和實事實物常夾雜在一起，時而由實事實物跳到語文，時而由語文跳到實事實物。
概念與形像交互織成思想的内容。
因為心理習慣不同，有人側重用實事實物去想，有人側重用語文去想，但是絕對隻用一種對象去想的人大概不會有。
語文與思想密切相關，還可以另用一些心理的事來證明。
普通說思想“用腦”。
這話實在不很精确，思想須用全身，各種器官在思想時都在活動。
你可以猜出一個人在用思想，甚至猜出他在想什麼，因為從動作姿态上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有些人用思想時，必須身體取某種姿态，作某種活動，如叉腮，抖腿，搖頭，定睛，皺眉之類，你如果勉強停止或更動他的活動姿态，就會打斷他的思路。
在周身中，語言器官的活動對于思想尤為重要。
嬰兒想到什麼就須說什麼，成人在自言自語時就是在用思想。
有些人看書必須口裡念著才行，不念就看不下去。
就是“悶著想”，語言器官仍是在活動。
默想“三百”，喉舌就須作說“三百”兩字的動作，雖然這動作的顯著程度随人而異。
所以行為派心理學家說：“思想是無聲的語言，語言也就是有聲的思想。
”單從文化演進的過程來看，思想的豐富和語文的豐富常成正比。
一般動物思想不如人類，野蠻人思想不如文明人，關鍵都在語文的有無或貧富。
人類文化的進步可以說是字典的逐漸擴大。
一個民族的思想類型也往往取決于語文的特性。
中國的哲學文學和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有大半由于語文的性質不同。
我們所常想的（例如有些倫理觀念）西方人根本不想；西方人所常想的（例如有些玄學觀念）我們也根本不想，原因就在甲方有那一套語文而乙方沒有。
所以無論是哲學或文學，由甲國語文翻譯到乙國語文，都很難得準确。
我們固然很難說，思想和語文究竟誰是因誰是果，但是思想有時決定語言，語言也有時決定思想，這大概不成問題。
從這些事實看，思想是心理活動，它所藉以活動的是事物形像和語文（即意像和概念），離開事物形像和語文，思想無所憑借，便無從進行。
在為思想所憑借時，語文便夾在思想裡，便是“意”的一部分，在内的，與“意”的其馀部分同時進行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語文看成在外在後的“形式”，用來“表現”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
“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說法絕對不能成立。
流俗的表現說大概不外起于兩種誤解。
第一是把寫下來的（或說出來的）語文當作在外的“言”，以為思想原無語文，到寫或說時，才去另找語文，找得的語文便是思想的表現。
其實在寫或說之前，所要寫要說的已在心中成就，所成就者是連帶語文的思想，不是空洞遊離的思想。
比如我寫下一句話，下一句話的意義連同語文組織都已在心中想好，才下筆寫。
寫不過是紀錄，猶如将聲音灌到留聲機片，不能算是藝術的創作，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個形式。
第二個誤解是超于語文有時确須費力尋求，我們常感覺到心裡有話說不出，偶然有一陣感觸，覺得大有“詩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經驗，仿佛是小說的好材料，隻是沒有本領把它寫成作品。
這好像是證明語文是思想以後的事。
其實這是幻覺。
所謂“有話說不出”，“說不出”因為它根本未成為話，根本沒有想清楚，你看一部文學作品，盡管個個字你都熟悉，可是你做不到那樣。
舉一個短例來說：“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哪一個字你不認識，你沒有用過？可是你也許終身做不成這麼一首好詩。
這可以證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語文，而是運用語文的思想。
你根本沒有想，或是沒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飄忽來去的還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亂的意象和概念，你的虛榮心使你相信它們是“詩意”或是“一部未寫的小說”。
你必須努力使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體化，所謂确定化和具體化就是“語文化”，“詩意”才能成詩，像是小說材料的東西才能成小說。
心裡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語文，但是文學須從有限見無限，隻能用可以凝定于語文的情感思想來暗示其馀。
文學的思想不在起飄忽迷離的幻想，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語言。
在這凝定中實質與形式同時成就。
到了現在，語文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發生了根深蒂固的聯想，想到實物樹，馬上就聯想起它的名謂“樹”字。
在一般人的思想活動中，語文和實事實物常夾雜在一起，時而由實事實物跳到語文，時而由語文跳到實事實物。
概念與形像交互織成思想的内容。
因為心理習慣不同，有人側重用實事實物去想，有人側重用語文去想，但是絕對隻用一種對象去想的人大概不會有。
語文與思想密切相關，還可以另用一些心理的事來證明。
普通說思想“用腦”。
這話實在不很精确，思想須用全身，各種器官在思想時都在活動。
你可以猜出一個人在用思想，甚至猜出他在想什麼，因為從動作姿态上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有些人用思想時，必須身體取某種姿态，作某種活動，如叉腮，抖腿，搖頭，定睛，皺眉之類，你如果勉強停止或更動他的活動姿态，就會打斷他的思路。
在周身中，語言器官的活動對于思想尤為重要。
嬰兒想到什麼就須說什麼，成人在自言自語時就是在用思想。
有些人看書必須口裡念著才行，不念就看不下去。
就是“悶著想”，語言器官仍是在活動。
默想“三百”，喉舌就須作說“三百”兩字的動作，雖然這動作的顯著程度随人而異。
所以行為派心理學家說：“思想是無聲的語言，語言也就是有聲的思想。
”單從文化演進的過程來看，思想的豐富和語文的豐富常成正比。
一般動物思想不如人類，野蠻人思想不如文明人，關鍵都在語文的有無或貧富。
人類文化的進步可以說是字典的逐漸擴大。
一個民族的思想類型也往往取決于語文的特性。
中國的哲學文學和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有大半由于語文的性質不同。
我們所常想的（例如有些倫理觀念）西方人根本不想；西方人所常想的（例如有些玄學觀念）我們也根本不想，原因就在甲方有那一套語文而乙方沒有。
所以無論是哲學或文學，由甲國語文翻譯到乙國語文，都很難得準确。
我們固然很難說，思想和語文究竟誰是因誰是果，但是思想有時決定語言，語言也有時決定思想，這大概不成問題。
從這些事實看，思想是心理活動，它所藉以活動的是事物形像和語文（即意像和概念），離開事物形像和語文，思想無所憑借，便無從進行。
在為思想所憑借時，語文便夾在思想裡，便是“意”的一部分，在内的，與“意”的其馀部分同時進行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語文看成在外在後的“形式”，用來“表現”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
“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說法絕對不能成立。
流俗的表現說大概不外起于兩種誤解。
第一是把寫下來的（或說出來的）語文當作在外的“言”，以為思想原無語文，到寫或說時，才去另找語文，找得的語文便是思想的表現。
其實在寫或說之前，所要寫要說的已在心中成就，所成就者是連帶語文的思想，不是空洞遊離的思想。
比如我寫下一句話，下一句話的意義連同語文組織都已在心中想好，才下筆寫。
寫不過是紀錄，猶如将聲音灌到留聲機片，不能算是藝術的創作，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個形式。
第二個誤解是超于語文有時确須費力尋求，我們常感覺到心裡有話說不出，偶然有一陣感觸，覺得大有“詩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經驗，仿佛是小說的好材料，隻是沒有本領把它寫成作品。
這好像是證明語文是思想以後的事。
其實這是幻覺。
所謂“有話說不出”，“說不出”因為它根本未成為話，根本沒有想清楚，你看一部文學作品，盡管個個字你都熟悉，可是你做不到那樣。
舉一個短例來說：“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哪一個字你不認識，你沒有用過？可是你也許終身做不成這麼一首好詩。
這可以證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語文，而是運用語文的思想。
你根本沒有想，或是沒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飄忽來去的還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亂的意象和概念，你的虛榮心使你相信它們是“詩意”或是“一部未寫的小說”。
你必須努力使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體化，所謂确定化和具體化就是“語文化”，“詩意”才能成詩，像是小說材料的東西才能成小說。
心裡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語文，但是文學須從有限見無限，隻能用可以凝定于語文的情感思想來暗示其馀。
文學的思想不在起飄忽迷離的幻想，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語言。
在這凝定中實質與形式同時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