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與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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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章通常也叫做“寫”文章，在西文中作家一向稱“寫家”，作品叫做“寫品”。
寫須用手，故會作文章的人在中文裡有時叫做“名手”，會讀而不會作的人說是“眼高手低”。
這種語文的習慣頗值得想一想。
到底文章是“作”的還是“寫”的呢？創造文學的動作是“用心”還是“用手”呢？ 這問題實在不像它現于浮面的那麼膚淺。
因近代一派最占勢力的美學──克羅齊派──所争辯的焦點就在此。
依他們看，文藝全是心靈的活動，創造就是表現，也就是直覺。
這就是說，心裡想出一具體的境界，情趣與意象交融，情趣就已表現于那意象，而這時刻作品也就算完全成就了。
至于拿來把心裡所已想好的作品寫在紙上，那并非“表現”，那隻是“傳達”或“記錄”。
表現（即創造）全在心裡成就，記錄則如把唱出的樂歌灌音到留聲機片上去，全是物理的事實，與藝術無關。
如我們把克羅齊派學說略加修正一下，承認在創造時，心裡不僅想出可以表現情趣的意象，而且也想出了描繪那意象的語言文字，這就是說，全部作品都有了“腹稿”，那麼“寫”并非“作”的一個看法大緻是對的。
我提出這問題和連帶的一種美學觀點，因為它與作文方法有密切的關系。
普通語文習慣把“寫”看成“作”，認為寫是“用手”，也有一個原因。
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想好，拈一張稿紙，提筆就寫，一直寫将下去。
他們在寫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隻是想一句，寫一句，想一段，寫一段；上句未寫成時，不知下句是什麼，上段未寫成時，不知下段是什麼；到寫得無可再寫時，就自然終止。
這種習慣養成時，“不假思索”而任筆寫下去，寫得不知所雲，也是難免的事。
文章“不通”，大半是由這樣來的。
這種寫法很普遍，學生們在國文課堂裡作文，不用這個寫法的似居少數。
不但一般學生如此，就是有名的職業作家替報章雜志寫“連載”的稿子，往往還是用這個“急就”的辦法。
這一期的稿子印出來了，下一期的稿子還在未定之天。
有些作家甚至連寫都不寫，隻坐在一個沙發上随想随念，一個書記或打字員在旁邊聽著，随聽随錄，錄完一個段落了就送出發表。
這樣做成的作品，就整個輪廓看，總難免前後欠呼應，結構很零亂。
近代英美長篇小說有許多是這樣做成的，所以大半沒有連串的故事，也沒有完整的形式。
作家們甚至把“無形式”（formlessness）當作一個藝術的信條，以為藝術原來就應該如此。
這恐怕是藝術的一個厄運，有生命的東西都有一定完整的形式，首尾軀幹不完全或是不勻稱，那便成了一種怪物，而不是藝術。
這是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裡想好，寫隻是記錄，像克羅齊派美學家所主張的。
蘇東坡記文與可畫竹，說他先有“成竹在胸”，然後鋪紙濡毫，一揮而就。
“成竹在胸”于是成為“腹稿”的佳話。
這種辦法似乎是理想的，實際上很不易做到。
我自己也嘗試過，隻有在極短的篇幅中，像做一首絕句或律詩，我還可以把全篇完全在心裡想好；如篇幅長了那就很難。
它有種種不方便。
第一，我們的注意力和記憶力所能及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度，把幾千字甚至幾萬字的文章都一字一句地記在心裡，同時注意到每字每句每段的線索關聯，并且還要一直向前思索，縱假定是可能，這種繁重的工作對于心力也未免是一種不必要的損耗。
其次，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心理習慣，我想到一點意思，就必須把它寫下來，否則那意思在心裡隻是遊離不定。
好比打仗，想出一個
寫須用手，故會作文章的人在中文裡有時叫做“名手”，會讀而不會作的人說是“眼高手低”。
這種語文的習慣頗值得想一想。
到底文章是“作”的還是“寫”的呢？創造文學的動作是“用心”還是“用手”呢？ 這問題實在不像它現于浮面的那麼膚淺。
因近代一派最占勢力的美學──克羅齊派──所争辯的焦點就在此。
依他們看，文藝全是心靈的活動，創造就是表現，也就是直覺。
這就是說，心裡想出一具體的境界，情趣與意象交融，情趣就已表現于那意象，而這時刻作品也就算完全成就了。
至于拿來把心裡所已想好的作品寫在紙上，那并非“表現”，那隻是“傳達”或“記錄”。
表現（即創造）全在心裡成就，記錄則如把唱出的樂歌灌音到留聲機片上去，全是物理的事實，與藝術無關。
如我們把克羅齊派學說略加修正一下，承認在創造時，心裡不僅想出可以表現情趣的意象，而且也想出了描繪那意象的語言文字，這就是說，全部作品都有了“腹稿”，那麼“寫”并非“作”的一個看法大緻是對的。
我提出這問題和連帶的一種美學觀點，因為它與作文方法有密切的關系。
普通語文習慣把“寫”看成“作”，認為寫是“用手”，也有一個原因。
一般人作文往往不先将全部想好，拈一張稿紙，提筆就寫，一直寫将下去。
他們在寫一句之前，自然也得想一番，隻是想一句，寫一句，想一段，寫一段；上句未寫成時，不知下句是什麼，上段未寫成時，不知下段是什麼；到寫得無可再寫時，就自然終止。
這種習慣養成時，“不假思索”而任筆寫下去，寫得不知所雲，也是難免的事。
文章“不通”，大半是由這樣來的。
這種寫法很普遍，學生們在國文課堂裡作文，不用這個寫法的似居少數。
不但一般學生如此，就是有名的職業作家替報章雜志寫“連載”的稿子，往往還是用這個“急就”的辦法。
這一期的稿子印出來了，下一期的稿子還在未定之天。
有些作家甚至連寫都不寫，隻坐在一個沙發上随想随念，一個書記或打字員在旁邊聽著，随聽随錄，錄完一個段落了就送出發表。
這樣做成的作品，就整個輪廓看，總難免前後欠呼應，結構很零亂。
近代英美長篇小說有許多是這樣做成的，所以大半沒有連串的故事，也沒有完整的形式。
作家們甚至把“無形式”（formlessness）當作一個藝術的信條，以為藝術原來就應該如此。
這恐怕是藝術的一個厄運，有生命的東西都有一定完整的形式，首尾軀幹不完全或是不勻稱，那便成了一種怪物，而不是藝術。
這是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裡想好，寫隻是記錄，像克羅齊派美學家所主張的。
蘇東坡記文與可畫竹，說他先有“成竹在胸”，然後鋪紙濡毫，一揮而就。
“成竹在胸”于是成為“腹稿”的佳話。
這種辦法似乎是理想的，實際上很不易做到。
我自己也嘗試過，隻有在極短的篇幅中，像做一首絕句或律詩，我還可以把全篇完全在心裡想好；如篇幅長了那就很難。
它有種種不方便。
第一，我們的注意力和記憶力所能及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度，把幾千字甚至幾萬字的文章都一字一句地記在心裡，同時注意到每字每句每段的線索關聯，并且還要一直向前思索，縱假定是可能，這種繁重的工作對于心力也未免是一種不必要的損耗。
其次，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心理習慣，我想到一點意思，就必須把它寫下來，否則那意思在心裡隻是遊離不定。
好比打仗，想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