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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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

    他們沒有說理文所必具的條件而勉強做說理文,勢必襲陳腐的濫調發空洞的議論。

    我有時看到大學生的國文試卷,常是滿紙“大凡天下”,學理工者也是如此,因而深深地感覺到不健康的語文教育可以釀成思想糊塗。

    早習說理文的壞處還不僅此。

    青年期想像力較豐富,所謂“想像”是指運用具體的意象去思想,與我們一般成年人運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不同。

    這兩種思想類型的分别恰是文藝與科學的分别。

    所以有志習文學創作者必須趁想像力豐富時期,學會駕馭具體的情境,讓世界本其光熱色相活現于眼前,不隻是一些無血無肉的冷冰冰的理。

    舍想像不去發展,隻耗精力于說理,結果心裡就隻會有“理”而不會有“象”,那就是說,養成一種與文藝相反的習慣。

    我自己吃過這虧,所以知道很清楚。

     現代許多文學青年歡喜寫抒情詩文。

    我曾做過一個文藝刊物的編輯,收到的青年作家的稿件以抒情詩文為最多。

    文學本是表現情感的,青年人是最富于情感的,這兩件事實湊攏起來,當然的結論是青年人是愛好文學的。

    在事實上許多青年人走上文學的路,也确是因為他們需要發洩情感。

    不過就習作說,入手就寫言情詩文仍是不妥當。

    第一,情感迷離恍忽,不易捉摸,正如夢中不易說夢,醉中隻覺陶陶。

    詩人華茲華司說得好,“詩起于沉靜中回味得來的情緒”,意與中文成語“痛定思痛”相近。

    青年人容易感受情緒,卻不容易于沉靜中回味情緒,感受情緒而加以沉靜回味是始而“入乎其中”,繼而“出乎其外”,這需要相當的修養。

    回味之後,要把情緒表現出來,也不能悲即言悲,喜即言喜,必須使情緒融化于具體的意象,或寓情于事,如“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雲中,故人從此去”,不言惜别而惜别自見;或寓情于景(即本文所謂态),如“西風殘照,漢家陵阙”,不言悲涼而悲涼自見。

    所以言情必藉叙事繪态,如果沒有先學叙事繪态,言情文絕不易寫得好。

    現在一般青年作家祇知道抽象地說悲說喜,再加上接二連三的驚歎号,以為這就算盡了言情的能事。

    悲喜即言喜,誰不會?堆砌驚歎号,誰不會?祇是你言悲言喜而讀者不悲不喜,你用驚歎号而讀者并不覺有驚歎的必要,那還算得什麼文學作品?其次,情感自身也需要陶冶镕煉,才值得文學表現。

    人生經驗愈豐富,事理觀察愈深刻,情感也就愈沉著,愈易融化于具體的情境。

    最沉痛的言情詩文往往不是一個作家的早年作品,我們的屈原、庾信、杜甫和蘇轼,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亞和哥德都可以為證。

    青年人的情感來得容易,也來得浮泛,十個人失戀就有九個人要悲觀自殺,就有九個人表現同樣的姿态,過了一些時候,就有九個人都仍舊歡天喜地過日子。

    他們的言情作品往往表現一種淺薄的感傷主義,即西方人所謂sentimentalism。

    這恰是上品言情文的大忌諱。

     為初學寫作者說法,說理文可緩作,言情文也可緩作,剩下來的隻有叙事繪态兩種。

    事與态都是擺在眼前的,極具體而有客觀性,比較容易捉摸,好比習畫寫生,模特兒擺在面前,看著它一筆一筆地模拟,如果有一筆不像,還可以随看随改。

    緊抓住實事實物,決不至堕入空洞膚泛的惡習。

    叙事與繪态之中還是叙事最要緊。

    叙事其實就是繪動态,能繪動态就能繪靜态。

    純粹的繪靜态文極易流于呆闆,而且在事實上也極少見。

    事物不能很久地留在靜态中,離靜而動,即變為事,即成為叙事的對象。

    因此叙事文與繪态文極不易分,叙事文即于叙事中繪态,繪态文也必夾叙事才能生動。

    叙事文與繪态文做好了,其它各體文自可迎刃而解,因為嚴格地說,情與理還是心理方面的動作,還是可以認成“事”,還是有它們的“态”,所不同者它們比較偏于主觀的,不如一般外在事态那樣容易著筆。

    在外在事态上下過一番工夫,然後再以所得的娴熟的手腕去應付内在的事态(即情理),那就沒有多大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