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
關燈
小
中
大
劇，都是痛定思痛，把所寫的事看成一種有趣的意象，有幾分把它當作戲看的意思。
絲毫沒有諧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詩，也不易欣賞詩。
詩與諧都是生氣的富裕，不能諧是枯燥貧竭的征候，枯燥貧竭的人和詩沒有緣分。
但是詩也是最不易諧，因為詩最忌輕薄，而諧則最易流于輕薄。
”這段引語裡的“諧”就是幽默，我這番話雖專就詩說，實在可通用于一般文藝。
我們須承認幽默對于文藝的重要，同時也要指出幽默是極不容易的事。
幽默有種種程度上的分别。
說高一點，莊子、司馬遷、陶潛、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們的幽默；說低一點，說相聲、玩雜耍、村戲打诨、市井流氓鬬唇舌、報屁股上的馀興之類玩藝也有他們的幽默。
幽默之中有一個極微妙的分寸，失去這個分寸就落到下流輕薄。
大約在第一流作品中，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嚴肅嘗化成一片，一譏一笑，除掉助興和打動風趣以外，還有一點深刻隽永的意味，不但可耐人尋思，還可激動情感，笑中有淚，譏諷中有同情。
許多大詩人、悲劇家、喜劇家和小說家嘗有這副本領。
不過這種幽默往往需要相當的修養才能領會欣賞，一般人大半隻會欣賞說相聲、唱雙簧、村戲打诨、流氓顯俏皮勁那一類的幽默。
他們在實際人生中歡喜這些玩藝，在文藝作品中也還是要求這些玩藝。
有些作家為著要逢迎這種低級趣味，不惜自居小醜，以谑浪笑傲為能事。
前些時候有所謂“幽默小品”藉幾種流行的刊物轟動了一時，一般男女老少都買它、讀它、羨慕它、模仿它。
一直到現在，它的影響還很大。
第三是搖旗呐喊，黨同伐異。
思想上隻有是非，文藝上隻有美醜。
我們的去取好惡應該隻有這一個标準。
如果在文藝方面，我們有敵友的分别，凡是對文藝持嚴肅純正的态度而确有成就者都應該是朋友，凡是利用文藝作其他企圖而作品表現低級趣味者都應該是仇敵。
至于一個作者在學術、政治、宗教、區域、杜會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相同，甚至于他和我是否在私人方面有無恩怨關系，一律都在不應過問之列。
文藝是創造的，各人貴有獨到，所以人與人在文藝上不同，比較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同應該還要多些。
某一地某一時的文藝，不同愈多，它的活力也就愈大。
當然，每一時一地的作家傾向常有相近的，本著同聲相應的原則，聚集在一起成為一種派别，這是曆史上常有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壞事。
不過模仿江湖幫客結義的辦法，立起一個寨主，樹起一面旗幟，招徒聚衆，搖旗呐喊，自壯聲威，逼得過路來往人等都來“落草”歸化，敢有别樹一幟的就興師動衆，殺将過去，這種辦法于己于人都無好處，于文藝更無好處。
我們無用諱言，這種江湖幫客的惡習在我們的文藝界似仍很猖獗。
文藝界也有一班野心政客，要霸占江山，壟斷顧客，争竊宗主，?顔以“提攜新進作家”自命，招收徒弟，一有了“群衆”，就像王麻兒賣膏藥，沿途号喊“隻此一家，謹防假冒”，至于自己的膏藥是“萬寶靈應”，那更不用說了。
他們一方面既虛張自己的聲勢，寫成一部作品便大吹大擂地聲張出去；一方面又要殺他人的威風，遇到一個不在自己旗幟之下的作品，便把它扯得稀濫，斷章取義把它指摘得體無完膚，最優待的辦法也隻是予以冷酷的忽視。
這種“策略”并不限于某一派人。
文言作者與白話作者相待如此，白話作者中種種派别互相對待也是如此。
可憐許多天真的讀者經不起這種呐喊嘲罵的暗示，深入彀中而不自知，不由自主地養成一些偏見，是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好的，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壞的，在閱讀與領會之前便已注定了作品的價值。
拿“低級趣味”來形容他們，恐怕還太輕吧。
第四是道學冬烘，說教勸善。
我們在讨論題材内容時，已經指出文藝宣傳口号教條的錯誤。
在這裡我們将要談的倒不是有意作宣傳的作品，而是從狹義的道德觀點來看作品中人物情境一個普遍的心理習慣。
文藝要忠實地表現人生，人生原有善惡媸妍幸運災禍各方面。
我們的道德意識天然地叫我們歡喜善的、美的、幸運的、歡樂的一方面，而厭惡惡的、醜的、災禍的、悲慘的一方面。
但是文藝看人生，如安諾德所說的，須是“鎮定的而且全面的”（Lookonlifesteadilyandasawhole），就不應單著眼到光明而閃避黑暗。
站在高一層去看，相反的往往适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偉大莊嚴。
一般人卻不容易站在高一層去看，在實際人生中盡管有缺陷，在文藝中他們卻希望這種缺陷能得到彌補。
莎士比亞寫李爾王，讓一個最孝順最純潔的女子在結局時遭遇慘死。
約翰生說他不能把這部悲劇看到終局，因為收場太慘。
十八世紀中這部悲劇出現于舞台，收場完全改過，
絲毫沒有諧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詩，也不易欣賞詩。
詩與諧都是生氣的富裕，不能諧是枯燥貧竭的征候，枯燥貧竭的人和詩沒有緣分。
但是詩也是最不易諧，因為詩最忌輕薄，而諧則最易流于輕薄。
”這段引語裡的“諧”就是幽默，我這番話雖專就詩說，實在可通用于一般文藝。
我們須承認幽默對于文藝的重要，同時也要指出幽默是極不容易的事。
幽默有種種程度上的分别。
說高一點，莊子、司馬遷、陶潛、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們的幽默；說低一點，說相聲、玩雜耍、村戲打诨、市井流氓鬬唇舌、報屁股上的馀興之類玩藝也有他們的幽默。
幽默之中有一個極微妙的分寸，失去這個分寸就落到下流輕薄。
大約在第一流作品中，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嚴肅嘗化成一片，一譏一笑，除掉助興和打動風趣以外，還有一點深刻隽永的意味，不但可耐人尋思，還可激動情感，笑中有淚，譏諷中有同情。
許多大詩人、悲劇家、喜劇家和小說家嘗有這副本領。
不過這種幽默往往需要相當的修養才能領會欣賞，一般人大半隻會欣賞說相聲、唱雙簧、村戲打诨、流氓顯俏皮勁那一類的幽默。
他們在實際人生中歡喜這些玩藝，在文藝作品中也還是要求這些玩藝。
有些作家為著要逢迎這種低級趣味，不惜自居小醜，以谑浪笑傲為能事。
前些時候有所謂“幽默小品”藉幾種流行的刊物轟動了一時，一般男女老少都買它、讀它、羨慕它、模仿它。
一直到現在，它的影響還很大。
第三是搖旗呐喊，黨同伐異。
思想上隻有是非，文藝上隻有美醜。
我們的去取好惡應該隻有這一個标準。
如果在文藝方面，我們有敵友的分别，凡是對文藝持嚴肅純正的态度而确有成就者都應該是朋友，凡是利用文藝作其他企圖而作品表現低級趣味者都應該是仇敵。
至于一個作者在學術、政治、宗教、區域、杜會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相同，甚至于他和我是否在私人方面有無恩怨關系，一律都在不應過問之列。
文藝是創造的，各人貴有獨到，所以人與人在文藝上不同，比較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同應該還要多些。
某一地某一時的文藝，不同愈多，它的活力也就愈大。
當然，每一時一地的作家傾向常有相近的，本著同聲相應的原則，聚集在一起成為一種派别，這是曆史上常有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壞事。
不過模仿江湖幫客結義的辦法，立起一個寨主，樹起一面旗幟，招徒聚衆，搖旗呐喊，自壯聲威，逼得過路來往人等都來“落草”歸化，敢有别樹一幟的就興師動衆，殺将過去，這種辦法于己于人都無好處，于文藝更無好處。
我們無用諱言，這種江湖幫客的惡習在我們的文藝界似仍很猖獗。
文藝界也有一班野心政客，要霸占江山，壟斷顧客，争竊宗主，?顔以“提攜新進作家”自命，招收徒弟，一有了“群衆”，就像王麻兒賣膏藥，沿途号喊“隻此一家，謹防假冒”，至于自己的膏藥是“萬寶靈應”，那更不用說了。
他們一方面既虛張自己的聲勢，寫成一部作品便大吹大擂地聲張出去；一方面又要殺他人的威風，遇到一個不在自己旗幟之下的作品，便把它扯得稀濫，斷章取義把它指摘得體無完膚，最優待的辦法也隻是予以冷酷的忽視。
這種“策略”并不限于某一派人。
文言作者與白話作者相待如此，白話作者中種種派别互相對待也是如此。
可憐許多天真的讀者經不起這種呐喊嘲罵的暗示，深入彀中而不自知，不由自主地養成一些偏見，是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好的，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壞的，在閱讀與領會之前便已注定了作品的價值。
拿“低級趣味”來形容他們，恐怕還太輕吧。
第四是道學冬烘，說教勸善。
我們在讨論題材内容時，已經指出文藝宣傳口号教條的錯誤。
在這裡我們将要談的倒不是有意作宣傳的作品，而是從狹義的道德觀點來看作品中人物情境一個普遍的心理習慣。
文藝要忠實地表現人生，人生原有善惡媸妍幸運災禍各方面。
我們的道德意識天然地叫我們歡喜善的、美的、幸運的、歡樂的一方面，而厭惡惡的、醜的、災禍的、悲慘的一方面。
但是文藝看人生，如安諾德所說的，須是“鎮定的而且全面的”（Lookonlifesteadilyandasawhole），就不應單著眼到光明而閃避黑暗。
站在高一層去看，相反的往往适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偉大莊嚴。
一般人卻不容易站在高一層去看，在實際人生中盡管有缺陷，在文藝中他們卻希望這種缺陷能得到彌補。
莎士比亞寫李爾王，讓一個最孝順最純潔的女子在結局時遭遇慘死。
約翰生說他不能把這部悲劇看到終局，因為收場太慘。
十八世紀中這部悲劇出現于舞台，收場完全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