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上的低級趣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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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者态度
文藝的功用在表現作者的情感思想，傳達于讀者，使讀者由領會而感動。
就作者說，他有兩重自然的急迫需要。
第一是表現。
情感思想是生機，自然需要宣洩，宣洩才暢通愉快，不宣洩即抑郁苦悶。
所以文藝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一個作家如果無絕對的必要，他最好是守緘默；得已而不已，勉強找話來說，他的動機就不純正，源頭就不充實，态度就不誠懇，作品也就不會有很大的藝術價值。
其次是傳達的需要。
人是社會動物，需要同情，自己愈珍視的精神價值愈熱烈地渴望有人能分享。
一個作者肯以深心的秘蘊交付給讀者，就顯得他對讀者有極深的同情，同時也需要讀者的同情報答。
所以他的态度必須是誠懇的，嚴肅而又親切的。
如果一個作家在内心上并無這種同情，隻是要向讀者博取一點版稅或是虛聲，為達到這種不很光明的目的，就不惜擇不很光明的手段，逢迎讀者，欺騙讀者，那也就決說不上文藝。
在事實上，文藝成為一種職業以後，這兩種毛病，這表現與傳達兩種急迫需要的缺乏，都很普遍。
作者對自己不忠實，對讀者不忠實，如何能對藝術忠實呢？這是作者态度上的基本錯誤，許多低級趣味的表現都從此起。
第一是無病呻吟，裝腔作勢。
文藝必出于至性深情，誰也知道。
但是沒有至性深情的人也嘗有出産作品的引誘，于是就隻有裝腔作勢，或是取淺薄俗濫的情調加以過分的誇張。
最壞的當然是裝腔作勢，心裡沒有那種感觸，卻裝著有那種感觸。
滿腔塵勞俗慮，偏學陶謝恣情山水，冒充風雅；色情的追逐者實際隻要滿足生理的自然需要，卻跟著浪漫詩人讴歌戀愛聖潔至上；過的是驕奢淫佚的生活，行徑近于市儈士紳，卻咀咒社會黑暗，談一點主義，喊幾聲口号，居然像一個革命家。
如此等類，數不勝數，沐猴而冠，人不像人。
此外有一班人自以為有的是情感，無論它怎樣淺薄俗濫，都把它和盤托出，盡量加以渲染誇張。
這可以說是“洩氣主義”。
人非木石，誰對于人事物态的變化沒有一點小感觸？春天來了，萬物欣欣向榮。
心裡不免起一陣欣喜或一點留戀；秋天來了，生趣逐漸蕭索，回想自家身世，多少有一點遲暮之感；清風明月不免擾動閨思，古樹暮鴉不免令人暗傷羁旅；自己估定的身價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就覺得懷才莫展，牢騷抑郁；喝了幾杯老酒，心血來潮，仿佛自己有一副蓋世英雄的氣概，倘若有一兩位“知己”，披肝瀝膽，互相推許，于是感激圖報的“義氣”就湧上來了。
這一切本來都是人情之常，但是人情之常中正有許多荒唐妄誕，酸氣濫調，除掉當作喜劇的穿插外，用不著大吹大擂。
不幸許多作家終生在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中讨生活，像醉漢呓語，就把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傾瀉到他們所謂“作品”裡去。
“一把酸辛淚”卻是“滿紙荒唐言。
”這種“洩氣主義”有它的悠久的曆史傳統。
中國自古有所謂“騷人墨客”，徜徉詩酒，嗟歎生平，看他們那樣“狂歌當泣”的神情，竟似胸中真有銷不盡的閑愁，澆不平的磈磊。
至于一般士女的理想向來是才子佳人，而才子佳人的唯一的身份證是“善病工愁”，“吟風弄月”。
在歐洲，與浪漫主義結緣最深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事實上也還是一種“洩氣主義”。
詩人們都自以為是誤落人寰的天仙，理想留在雲端，雙腳陷在泥淖，不能自拔，怨天尤人，仿佛以為不帶這麼一點感傷色彩，就顯不出他們的高貴的身份。
拜倫的那一身刺眼的服裝，那一副憔悴行吟長籲短歎的神情，在當時迷醉了幾多西方的佳人才子！時代過了，我們冷眼看他一看，他那一副像挺得筆直，做姿勢讓人畫像的樣子是多麼滑稽可笑！我們在這新舊交替之際，還有許多人一方面承繼著固有的騷人墨客和才子佳人的傳統，一方面又染著西方浪漫主義的比較粗陋一面的色彩，滿紙痛哭流淚，骨子裡實在沒有什麼親切深摯的情感。
這種作品，像柏拉圖老早就已經看到的，可以逢迎人類愛找情感刺激的弱點，嘗特别受讀者歡迎。
這種趣味是低級的，因為它是頹廢的，不健康的，而且是不藝術的。
其次是嘻皮笑臉，油腔滑調。
取這種态度的作者大半拿文藝來逢場作戲，援“幽默”作護身符。
本來文藝的起源近于遊戲，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鮮有趣上面玩索流連，都是人類在精力富裕生氣洋溢時所發的自由活動。
所以文藝都離不掉幾分幽默。
我在詩論裡詩與諧隐篇曾經說過：“凡詩都難免有若幹諧趣。
情緒不外悲喜兩端。
喜劇中都有諧趣，用不著說；就是把最悲慘的事當作詩看時，也必在其中見出諧趣。
我們如果仔細玩味蔡琰的悲憤詩或是杜甫的新婚别之類的作品，或是寫自己的悲劇，或是寫旁人的悲
就作者說，他有兩重自然的急迫需要。
第一是表現。
情感思想是生機，自然需要宣洩，宣洩才暢通愉快，不宣洩即抑郁苦悶。
所以文藝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一個作家如果無絕對的必要，他最好是守緘默；得已而不已，勉強找話來說，他的動機就不純正，源頭就不充實，态度就不誠懇，作品也就不會有很大的藝術價值。
其次是傳達的需要。
人是社會動物，需要同情，自己愈珍視的精神價值愈熱烈地渴望有人能分享。
一個作者肯以深心的秘蘊交付給讀者，就顯得他對讀者有極深的同情，同時也需要讀者的同情報答。
所以他的态度必須是誠懇的，嚴肅而又親切的。
如果一個作家在内心上并無這種同情，隻是要向讀者博取一點版稅或是虛聲，為達到這種不很光明的目的，就不惜擇不很光明的手段，逢迎讀者，欺騙讀者，那也就決說不上文藝。
在事實上，文藝成為一種職業以後，這兩種毛病，這表現與傳達兩種急迫需要的缺乏，都很普遍。
作者對自己不忠實，對讀者不忠實，如何能對藝術忠實呢？這是作者态度上的基本錯誤，許多低級趣味的表現都從此起。
第一是無病呻吟，裝腔作勢。
文藝必出于至性深情，誰也知道。
但是沒有至性深情的人也嘗有出産作品的引誘，于是就隻有裝腔作勢，或是取淺薄俗濫的情調加以過分的誇張。
最壞的當然是裝腔作勢，心裡沒有那種感觸，卻裝著有那種感觸。
滿腔塵勞俗慮，偏學陶謝恣情山水，冒充風雅；色情的追逐者實際隻要滿足生理的自然需要，卻跟著浪漫詩人讴歌戀愛聖潔至上；過的是驕奢淫佚的生活，行徑近于市儈士紳，卻咀咒社會黑暗，談一點主義，喊幾聲口号，居然像一個革命家。
如此等類，數不勝數，沐猴而冠，人不像人。
此外有一班人自以為有的是情感，無論它怎樣淺薄俗濫，都把它和盤托出，盡量加以渲染誇張。
這可以說是“洩氣主義”。
人非木石，誰對于人事物态的變化沒有一點小感觸？春天來了，萬物欣欣向榮。
心裡不免起一陣欣喜或一點留戀；秋天來了，生趣逐漸蕭索，回想自家身世，多少有一點遲暮之感；清風明月不免擾動閨思，古樹暮鴉不免令人暗傷羁旅；自己估定的身價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就覺得懷才莫展，牢騷抑郁；喝了幾杯老酒，心血來潮，仿佛自己有一副蓋世英雄的氣概，倘若有一兩位“知己”，披肝瀝膽，互相推許，于是感激圖報的“義氣”就湧上來了。
這一切本來都是人情之常，但是人情之常中正有許多荒唐妄誕，酸氣濫調，除掉當作喜劇的穿插外，用不著大吹大擂。
不幸許多作家終生在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中讨生活，像醉漢呓語，就把這些淺薄俗濫的情調傾瀉到他們所謂“作品”裡去。
“一把酸辛淚”卻是“滿紙荒唐言。
”這種“洩氣主義”有它的悠久的曆史傳統。
中國自古有所謂“騷人墨客”，徜徉詩酒，嗟歎生平，看他們那樣“狂歌當泣”的神情，竟似胸中真有銷不盡的閑愁，澆不平的磈磊。
至于一般士女的理想向來是才子佳人，而才子佳人的唯一的身份證是“善病工愁”，“吟風弄月”。
在歐洲，與浪漫主義結緣最深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事實上也還是一種“洩氣主義”。
詩人們都自以為是誤落人寰的天仙，理想留在雲端，雙腳陷在泥淖，不能自拔，怨天尤人，仿佛以為不帶這麼一點感傷色彩，就顯不出他們的高貴的身份。
拜倫的那一身刺眼的服裝，那一副憔悴行吟長籲短歎的神情，在當時迷醉了幾多西方的佳人才子！時代過了，我們冷眼看他一看，他那一副像挺得筆直，做姿勢讓人畫像的樣子是多麼滑稽可笑！我們在這新舊交替之際，還有許多人一方面承繼著固有的騷人墨客和才子佳人的傳統，一方面又染著西方浪漫主義的比較粗陋一面的色彩，滿紙痛哭流淚，骨子裡實在沒有什麼親切深摯的情感。
這種作品，像柏拉圖老早就已經看到的，可以逢迎人類愛找情感刺激的弱點，嘗特别受讀者歡迎。
這種趣味是低級的，因為它是頹廢的，不健康的，而且是不藝術的。
其次是嘻皮笑臉，油腔滑調。
取這種态度的作者大半拿文藝來逢場作戲，援“幽默”作護身符。
本來文藝的起源近于遊戲，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鮮有趣上面玩索流連，都是人類在精力富裕生氣洋溢時所發的自由活動。
所以文藝都離不掉幾分幽默。
我在詩論裡詩與諧隐篇曾經說過：“凡詩都難免有若幹諧趣。
情緒不外悲喜兩端。
喜劇中都有諧趣，用不著說；就是把最悲慘的事當作詩看時，也必在其中見出諧趣。
我們如果仔細玩味蔡琰的悲憤詩或是杜甫的新婚别之類的作品，或是寫自己的悲劇，或是寫旁人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