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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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的典故，卻比原文來得委婉有含蓄。
棄彼取此，亦全憑趣味。
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談欣賞和創作，摘句說明，隻是為其輕而易舉，其實一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
你可以特别愛好某一家，某一禮，某一時代，某一派别，把其馀都看成左道狐禅。
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地強烈深固，一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别敵友，黨其所同，伐其所異。
文學史上許多派别，許多筆墨官司，都是這樣起來的。
在這裡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于好壞，好的就應得一緻愛好，壞的就應得一緻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麼大的紛歧呢？你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贊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纭擾攘，莫衷一是。
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勃萊克、華茲華司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
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哥德，約翰生看不起密爾敦，佛朗司譏诮荷馬和浮吉爾。
這種趣味的紛歧是極有趣的事實。
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一是資禀性情。
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
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
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産生的文藝就各具一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
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
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畫那樣一目了然，“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隐約；在性情方面，“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面，“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内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
這隻是就幾個荦荦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禀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曆。
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謝安表示異議，說：“讦谟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緻。
”（見世說新語）。
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
謝安自己是當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
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
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曆的相近，我們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
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别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
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
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
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G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于一個派别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裡）都有它的習尚。
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與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
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隻有那一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馀一切。
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産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
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
棄彼取此，亦全憑趣味。
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談欣賞和創作，摘句說明，隻是為其輕而易舉，其實一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
你可以特别愛好某一家，某一禮，某一時代，某一派别，把其馀都看成左道狐禅。
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地強烈深固，一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别敵友，黨其所同，伐其所異。
文學史上許多派别，許多筆墨官司，都是這樣起來的。
在這裡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于好壞，好的就應得一緻愛好，壞的就應得一緻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麼大的紛歧呢？你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贊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纭擾攘，莫衷一是。
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勃萊克、華茲華司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
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哥德，約翰生看不起密爾敦，佛朗司譏诮荷馬和浮吉爾。
這種趣味的紛歧是極有趣的事實。
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一是資禀性情。
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
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
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産生的文藝就各具一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
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
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畫那樣一目了然，“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隐約；在性情方面，“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面，“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内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
這隻是就幾個荦荦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禀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曆。
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謝安表示異議，說：“讦谟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緻。
”（見世說新語）。
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
謝安自己是當朝一品，所以特别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
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
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曆的相近，我們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
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别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
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
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
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G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于一個派别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裡）都有它的習尚。
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與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
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隻有那一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馀一切。
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産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
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