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禀與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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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
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文學的特優資禀，如果他不下功夫修養，他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
天才愈卓越，修養愈深厚，成就也就愈偉大。
比如說李白杜甫對于詩不能說是無天才，可是讀過他們的詩集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大詩人所下的工夫。
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模拟過。
杜詩無一字無來曆，世所共知。
他自述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西方大詩人像但丁、莎士比亞、哥德諸人，也沒有一個不是修養出來的。
莎士比亞是一般人公評為天才多于學問的，但是誰能測量他的學問的深淺？醫生說，隻有醫生才能寫出他的某一幕；律師說，隻有學過法律的人才能了解他的某一劇的術語。
你說他沒有下工夫研究過醫學、法學等等？我們都驚訝他的成熟作品的偉大，卻忘記他的大半生精力都費在改編前人的劇本，在其中讨訣竅。
這隻是随便舉幾個例。
完全是“天生的”而不經“造作”的詩人在曆史上卻無先例。
孔子有一段論學問的話最為人所稱道：“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這話确有至理，但亦看“知”的對象為何。
如果所知的是文學，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沒有，“困而知之”者也沒有，大部分文學家是有“生知”的資禀，再加上“困學”的工夫，“生知”的資禀多一點，“困學”的工夫也許可以少一點。
牛頓說：“天才是長久的耐苦”。
這話也須用邏輯眼光去看，長久的耐苦不一定造成天才，天才卻有賴于長久的耐苦。
一切的成就都如此，文學隻是一例。
天生的是資禀，造作的是修養；資禀是潛能，是種子；修養使潛能實現，使種子發芽成樹，開花結實。
資禀不是我們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養卻全靠自家的努力。
在文學方面，修養包涵極廣，舉其大要，約有三端。
第一是人品的修養。
人品與文品的關系是美學家争辯最烈的問題，我們在這裡隻能說一個梗概。
從一方面說，人品與文品似無必然的關系。
魏文帝早已說過：“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劉彥和在文心雕龍程器篇裡一口氣就數了一二十個沒有品行的文人，齊梁以後有許多更顯著的例，像馮廷巳、嚴嵩、阮大鍼之流還不在内。
在克羅齊派美學家看，這也并不足為奇。
藝術的活動出于直覺，道德的活動出于意志；一為超實用的，一為實用的，二者實不相謀。
因此，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批評家也不應從他的生平事迹推論他的藝術的人格。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言為心聲，文如其人。
思想情感為文藝的淵源，性情品格又為思想情感的型範；思想情感真純則文藝華實相稱，性情品格深厚則思想情感亦自真純。
“仁者之言藹如”，“被辭知其所蔽”。
屈原的忠貞耿介，陶潛的沖虛高遠，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
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而是整個人格的表現。
不了解他們的人格，就決不能徹底了解他們的文藝。
從這個觀點看，培養文品在基礎上下工夫就必須培養人品。
這是中國先儒的一緻主張，“文以載道”說也就是從這個看法出來的。
人是有機體，直覺與意志，藝術的活動與道德的活動恐怕都不能像克羅齊分的那樣清楚。
古今盡管有人品很卑鄙而文藝卻很優越的，究竟是占少數，我們可以用心理學上的“雙重人格”去解釋。
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個盡管不矜細行，在乙重人格（文藝的）中他卻謹嚴真誠。
這種雙重人格究竟是一種變态，如論常例，文品表現人品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在文藝上有真正偉大的成就，他必須有道德的修養。
我們并非鼓勵他去做狹隘的古闆的道學家，我們也并不主張一切文學家在品格上都走上一條路。
文品需要努力創造，各有獨到，人品亦如此，一個文學家必須有真摯的性情和高遠的胸襟
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文學的特優資禀，如果他不下功夫修養，他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
天才愈卓越，修養愈深厚，成就也就愈偉大。
比如說李白杜甫對于詩不能說是無天才，可是讀過他們的詩集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大詩人所下的工夫。
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模拟過。
杜詩無一字無來曆，世所共知。
他自述經驗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西方大詩人像但丁、莎士比亞、哥德諸人，也沒有一個不是修養出來的。
莎士比亞是一般人公評為天才多于學問的，但是誰能測量他的學問的深淺？醫生說，隻有醫生才能寫出他的某一幕；律師說，隻有學過法律的人才能了解他的某一劇的術語。
你說他沒有下工夫研究過醫學、法學等等？我們都驚訝他的成熟作品的偉大，卻忘記他的大半生精力都費在改編前人的劇本，在其中讨訣竅。
這隻是随便舉幾個例。
完全是“天生的”而不經“造作”的詩人在曆史上卻無先例。
孔子有一段論學問的話最為人所稱道：“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這話确有至理，但亦看“知”的對象為何。
如果所知的是文學，我相信“生而知之”者沒有，“困而知之”者也沒有，大部分文學家是有“生知”的資禀，再加上“困學”的工夫，“生知”的資禀多一點，“困學”的工夫也許可以少一點。
牛頓說：“天才是長久的耐苦”。
這話也須用邏輯眼光去看，長久的耐苦不一定造成天才，天才卻有賴于長久的耐苦。
一切的成就都如此，文學隻是一例。
天生的是資禀，造作的是修養；資禀是潛能，是種子；修養使潛能實現，使種子發芽成樹，開花結實。
資禀不是我們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養卻全靠自家的努力。
在文學方面，修養包涵極廣，舉其大要，約有三端。
第一是人品的修養。
人品與文品的關系是美學家争辯最烈的問題，我們在這裡隻能說一個梗概。
從一方面說，人品與文品似無必然的關系。
魏文帝早已說過：“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劉彥和在文心雕龍程器篇裡一口氣就數了一二十個沒有品行的文人，齊梁以後有許多更顯著的例，像馮廷巳、嚴嵩、阮大鍼之流還不在内。
在克羅齊派美學家看，這也并不足為奇。
藝術的活動出于直覺，道德的活動出于意志；一為超實用的，一為實用的，二者實不相謀。
因此，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批評家也不應從他的生平事迹推論他的藝術的人格。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言為心聲，文如其人。
思想情感為文藝的淵源，性情品格又為思想情感的型範；思想情感真純則文藝華實相稱，性情品格深厚則思想情感亦自真純。
“仁者之言藹如”，“被辭知其所蔽”。
屈原的忠貞耿介，陶潛的沖虛高遠，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都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
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們的一篇一什都不僅為某一時會即景生情偶然興到的成就，而是整個人格的表現。
不了解他們的人格，就決不能徹底了解他們的文藝。
從這個觀點看，培養文品在基礎上下工夫就必須培養人品。
這是中國先儒的一緻主張，“文以載道”說也就是從這個看法出來的。
人是有機體，直覺與意志，藝術的活動與道德的活動恐怕都不能像克羅齊分的那樣清楚。
古今盡管有人品很卑鄙而文藝卻很優越的，究竟是占少數，我們可以用心理學上的“雙重人格”去解釋。
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個盡管不矜細行，在乙重人格（文藝的）中他卻謹嚴真誠。
這種雙重人格究竟是一種變态，如論常例，文品表現人品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在文藝上有真正偉大的成就，他必須有道德的修養。
我們并非鼓勵他去做狹隘的古闆的道學家，我們也并不主張一切文學家在品格上都走上一條路。
文品需要努力創造，各有獨到，人品亦如此，一個文學家必須有真摯的性情和高遠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