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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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文章作一個辯護。

     先談文學有用無用問題。

    一般人嫌文學無用,近代有一批主張“為文藝而文藝”的人卻以為文學的妙處正在它無用。

    它和其它藝術一樣,是人類超脫自然需要的束縛而發出的自由活動。

    比如說,茶壺有用,因能盛茶,是壺就可以盛茶,不管它是泥的瓦的扁的圓的,自然需要止于此。

    但是人不以此為滿足,制壺不但要能盛茶,還要能娛目賞心,于是在質料、式樣、顔色上費盡機巧以求美觀。

    就淺狹的功利主義看,這種工夫是多馀的,無用的;但是超出功利觀點來看,它是人自作主宰的活動。

    人不憚煩要作這種無用的自由活動,才顯得人是自家的主宰,有他的尊嚴,不隻是受自然驅遣的奴隸;也才顯得他有一片高尚的向上心。

    要勝過自然,要彌補自然的缺陷,使不完美的成為完美。

    文學也是如此。

    它起于實用,要把自己所知所感的說給旁人知道;但是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說,要把話說的好,使旁人在話的内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

    文學所以高貴,值得我們費力讨探,也就在此。

     這種“為文藝而文藝”的看法确有一番正當道理,我們不應該以淺狹的功利主義去估定文學的身價。

    但是我以為我們縱然退一步想,文學也不能說是完全無用。

    人之所以為人,不隻因為他有情感思想,尤在他能以語言文字表現情感思想。

    試假想人類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像牛羊犬馬一樣,人類能否有那樣光華燦爛的文化?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産品。

    有了語言文字,許多崇高的思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才能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作。

    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就看語言文字運用的好壞。

    在數千載之下,左傳、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迹還活現在我們眼前,若沒有左丘明、司馬遷的那種生動的文筆,這事如何能做到?在數千載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集所表現的思想,對于我們還是那麼親切有趣,若沒有柏拉圖的那種深入而淺出的文筆,這事又如何能做到? 從前也許有許多值的流傳的思想與行迹,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就淹沒無聞了。

    我們自己不時常感覺到心裡有話要說而說不出的苦楚麼?孔子說得好:“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單是“行遠”這一個功用就深廣不可思議。

     柏拉圖、盧梭、托爾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懷疑到文學的影響,以為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

    世間有一部分文學作品确有這種毛病,本無可諱言,但是因噎不能廢食,我們隻能歸咎于作品不完美,不能斷定文學本身必有罪過。

    從純文藝觀點看,在創作與欣賞的聚精會神的狀态中,心無旁涉,道德的問題自無從闖入意識阈。

    縱然離開美感态度來估定文學在實際人生中的價值,文藝的影響也決不會是不道德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有純正的文藝修養,他在文藝方面所受的道德影響可以比任何其他體驗與教訓的影響更較深廣。

    “道德的”與“健全的”原無二義。

    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諧和的發展,沒有殘廢也沒有臃腫。

    譬如草木,在風調雨順的環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機總是欣欣向榮,長得枝條茂暢,花葉扶疏。

    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生來就需要宣洩生長,發芽開花。

    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生機便遭窒塞殘損,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态的花草。

    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也就是生機的發展,所以要完全實現人生,離開文藝決不成。

    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幹枯濁俗,生趣索然,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或是本生機就不暢旺,或是有暢旺的生機因為窒塞而受摧殘。

    如果一種道德觀要養成精神上的殘廢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表現在人生中不是奢侈而是需要,有表現才能有生展,文藝表現情感思想,同時也就滋養情感思想使它生展。

    人都知道文藝是“怡情養性”的。

    仔細玩索“怡養”兩字的意味!性情在怡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