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極端公道與極端自由的組織法
關燈
小
中
大
上說則當使一切醜的不存在，始免使人讨厭。
從積極上說，則凡生活及藝術與精神上皆當求得種種美的表現，這個最好也當從情人制着手始能得到。
唯美派及藝術家的美皆是狹義的，因為他們不知美的根源在于情人制的發揮。
他們不能知一個社會如實行情人制，自然而然地能使生活藝術化了，藝術上再加色彩了，精神上更加美麗了。
由情人制而得到廣義的美，而使人人皆得了美的欣賞與受用，而愈因共同欣賞與受用，而愈使美上加美。
譬如從前的美婦人關在門内，塗粉抹脂，僅為伊丈夫一人的玩弄，有時連丈夫因玩弄慣了也并不覺得伊的美麗。
究竟，這個美婦人的美完全等于無用。
今若使伊變為社會的情人，則其美的價值就完全不同了。
試使伊坐車遊遍一城，則滿城的人通通領略到豔福了，至于一班想象親其芳澤，拜倒裙邊，則其豔福更愈大了。
美不是占有的，一被占有，則其價值完全消滅。
所以美是最适宜于普遍的欣賞。
由此可以明白我們上所說的公共情感，于博愛外，更需要于“兼美”了。
博愛與兼美皆由于情人制的發展，而合成了為情感。
故要求共同的情感，須從情人制上用功夫。
不必再說，我們在此書上所要求的，就在怎樣求得一個情人制的社會，以達到社會的人彼此皆得到一個公共的情感，若能如此，就不怕不能得到公共的法律，與公共的需用和政權了。
可是，情感固然貴于公共，而理智上則貴在各人自由的創造。
所以自來有識之人皆主張思想與言論應任各人的自由，因為不如是，則人類變成為奴隸，社會的文化也就不能長進了。
我以為情感必要公共的，然後各人的情感才能擴張為無窮大。
理智需要私有的，然後各人的理智才能達到于無窮深。
情感貴在橫的四方八達。
理智貴在縱的上天入地。
我又發現人類心理确實喜歡這二個極端性的：它歡喜情感與人愈共通愈好，它又喜歡理智與人愈差異愈妙。
我更覺得社會确要有這二個極端性的沖突與調和然後才有興趣與進化。
同一社會的人，如同具有一個公共的情感，自然是痛癢相關，休戚與共，自然是同哭同笑，同恨同愛。
自然，這樣笑得何等痛快，哭得何等精彩，恨則恨得有力量，也如愛則愛得透徹了。
這樣社會公共上好似有一個“大同情心”，各人均分了這個心的跳搏，這樣的大同情心自然與各人的心共鳴共和，這是何等的興趣與生動呢。
但社會别有一方面與此極端不相同的表現，即是就理智說，則要人人的思想不相同，使思想上得了五光十彩鬼怪離奇的大觀。
人人立異，日日創新，無一抄襲，無一重複，這樣社會當然極呈其文化的長進了。
凡情感相暌違的社會，其人民的思想則互相雷同，平淡無奇，如自戰國以後，我國的情感極其慘淡與理智則極其枯燥的一樣。
至于歐洲現在的社會适與我們相反。
他們的情感則趨于共通，而理智則趨于别異，故其結果，同在一個社會的情感極其融洽，而思想也日新而月異。
由上二證，可以見出能使情感相交通者，同時就能使其人民的思想呈出瑰奇的光彩。
就别一面說，任憑各人思想的自由，則彼此不相壓迫，自然免至于互相仇視，這是一種助長公共情感的方法。
此外由思想的切磋，自然能使人互相了解，這也是助長社會的情感的别一種好方法。
總之，使個人思想與言論自由，同時就能使社會生出了許多好情感。
反之，由情感的共通去努力，即能得到各人思想的自由。
這些都是可以證出公道與自由是互相幫助的，不是互相反抗了。
在本章上所要說的，乃在陳明由公道與自由的互相協調，而能生出一個美的社會，與證明凡愈能使公道得到極端的組織，愈能使個人得到極端的自由，同時愈能得到社會極端的美象。
這樣社會是美的，極端美的，因為法律至此變成為禮節化的溫和，經濟變成互助，唯有能力才是權威，而情感能夠充分的發展與共通。
總上說來，凡一個社會上，如僅從法律一方面，或經濟一方面，或政權一方面去求公道，這樣公道是不極端的，必要法律，經濟、政權與情感統統從公道組織起，這樣社會才能得到極端的公道。
别一面說，一個社會僅任個人自由訂立契約，或自由生産，或自由發展其才能，這尚未能算得個人就此得到極端的自由，必至于立約、生産與用能三種自由之外，尚能得到理智充分發展的自由，然後才能說為個人得了極端的自由。
照此看去，今日各先進國于公道與自由二面的組織有些是假飾的，有些不過得了幾分之幾而已，故凡要求極端的公道與極端的自由者對此當然表示不足，勢不能不向我們的組織法一方面去進行了。
*** (1)這是張競生在20世紀初期介紹社會主義流派時對馬列主義的認識。
建國以後，張競生的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他認識到馬列主義作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故此處删去四段文字。
——編者注
從積極上說，則凡生活及藝術與精神上皆當求得種種美的表現，這個最好也當從情人制着手始能得到。
唯美派及藝術家的美皆是狹義的，因為他們不知美的根源在于情人制的發揮。
他們不能知一個社會如實行情人制，自然而然地能使生活藝術化了，藝術上再加色彩了，精神上更加美麗了。
由情人制而得到廣義的美，而使人人皆得了美的欣賞與受用，而愈因共同欣賞與受用，而愈使美上加美。
譬如從前的美婦人關在門内，塗粉抹脂，僅為伊丈夫一人的玩弄，有時連丈夫因玩弄慣了也并不覺得伊的美麗。
究竟，這個美婦人的美完全等于無用。
今若使伊變為社會的情人，則其美的價值就完全不同了。
試使伊坐車遊遍一城，則滿城的人通通領略到豔福了，至于一班想象親其芳澤，拜倒裙邊，則其豔福更愈大了。
美不是占有的，一被占有，則其價值完全消滅。
所以美是最适宜于普遍的欣賞。
由此可以明白我們上所說的公共情感，于博愛外，更需要于“兼美”了。
博愛與兼美皆由于情人制的發展，而合成了為情感。
故要求共同的情感，須從情人制上用功夫。
不必再說，我們在此書上所要求的，就在怎樣求得一個情人制的社會，以達到社會的人彼此皆得到一個公共的情感，若能如此，就不怕不能得到公共的法律，與公共的需用和政權了。
可是，情感固然貴于公共，而理智上則貴在各人自由的創造。
所以自來有識之人皆主張思想與言論應任各人的自由，因為不如是，則人類變成為奴隸，社會的文化也就不能長進了。
我以為情感必要公共的，然後各人的情感才能擴張為無窮大。
理智需要私有的，然後各人的理智才能達到于無窮深。
情感貴在橫的四方八達。
理智貴在縱的上天入地。
我又發現人類心理确實喜歡這二個極端性的：它歡喜情感與人愈共通愈好，它又喜歡理智與人愈差異愈妙。
我更覺得社會确要有這二個極端性的沖突與調和然後才有興趣與進化。
同一社會的人，如同具有一個公共的情感，自然是痛癢相關，休戚與共，自然是同哭同笑，同恨同愛。
自然，這樣笑得何等痛快，哭得何等精彩，恨則恨得有力量，也如愛則愛得透徹了。
這樣社會公共上好似有一個“大同情心”，各人均分了這個心的跳搏，這樣的大同情心自然與各人的心共鳴共和，這是何等的興趣與生動呢。
但社會别有一方面與此極端不相同的表現，即是就理智說，則要人人的思想不相同，使思想上得了五光十彩鬼怪離奇的大觀。
人人立異，日日創新，無一抄襲，無一重複，這樣社會當然極呈其文化的長進了。
凡情感相暌違的社會，其人民的思想則互相雷同，平淡無奇，如自戰國以後，我國的情感極其慘淡與理智則極其枯燥的一樣。
至于歐洲現在的社會适與我們相反。
他們的情感則趨于共通，而理智則趨于别異，故其結果，同在一個社會的情感極其融洽，而思想也日新而月異。
由上二證，可以見出能使情感相交通者，同時就能使其人民的思想呈出瑰奇的光彩。
就别一面說，任憑各人思想的自由，則彼此不相壓迫，自然免至于互相仇視，這是一種助長公共情感的方法。
此外由思想的切磋，自然能使人互相了解，這也是助長社會的情感的别一種好方法。
總之，使個人思想與言論自由，同時就能使社會生出了許多好情感。
反之，由情感的共通去努力，即能得到各人思想的自由。
這些都是可以證出公道與自由是互相幫助的，不是互相反抗了。
在本章上所要說的，乃在陳明由公道與自由的互相協調，而能生出一個美的社會，與證明凡愈能使公道得到極端的組織，愈能使個人得到極端的自由，同時愈能得到社會極端的美象。
這樣社會是美的，極端美的，因為法律至此變成為禮節化的溫和，經濟變成互助，唯有能力才是權威，而情感能夠充分的發展與共通。
總上說來，凡一個社會上，如僅從法律一方面，或經濟一方面，或政權一方面去求公道，這樣公道是不極端的，必要法律，經濟、政權與情感統統從公道組織起，這樣社會才能得到極端的公道。
别一面說，一個社會僅任個人自由訂立契約，或自由生産，或自由發展其才能，這尚未能算得個人就此得到極端的自由，必至于立約、生産與用能三種自由之外，尚能得到理智充分發展的自由，然後才能說為個人得了極端的自由。
照此看去，今日各先進國于公道與自由二面的組織有些是假飾的，有些不過得了幾分之幾而已，故凡要求極端的公道與極端的自由者對此當然表示不足，勢不能不向我們的組織法一方面去進行了。
*** (1)這是張競生在20世紀初期介紹社會主義流派時對馬列主義的認識。
建國以後，張競生的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他認識到馬列主義作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故此處删去四段文字。
——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