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極端公道與極端自由的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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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凡先前法律的弊病可以免除，而契約的利益可以得到了。
必要這樣承認各種契約為個人自立的法律，然後才能活用法律的妙谛。
又必要使公家所立的法律變為一種禮節化的，無硬性強迫的，然後才能得到法律的真義。
這是我們今後努力改良法律的意見，以期達到我們第一步所希望的公道與自由的兩利。
現當說及第二步的公道與自由怎樣始能得到的方法了。
二、共需與各産 這是經濟的問題，當然為社會的一個大關鍵。
(1) 三、共權與分能 狹義說，這為政治問題，廣義說這是社會問題。
先就政治說，我極佩服孫中山先生權與能的分别。
他在《民權主義》第五和第六講上，主張權與能分别的重要。
依他的意，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四權的作用應全歸人民。
所謂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五權，乃是能的作用，則應歸諸政府。
他說：“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這個區别确實重要。
以政治說，“權”歸人民，政府不能專制，“能”屬政府，人民不可掣肘。
如此，政府于受人民付托之後，在一定範圍之内能夠發揮其所長。
其實，社會的一切組織如會社，如公司，如學校等等皆當作如是觀，然後一方面才能得到權勢的平均，而一方面又能得到各人能力的發展。
這個理由，是“權”為公共的，是整個不能分析的，能是專屬的，是分析不是整個的。
權是公共的，故人人皆有相等的權力，所謂人權由于天賦，人人是主人翁，誰不能欺負誰，侵害誰。
可是能乃專屬的，故因智愚賢不肖的不齊，則某人僅宜做某事，不是某事去勉強某人。
人人同有相等的權力，故人人平等。
人人各個的才能不齊，故所任的事業各别。
前的平等，才是公道。
後的不齊，才是自由。
前的公道，始能使一班有才能者不敢濫用威權以欺負無能者。
後的自由，始能使一班有能者得于職分之内盡量發展其所長。
有前的公道，然後有後的自由。
能的自由，正使權的公道格外堅固，因為各人各盡所能，能，即是他們的權力了，已夠使他們滿足了，當然不必去濫用威權以取勝。
能即是各人的權，凡各人能用他的能者，即得了他的權。
由此看來，權與能雖一為公而一為私，一講平等，一講階級，但彼此互相調制并不枘鑿。
由此更使我們堅信公道與自由是并進不是矛盾的了。
以上所說的三端，一從法律，一從經濟，一從政治，皆使我們覺得求社會公共上的極端公道，即是求得個人極端的自由。
但尚有第四項一層的公道與自由的妙用比上三端更重要，這是我們在下所說的。
四、共情與專智 這個問題确實比上三端更重要。
可以說，有共情，然後有共法、共需與共權的可能。
也可以說，共情乃是共法、共需和共權的母。
情不能共，則法與需和權，統統不能共。
這個有憑據可以證明：若幹年來法治國的不能使法為公，與古今社會上的不能共需與共權，就是由于無公共情感為根基的緣故。
故今後要使法律經濟與政治皆得有真正公道的組織，須從情感的公道組織起。
怎樣能使情感公道呢？這不是如宗教家的請出天神來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哲學家、人道家，講些慈善話就能做得到的。
情感的發生，由于愛與美，故凡能把愛與美從公道上去分配，則就能得到公共的情感了。
今先說怎樣把愛從公道上去分配的方法，我以為當從博愛上入手。
博愛的養成，應從消極做起，這是使社會的法律與需要及權力皆有公道平均的分配，使人人免至因法律、經濟與政治的不平互相仇視。
但它的緊要處，當然在積極一方面，即“情人制”的實施。
自來宗教也曾竭力提倡博愛，但他們的博愛，乃是一種枯燥不情的玄名，故宗教的博愛終至于有名無實。
可是，如能從情人制去着力，則社會自然而然能夠彼此互相親愛了。
由這個情人制的推廣，必能使家人的相待，朋友的相交，不相識的相視，皆有一種情人狀态的表現。
我預拟一個情人式的社會，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戚朋友，以至路人，皆有一種親愛的團結，彼此皆如好朋友一樣的熱誠相對待。
這個是什麼緣故？乃因男女，或叫做夫妻的既以情人而結合，則其所生的子女，朝夕所觀感者為其最情愛的父母的舉動，他們也就不知不覺中變成為情愛的人了。
由這樣有情愛的子女組織為社會，自然社會上的人：或互相認識的朋友，或不相識的路人，也皆有情愛的表示了。
反之，如以我國說，由無情愛的男女所結合的家庭，則其子女也冷淡兇橫，而由這班人所組織的社會，無怪就成了一個無情無義的群衆了。
故要使社會得到真正的博愛，當應從情人制做起，因為情人制的社會，人人的情感皆用得出與收得入，這是情感分配上最公道的。
但别一面，要使人人得到情感公道的分配與享用，則當從美入手。
美也有消極積極二方面，從消極
舉凡先前法律的弊病可以免除，而契約的利益可以得到了。
必要這樣承認各種契約為個人自立的法律，然後才能活用法律的妙谛。
又必要使公家所立的法律變為一種禮節化的，無硬性強迫的，然後才能得到法律的真義。
這是我們今後努力改良法律的意見，以期達到我們第一步所希望的公道與自由的兩利。
現當說及第二步的公道與自由怎樣始能得到的方法了。
二、共需與各産 這是經濟的問題，當然為社會的一個大關鍵。
(1) 三、共權與分能 狹義說，這為政治問題，廣義說這是社會問題。
先就政治說，我極佩服孫中山先生權與能的分别。
他在《民權主義》第五和第六講上，主張權與能分别的重要。
依他的意，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四權的作用應全歸人民。
所謂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五權，乃是能的作用，則應歸諸政府。
他說：“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這個區别确實重要。
以政治說，“權”歸人民，政府不能專制，“能”屬政府，人民不可掣肘。
如此，政府于受人民付托之後，在一定範圍之内能夠發揮其所長。
其實，社會的一切組織如會社，如公司，如學校等等皆當作如是觀，然後一方面才能得到權勢的平均，而一方面又能得到各人能力的發展。
這個理由，是“權”為公共的，是整個不能分析的，能是專屬的，是分析不是整個的。
權是公共的，故人人皆有相等的權力，所謂人權由于天賦，人人是主人翁，誰不能欺負誰，侵害誰。
可是能乃專屬的，故因智愚賢不肖的不齊，則某人僅宜做某事，不是某事去勉強某人。
人人同有相等的權力，故人人平等。
人人各個的才能不齊，故所任的事業各别。
前的平等，才是公道。
後的不齊，才是自由。
前的公道，始能使一班有才能者不敢濫用威權以欺負無能者。
後的自由，始能使一班有能者得于職分之内盡量發展其所長。
有前的公道，然後有後的自由。
能的自由，正使權的公道格外堅固，因為各人各盡所能，能，即是他們的權力了，已夠使他們滿足了，當然不必去濫用威權以取勝。
能即是各人的權，凡各人能用他的能者，即得了他的權。
由此看來，權與能雖一為公而一為私，一講平等，一講階級，但彼此互相調制并不枘鑿。
由此更使我們堅信公道與自由是并進不是矛盾的了。
以上所說的三端，一從法律，一從經濟，一從政治，皆使我們覺得求社會公共上的極端公道，即是求得個人極端的自由。
但尚有第四項一層的公道與自由的妙用比上三端更重要，這是我們在下所說的。
四、共情與專智 這個問題确實比上三端更重要。
可以說，有共情，然後有共法、共需與共權的可能。
也可以說，共情乃是共法、共需和共權的母。
情不能共，則法與需和權，統統不能共。
這個有憑據可以證明：若幹年來法治國的不能使法為公，與古今社會上的不能共需與共權，就是由于無公共情感為根基的緣故。
故今後要使法律經濟與政治皆得有真正公道的組織，須從情感的公道組織起。
怎樣能使情感公道呢？這不是如宗教家的請出天神來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哲學家、人道家，講些慈善話就能做得到的。
情感的發生，由于愛與美，故凡能把愛與美從公道上去分配，則就能得到公共的情感了。
今先說怎樣把愛從公道上去分配的方法，我以為當從博愛上入手。
博愛的養成，應從消極做起，這是使社會的法律與需要及權力皆有公道平均的分配，使人人免至因法律、經濟與政治的不平互相仇視。
但它的緊要處，當然在積極一方面，即“情人制”的實施。
自來宗教也曾竭力提倡博愛，但他們的博愛，乃是一種枯燥不情的玄名，故宗教的博愛終至于有名無實。
可是，如能從情人制去着力，則社會自然而然能夠彼此互相親愛了。
由這個情人制的推廣，必能使家人的相待，朋友的相交，不相識的相視，皆有一種情人狀态的表現。
我預拟一個情人式的社會，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戚朋友，以至路人，皆有一種親愛的團結，彼此皆如好朋友一樣的熱誠相對待。
這個是什麼緣故？乃因男女，或叫做夫妻的既以情人而結合，則其所生的子女，朝夕所觀感者為其最情愛的父母的舉動，他們也就不知不覺中變成為情愛的人了。
由這樣有情愛的子女組織為社會，自然社會上的人：或互相認識的朋友，或不相識的路人，也皆有情愛的表示了。
反之，如以我國說，由無情愛的男女所結合的家庭，則其子女也冷淡兇橫，而由這班人所組織的社會，無怪就成了一個無情無義的群衆了。
故要使社會得到真正的博愛，當應從情人制做起，因為情人制的社會，人人的情感皆用得出與收得入，這是情感分配上最公道的。
但别一面，要使人人得到情感公道的分配與享用，則當從美入手。
美也有消極積極二方面，從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