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悲劇的衰亡：悲劇與宗教和哲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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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的逼迫之下，才不得不最後讓步。
兩個女主人公之間的區别甚至更明顯。
耶弗他的女兒雖然因為自己還是處女就必須為死而哀哭，但對于完成自己神聖的職責卻毫不猶豫。
她說：“父啊，你既向耶和華開口，就當照你口中所說的向我行，因耶和華已經在仇敵亞扪人身上為你報仇。
”歐裡庇得斯塑造的伊菲革涅亞也許更為真實，但在信仰和情緒上卻遠不是那麼堅定如一。
她先是一點也不想死，請求不要犧牲她的生命，後來她知道死亡已經無可避免，才明白表示願為希臘和她自己的榮譽而死。
但在内心深處，她痛恨讓她去死的希臘人。
她在成為阿耳忒彌斯祭壇的女祭司後，仍然對自己所受的委屈憤憤不平。
她希望有朝一日在祭壇上無情地殺死那些希臘人，就像他們在奧裡斯無情地殺死她一樣。
要是她有耶弗他的女兒那樣堅定的宗教信仰，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怨憤了。
但她并沒有這種信仰，所以對自己命運的悲劇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這樣的矛盾和不徹底應該責怪伊菲革涅亞，還是責怪歐裡庇得斯？對于我們，這并不重要，這裡須指出的是：希臘人不像希伯來人，他們沒有統一堅定的宗教信仰。
有人想從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得斯作品中抽取道德和宗教觀點，卻總是不成功。
讨論希臘悲劇的人往往接受最早來自阿裡斯托芬的傳統看法，即認為最早的悲劇詩人們把自己看成神的代言人，但這些論者卻忘記或忽略了柏拉圖與此相反的看法。
希臘悲劇詩人們宣揚一些什麼呢？是神的正義，還是盲目的命運？是一切命裡注定，還是人有意志自由？他們有時說這樣，有時又說那樣，從來沒有非常明确地提出問題，所以也從來不作出任何确切的回答。
埃斯庫羅斯不是被看成“一切戲劇家中最虔誠的神的代言人”嗎？但是，從神學或倫理觀點看來，《俄瑞斯忒亞》三部曲卻是最自相矛盾的。
阿波羅的神谕要俄瑞斯忒斯為父複仇。
那麼，他殺死母親有什麼罪呢？如果他有罪，那就是阿波羅教唆他犯罪；如果他無罪，那麼報仇神就沒有理由追趕他。
因祖先犯下的罪惡而受報應，這種觀念似乎意味着承認天意，但是，殺父母、殺兒女和亂倫如果算是罪惡的話，它們當然是罪惡說犯這些罪都是由神意決定，那就對神太不敬了。
實際上，希臘人關于神的概念一定會使任何真正的希伯來人大為驚訝。
希臘的神是公正的，但又是愛嫉妒和喜歡惡作劇的；他們是神，但又有人的感情，甚至會受嚴重的傷；他們無所不能，但有時又得屈服于命運。
宙斯和命運支配着希臘人的思想，他們誰也不知道究竟哪一位是真正的統治者。
希臘人設想的宇宙是極為混亂的。
呂西恩（Lucian）在《诘神篇》對話裡，清楚地揭露出希臘人宇宙觀的混亂狀态。
辛尼斯科問宙斯道：“詩人們所講這些關于命運的話是可以相信的嗎？”宙斯回答說：“當然可信。
”于是辛尼斯科向宙斯提出一連串十分冒昧的問題。
人們既然常常談起命運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究竟在哪裡呢？命運能控制神嗎？如果能，神豈不是和人一樣，都是命運的奴隸？向宙斯獻祭還有什麼用？此外，天意是什麼？天意是否就是命運，或是比命運更強大？好人遭殃，壞人享福，這種事情究竟該由誰負責，是神，是命運，還是天意？另外，如果一切都是命運造成的，那麼當一個人在犯殺人罪時，命運女神是否就是兇手？如果是，那麼冥王豈不是不該懲罰不由自主服從命運指使的那個可憐人，而該懲罰命運？宙斯感到這些棘手的問題很難回答。
他責怪辛尼斯科跟詭辯學派學壞了，拒絕和他再談下去。
[9] 呂西恩在公元二世紀時寫作，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當然和古希臘悲劇家們不同。
悲劇家們并沒有跟那些“該詛咒的”詭辯學派學習過。
但是，不管他們對這些問題理解得多麼不明确，他們總力圖把握它們的意義。
他們和呂西恩一樣，多多少少是懷疑論者，但他們又和呂西恩不一樣，宇宙的壯美和宇宙間許多不平之事使他們在情緒上深感騷動。
純粹的懷疑論和堅定的信仰一樣，與悲劇的精神背道而馳，伏爾泰的情形就是證明。
在悲劇裡，懷疑論從來不至于抑制通常所謂“宇宙情感”。
在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裡，我們總能發現敏銳智力和深刻感情的奇妙混合。
他們都敬畏神，不會公然為了邪惡的存在責問衆神，但是，他們也有一點懷疑，如果神永遠是公正的，人世間何以還有那麼多不幸的事情發生。
他們沒有一套宗教或倫理的信條，否則他們也會像希伯來人和中國人那樣，或者在宗教信仰中求得安慰和平靜，或者完全不理會有關人類存在的終極問題。
生活中的悲慘事件就不會使他們那麼煩惱不安，他們也就不會寫作悲劇。
我們這樣說，絕不是貶低希臘人。
尼采曾說過，“能向希臘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榮耀。
”悲劇所表現的，是處于驚奇和迷惑狀态中一種積極進取的充沛精神。
悲劇走的是最費力的道路，所以是一個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一個民族必須深刻，才能認識人生悲劇性的一面，又必須堅強，才能忍受。
較弱的心靈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學教條中去，但希臘人卻不是那麼容易滿足于宗教或哲學，他們的心靈是積極進取、向多方面追求的心靈。
他們面對着宇宙之謎時，内心感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激烈沖突。
正是這種内心的沖突産生了希臘悲劇。
六 近代歐洲文明是希臘異教精神和希伯來宗教虔誠的奇特混合。
它的獨特在于整體，而不在于各個成分。
這些不同成分是否随時都結合得很好，這個問題應該讓未來的曆史學家去解答。
在這裡，我們隻簡略考察一下這種不同成分構成的文化對近代悲劇發展的影響。
由于希臘人的天才，悲劇取得了至高的地位，在近代歐洲也一直沒有動搖。
然而盡管有著名的古今之争，我們仍然還沒有對近代悲劇作出公正評價。
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讨時，有兩個原因妨礙我們取得正确的看法，一個是對悲劇這種“體裁”的傳統評價，另一個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使某些狂熱的批評家過分揄揚本國或本流派的悲劇作品。
我們現在大概比古羅馬人能更好地認識塞内加悲劇的真正價值。
再過兩三千年之後，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中還有多少仍然可以與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媲美呢？高乃依、拉辛和阿爾菲耶裡（Alfieri）還有多少作品可以比塞内加的作品更好地經受住時間的檢驗呢？近代人對悲劇的完善化究竟有多大貢獻？他們究竟有沒有悲劇？這些好像都是不甚得體的問題，但後代的人們将會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希臘人創造的悲劇是異教精神的表現，他們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義，另一方面又看見人的苦難、命運的盲目、神的專橫和殘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
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論，又有深刻的懷疑态度，既對超自然力懷着迷信的畏懼，又對人的價值有堅強的意識，既有一點詭辯學者的天性，又有詩人的氣質這種種矛盾就構成希臘悲劇的本質。
為了認清埃斯庫羅斯及其後繼者作品中那個十分陰郁的世界，我們必須克服通常的偏見，不僅僅看到希臘藍色的晴空、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的完整的哲學，以及希臘人超脫凡俗的靜穆。
希臘悲劇是一種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産品，它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那個民族的必然産物。
近代人能夠拿出怎樣的文化背景和怎樣的民族性格去和希臘人相比呢？暴風雨已經過去，天空已經晴朗，神話已經消失，諸神不再介入人間，人已經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依靠自己。
難道悲劇是近代文明的自然産物，不是奢侈品？要是從來沒有過希臘悲劇，近代人能夠完全靠自己創造出悲劇嗎？近代悲劇隻使人依稀想見它在古代的原型，它至多不過是移植到并不相宜的土壤上的植物。
基督教是近代歐洲文明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強調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後審判、人對神的服從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所以與悲劇精神是完全敵對的。
悲劇表現人和命運的搏鬥，常常在我們眼前生動地揭示無可解釋的邪惡和不該遭受的苦難，所以總帶着一點渎神的意味。
施萊格爾早就指出了希臘人的悲劇命運觀念與基督教的天意觀念之間的矛盾： 命運觀念和我們的宗教信仰是直接對立的，于是基督教代之以天意的思想。
因此，人們完全可能懷疑，一位基督教詩人想在作品中表現與自己的宗教有關的看法時，是否會發現自己完全不可能寫出一部真正的悲劇，而且悲劇詩這種沉醉于人本身的力量的文學創作，是否也會像迷信者想象出來的黑夜中的幽靈一樣，在啟示的曙光前消逝得毫無蹤影。
[10] 施萊格爾自己并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确回答。
在我們看來，答案隻能是肯定的。
早期的基督教教會和後來的清教徒都非常仇視世俗戲劇，包括悲劇。
文學史家們往往喜歡把近代戲劇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紀在教會節日典禮時表演的“奇迹劇”“神秘劇”和“道德劇”；這是否符合喜劇的實際情況，我們不想追究，但在悲劇卻肯定與事實不符。
布魯納狄厄（Brunetiere）說得很對“我們的神秘劇的作者們并沒有繼承希臘和拉丁的傳統。
……他們既沒有為莎士比亞的戲劇奠定基礎，也沒有為拉辛的悲劇奠定基礎。
”[11]中世紀教會祝典上粗糙簡單的表演，不過是戲劇化的聖經故事和聖徒傳說，它們都有進行宗教教育的明确目的，卻并沒有悲劇意味。
基督教精神在近代歐洲文學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難确定的。
當浪漫主義者，例如夏多布裡昂，想重新從基督教去吸取靈感時，他們心目中想到的其實隻是與基督教有些表面聯系的中世紀異教精神；因為基督教信仰和浪漫的憂郁情調毫無共同之處。
僅以近代悲劇而言，我們可以說，近代悲劇唯一有點獨創性成就的地方，就是它表明了異教精神對于基督教的勝利。
莎士比亞尤其是這樣。
至少在悲劇裡，莎士比亞幾乎完全活動在一個異教的世界裡。
他通過塞内加和英國本國的前輩劇作家，間接地從希臘人那裡繼承了悲劇的形式；又從他那些條頓民族的祖先那裡繼承了悲劇的精神，那些古代的條頓人居住在陰暗的北方，與嚴酷的氣候和狂暴的大海搏鬥，随時擔心着魔怪和巨龍的侵襲。
莎士比亞的悲劇世界裡有女巫、魔法師、鬼魂、妖怪和魔鬼，他們 長着一千個鼻子， 頭上的角奇形怪狀，像海中的狂濤。
他的悲劇中的人物往往顯得比基督教化的歐洲人更原始。
地上的混亂往往先有“天上的
兩個女主人公之間的區别甚至更明顯。
耶弗他的女兒雖然因為自己還是處女就必須為死而哀哭，但對于完成自己神聖的職責卻毫不猶豫。
她說：“父啊，你既向耶和華開口，就當照你口中所說的向我行，因耶和華已經在仇敵亞扪人身上為你報仇。
”歐裡庇得斯塑造的伊菲革涅亞也許更為真實，但在信仰和情緒上卻遠不是那麼堅定如一。
她先是一點也不想死，請求不要犧牲她的生命，後來她知道死亡已經無可避免，才明白表示願為希臘和她自己的榮譽而死。
但在内心深處，她痛恨讓她去死的希臘人。
她在成為阿耳忒彌斯祭壇的女祭司後，仍然對自己所受的委屈憤憤不平。
她希望有朝一日在祭壇上無情地殺死那些希臘人，就像他們在奧裡斯無情地殺死她一樣。
要是她有耶弗他的女兒那樣堅定的宗教信仰，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怨憤了。
但她并沒有這種信仰，所以對自己命運的悲劇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這樣的矛盾和不徹底應該責怪伊菲革涅亞，還是責怪歐裡庇得斯？對于我們，這并不重要，這裡須指出的是：希臘人不像希伯來人，他們沒有統一堅定的宗教信仰。
有人想從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庇得斯作品中抽取道德和宗教觀點，卻總是不成功。
讨論希臘悲劇的人往往接受最早來自阿裡斯托芬的傳統看法，即認為最早的悲劇詩人們把自己看成神的代言人，但這些論者卻忘記或忽略了柏拉圖與此相反的看法。
希臘悲劇詩人們宣揚一些什麼呢？是神的正義，還是盲目的命運？是一切命裡注定，還是人有意志自由？他們有時說這樣，有時又說那樣，從來沒有非常明确地提出問題，所以也從來不作出任何确切的回答。
埃斯庫羅斯不是被看成“一切戲劇家中最虔誠的神的代言人”嗎？但是，從神學或倫理觀點看來，《俄瑞斯忒亞》三部曲卻是最自相矛盾的。
阿波羅的神谕要俄瑞斯忒斯為父複仇。
那麼，他殺死母親有什麼罪呢？如果他有罪，那就是阿波羅教唆他犯罪；如果他無罪，那麼報仇神就沒有理由追趕他。
因祖先犯下的罪惡而受報應，這種觀念似乎意味着承認天意，但是，殺父母、殺兒女和亂倫如果算是罪惡的話，它們當然是罪惡說犯這些罪都是由神意決定，那就對神太不敬了。
實際上，希臘人關于神的概念一定會使任何真正的希伯來人大為驚訝。
希臘的神是公正的，但又是愛嫉妒和喜歡惡作劇的；他們是神，但又有人的感情，甚至會受嚴重的傷；他們無所不能，但有時又得屈服于命運。
宙斯和命運支配着希臘人的思想，他們誰也不知道究竟哪一位是真正的統治者。
希臘人設想的宇宙是極為混亂的。
呂西恩（Lucian）在《诘神篇》對話裡，清楚地揭露出希臘人宇宙觀的混亂狀态。
辛尼斯科問宙斯道：“詩人們所講這些關于命運的話是可以相信的嗎？”宙斯回答說：“當然可信。
”于是辛尼斯科向宙斯提出一連串十分冒昧的問題。
人們既然常常談起命運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究竟在哪裡呢？命運能控制神嗎？如果能，神豈不是和人一樣，都是命運的奴隸？向宙斯獻祭還有什麼用？此外，天意是什麼？天意是否就是命運，或是比命運更強大？好人遭殃，壞人享福，這種事情究竟該由誰負責，是神，是命運，還是天意？另外，如果一切都是命運造成的，那麼當一個人在犯殺人罪時，命運女神是否就是兇手？如果是，那麼冥王豈不是不該懲罰不由自主服從命運指使的那個可憐人，而該懲罰命運？宙斯感到這些棘手的問題很難回答。
他責怪辛尼斯科跟詭辯學派學壞了，拒絕和他再談下去。
[9] 呂西恩在公元二世紀時寫作，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當然和古希臘悲劇家們不同。
悲劇家們并沒有跟那些“該詛咒的”詭辯學派學習過。
但是，不管他們對這些問題理解得多麼不明确，他們總力圖把握它們的意義。
他們和呂西恩一樣，多多少少是懷疑論者，但他們又和呂西恩不一樣，宇宙的壯美和宇宙間許多不平之事使他們在情緒上深感騷動。
純粹的懷疑論和堅定的信仰一樣，與悲劇的精神背道而馳，伏爾泰的情形就是證明。
在悲劇裡，懷疑論從來不至于抑制通常所謂“宇宙情感”。
在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裡，我們總能發現敏銳智力和深刻感情的奇妙混合。
他們都敬畏神，不會公然為了邪惡的存在責問衆神，但是，他們也有一點懷疑，如果神永遠是公正的，人世間何以還有那麼多不幸的事情發生。
他們沒有一套宗教或倫理的信條，否則他們也會像希伯來人和中國人那樣，或者在宗教信仰中求得安慰和平靜，或者完全不理會有關人類存在的終極問題。
生活中的悲慘事件就不會使他們那麼煩惱不安，他們也就不會寫作悲劇。
我們這樣說，絕不是貶低希臘人。
尼采曾說過，“能向希臘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榮耀。
”悲劇所表現的，是處于驚奇和迷惑狀态中一種積極進取的充沛精神。
悲劇走的是最費力的道路，所以是一個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一個民族必須深刻，才能認識人生悲劇性的一面，又必須堅強，才能忍受。
較弱的心靈更容易逃避到宗教信仰或哲學教條中去，但希臘人卻不是那麼容易滿足于宗教或哲學，他們的心靈是積極進取、向多方面追求的心靈。
他們面對着宇宙之謎時，内心感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激烈沖突。
正是這種内心的沖突産生了希臘悲劇。
六 近代歐洲文明是希臘異教精神和希伯來宗教虔誠的奇特混合。
它的獨特在于整體，而不在于各個成分。
這些不同成分是否随時都結合得很好，這個問題應該讓未來的曆史學家去解答。
在這裡，我們隻簡略考察一下這種不同成分構成的文化對近代悲劇發展的影響。
由于希臘人的天才，悲劇取得了至高的地位，在近代歐洲也一直沒有動搖。
然而盡管有著名的古今之争，我們仍然還沒有對近代悲劇作出公正評價。
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讨時，有兩個原因妨礙我們取得正确的看法，一個是對悲劇這種“體裁”的傳統評價，另一個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使某些狂熱的批評家過分揄揚本國或本流派的悲劇作品。
我們現在大概比古羅馬人能更好地認識塞内加悲劇的真正價值。
再過兩三千年之後，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中還有多少仍然可以與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媲美呢？高乃依、拉辛和阿爾菲耶裡（Alfieri）還有多少作品可以比塞内加的作品更好地經受住時間的檢驗呢？近代人對悲劇的完善化究竟有多大貢獻？他們究竟有沒有悲劇？這些好像都是不甚得體的問題，但後代的人們将會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希臘人創造的悲劇是異教精神的表現，他們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義，另一方面又看見人的苦難、命運的盲目、神的專橫和殘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
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論，又有深刻的懷疑态度，既對超自然力懷着迷信的畏懼，又對人的價值有堅強的意識，既有一點詭辯學者的天性，又有詩人的氣質這種種矛盾就構成希臘悲劇的本質。
為了認清埃斯庫羅斯及其後繼者作品中那個十分陰郁的世界，我們必須克服通常的偏見，不僅僅看到希臘藍色的晴空、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的完整的哲學，以及希臘人超脫凡俗的靜穆。
希臘悲劇是一種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産品，它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那個民族的必然産物。
近代人能夠拿出怎樣的文化背景和怎樣的民族性格去和希臘人相比呢？暴風雨已經過去，天空已經晴朗，神話已經消失，諸神不再介入人間，人已經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依靠自己。
難道悲劇是近代文明的自然産物，不是奢侈品？要是從來沒有過希臘悲劇，近代人能夠完全靠自己創造出悲劇嗎？近代悲劇隻使人依稀想見它在古代的原型，它至多不過是移植到并不相宜的土壤上的植物。
基督教是近代歐洲文明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強調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後審判、人對神的服從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所以與悲劇精神是完全敵對的。
悲劇表現人和命運的搏鬥，常常在我們眼前生動地揭示無可解釋的邪惡和不該遭受的苦難，所以總帶着一點渎神的意味。
施萊格爾早就指出了希臘人的悲劇命運觀念與基督教的天意觀念之間的矛盾： 命運觀念和我們的宗教信仰是直接對立的，于是基督教代之以天意的思想。
因此，人們完全可能懷疑，一位基督教詩人想在作品中表現與自己的宗教有關的看法時，是否會發現自己完全不可能寫出一部真正的悲劇，而且悲劇詩這種沉醉于人本身的力量的文學創作，是否也會像迷信者想象出來的黑夜中的幽靈一樣，在啟示的曙光前消逝得毫無蹤影。
[10] 施萊格爾自己并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确回答。
在我們看來，答案隻能是肯定的。
早期的基督教教會和後來的清教徒都非常仇視世俗戲劇，包括悲劇。
文學史家們往往喜歡把近代戲劇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紀在教會節日典禮時表演的“奇迹劇”“神秘劇”和“道德劇”；這是否符合喜劇的實際情況，我們不想追究，但在悲劇卻肯定與事實不符。
布魯納狄厄（Brunetiere）說得很對“我們的神秘劇的作者們并沒有繼承希臘和拉丁的傳統。
……他們既沒有為莎士比亞的戲劇奠定基礎，也沒有為拉辛的悲劇奠定基礎。
”[11]中世紀教會祝典上粗糙簡單的表演，不過是戲劇化的聖經故事和聖徒傳說，它們都有進行宗教教育的明确目的，卻并沒有悲劇意味。
基督教精神在近代歐洲文學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難确定的。
當浪漫主義者，例如夏多布裡昂，想重新從基督教去吸取靈感時，他們心目中想到的其實隻是與基督教有些表面聯系的中世紀異教精神；因為基督教信仰和浪漫的憂郁情調毫無共同之處。
僅以近代悲劇而言，我們可以說，近代悲劇唯一有點獨創性成就的地方，就是它表明了異教精神對于基督教的勝利。
莎士比亞尤其是這樣。
至少在悲劇裡，莎士比亞幾乎完全活動在一個異教的世界裡。
他通過塞内加和英國本國的前輩劇作家，間接地從希臘人那裡繼承了悲劇的形式；又從他那些條頓民族的祖先那裡繼承了悲劇的精神，那些古代的條頓人居住在陰暗的北方，與嚴酷的氣候和狂暴的大海搏鬥，随時擔心着魔怪和巨龍的侵襲。
莎士比亞的悲劇世界裡有女巫、魔法師、鬼魂、妖怪和魔鬼，他們 長着一千個鼻子， 頭上的角奇形怪狀，像海中的狂濤。
他的悲劇中的人物往往顯得比基督教化的歐洲人更原始。
地上的混亂往往先有“天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