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悲劇與生命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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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戰的人跟我來吧。
我能夠給他們的不是錢，不是住宅，也不是糧食。
我給的隻是饑渴，是急行軍，是戰鬥和死亡！”他是一位精明的心理學家，他的話能夠打動人心。
在悲劇中，我們看見的正是加裡波第給戰士們那種戰鬥和死亡，參戰者不是和别人戰鬥的人，而是和神的力量戰鬥的人。
的确，在那種戰鬥中，人處于劣勢，總是失敗。
但那又有什麼關系？利奧尼達（Leonidas）和他率領的斯巴達軍隊并未能阻止波斯人穿過德摩比利關口，但他們的英勇犧牲并不因此而減少人們深切的敬意。
他們的身體的力量失敗了，但他們的精神力量卻獲得了勝利。
在一切偉大悲劇的鬥争中，肉體的失敗往往在精神的勝利中獲得加倍的補償。
尼柯爾教授說：“死亡本身已經無足輕重。
……悲劇認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麼時候來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麼。
”[11]我們可以說，悲劇在哀悼肉體失敗的同時，慶祝精神的勝利。
我們所說“精神勝利”，并不是指像正義之類道德目的的勝利，而是我們在《報仇神》《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奧瑟羅》以及其他悲劇傑作結尾時感到那種勇敢、堅毅、高尚和宏偉氣魄的顯露。
人非到遭逢大悲痛和大災難的時刻，不會顯露自己的内心深處，而一旦到了那種時刻，他心靈的偉大就随痛苦而增長，他會變得比平常偉大得多。
假設蘇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另一種樣子死去，他們對人的心靈還能有那麼大的魅力嗎？在悲劇中，我們親眼看見特殊品格的人物經曆揭示内心的最後時刻。
他們的形象随苦難而增長，我們也随他們一起增長。
看見他們是那麼偉大崇高，我們自己也感覺到偉大崇高。
正因為這個原因，悲劇才總是有一種英雄的壯麗色彩，在我們的情感反應中，也才總是有驚奇和贊美的成分。
布拉德雷教授描繪的“和解的感覺”（見第七章），正是我們看見悲劇英雄以那麼偉大崇高的精神面對大災難而産生的贊美之情。
因此，偉大的悲劇在無意之間，就産生出合于道德的影響。
雪萊在《為詩辯護》中寫道：“最高等的戲劇作品裡很少教給人苛責和仇恨，它教人認識自己，尊重自己。
”它能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我們在悲劇人物身上，瞥見了自己的内心深處。
我們在第五章裡已經說明，悲劇感與崇高感是互相關聯的。
在這兩種情形裡，我們都會在暫時的抑制之後，感到一陣突發的自我的擴展。
悲劇的和崇高的事物先壓制我們，使我們深感自己渺小無力，甚至覺得自己卑微不足道，但它立即又鼓舞我們，讓我們分享到它的偉大，使我們感到振奮和高尚。
正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說： 在那幸福的時刻， 我感到自己渺小而又偉大。
這話正可以表現悲劇宿命的兩面觀。
一方面，我們在命運的擺布下深切感到人是柔弱而微不足道的。
無論悲劇人物是怎樣善良、怎樣幸運的一個人，他都被一種既不可理解也無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毀滅。
另一方面，我們在人對命運的鬥争中又體驗到蓬勃的生命力，感覺到人的偉大和崇高。
這兩者的矛盾隻是表面的。
施萊格爾說得好，“人性中的精神力量隻有在困苦和鬥争中，才充分證明自己的存在。
”[12]正如人的偉大隻有在艱難困苦中才顯露出來一樣，隻有與命運觀念相聯結才會産生悲劇；但純粹的宿命論并不能産生悲劇，悲劇的宿命絕不能消除我們的人類尊嚴感。
命運可以摧毀偉大崇高的人，但卻無法摧毀人的偉大崇高。
悲劇的悲觀論和樂觀論也有這樣的兩面。
任何偉大的悲劇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觀的，因為它表現惡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總是讓善和正義獲得全勝；但是，任何偉大的悲劇歸根結底又必然是樂觀的，因為它的本質是表現壯麗的英雄品格，它激發我們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識。
悲劇總是充滿了矛盾，使人覺得它難以把握。
理論家們常常滿足于抓住悲劇的某一方面作出概括論述，而且自信這種論述适用于全部悲劇。
有人在悲劇中隻見出悲觀論，又有人隻見出樂觀論；有人視命運為悲劇的根基，又有人完全否認悲劇與命運有任何關系。
他們都正确又都不正确正确是說他們都抓住了真理的一個方面，不正确是說他們都忽略了真理的另一個方面。
完善的悲劇理論必須包羅互相矛盾的各個方面情形命運感和人類尊嚴感、悲觀論和樂觀論，所有這些都不應當忽略不計。
注解： [1] 杜博斯：《關于詩與畫的批判思考》（轉引自休谟：《論悲劇》）。
[2] 施萊格爾：《戲劇藝術與文學演講集》，見布萊克（J.Black）英譯本，1902年，第30-42頁。
[3] 伽爾文·托馬斯：《悲劇和悲劇欣賞》，載《一元論者》雜志，1914年，第三期。
[4] 理查茲：《文學批評原理》，1928年，第245-248頁。
[5] 帕弗爾：《美的心理學》，1905年，第231-252頁。
[6] 轉引自卡瑞特：《美的哲學》，第253頁。
[7] 立普斯：《悲劇與科學的批評家》，參見卡瑞特：《美的哲學》，第11章。
[8] 亞理斯多德：《詩學》，第四章。
[9] 魯卡斯：《論悲劇》，第51及以下各頁。
[10] 斯馬特：《悲劇》，見《英國學術論文集》，第八卷。
[11] 尼柯爾：《悲劇論》，1931年，第124頁。
[12] 施萊格爾：《戲劇藝術與文學演講集》，第66-69頁。
我能夠給他們的不是錢，不是住宅，也不是糧食。
我給的隻是饑渴，是急行軍，是戰鬥和死亡！”他是一位精明的心理學家，他的話能夠打動人心。
在悲劇中，我們看見的正是加裡波第給戰士們那種戰鬥和死亡，參戰者不是和别人戰鬥的人，而是和神的力量戰鬥的人。
的确，在那種戰鬥中，人處于劣勢，總是失敗。
但那又有什麼關系？利奧尼達（Leonidas）和他率領的斯巴達軍隊并未能阻止波斯人穿過德摩比利關口，但他們的英勇犧牲并不因此而減少人們深切的敬意。
他們的身體的力量失敗了，但他們的精神力量卻獲得了勝利。
在一切偉大悲劇的鬥争中，肉體的失敗往往在精神的勝利中獲得加倍的補償。
尼柯爾教授說：“死亡本身已經無足輕重。
……悲劇認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什麼時候來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面前做些什麼。
”[11]我們可以說，悲劇在哀悼肉體失敗的同時，慶祝精神的勝利。
我們所說“精神勝利”，并不是指像正義之類道德目的的勝利，而是我們在《報仇神》《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奧瑟羅》以及其他悲劇傑作結尾時感到那種勇敢、堅毅、高尚和宏偉氣魄的顯露。
人非到遭逢大悲痛和大災難的時刻，不會顯露自己的内心深處，而一旦到了那種時刻，他心靈的偉大就随痛苦而增長，他會變得比平常偉大得多。
假設蘇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另一種樣子死去，他們對人的心靈還能有那麼大的魅力嗎？在悲劇中，我們親眼看見特殊品格的人物經曆揭示内心的最後時刻。
他們的形象随苦難而增長，我們也随他們一起增長。
看見他們是那麼偉大崇高，我們自己也感覺到偉大崇高。
正因為這個原因，悲劇才總是有一種英雄的壯麗色彩，在我們的情感反應中，也才總是有驚奇和贊美的成分。
布拉德雷教授描繪的“和解的感覺”（見第七章），正是我們看見悲劇英雄以那麼偉大崇高的精神面對大災難而産生的贊美之情。
因此，偉大的悲劇在無意之間，就産生出合于道德的影響。
雪萊在《為詩辯護》中寫道：“最高等的戲劇作品裡很少教給人苛責和仇恨，它教人認識自己，尊重自己。
”它能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我們在悲劇人物身上，瞥見了自己的内心深處。
我們在第五章裡已經說明，悲劇感與崇高感是互相關聯的。
在這兩種情形裡，我們都會在暫時的抑制之後，感到一陣突發的自我的擴展。
悲劇的和崇高的事物先壓制我們，使我們深感自己渺小無力，甚至覺得自己卑微不足道，但它立即又鼓舞我們，讓我們分享到它的偉大，使我們感到振奮和高尚。
正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說： 在那幸福的時刻， 我感到自己渺小而又偉大。
這話正可以表現悲劇宿命的兩面觀。
一方面，我們在命運的擺布下深切感到人是柔弱而微不足道的。
無論悲劇人物是怎樣善良、怎樣幸運的一個人，他都被一種既不可理解也無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毀滅。
另一方面，我們在人對命運的鬥争中又體驗到蓬勃的生命力，感覺到人的偉大和崇高。
這兩者的矛盾隻是表面的。
施萊格爾說得好，“人性中的精神力量隻有在困苦和鬥争中，才充分證明自己的存在。
”[12]正如人的偉大隻有在艱難困苦中才顯露出來一樣，隻有與命運觀念相聯結才會産生悲劇；但純粹的宿命論并不能産生悲劇，悲劇的宿命絕不能消除我們的人類尊嚴感。
命運可以摧毀偉大崇高的人，但卻無法摧毀人的偉大崇高。
悲劇的悲觀論和樂觀論也有這樣的兩面。
任何偉大的悲劇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觀的，因為它表現惡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總是讓善和正義獲得全勝；但是，任何偉大的悲劇歸根結底又必然是樂觀的，因為它的本質是表現壯麗的英雄品格，它激發我們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識。
悲劇總是充滿了矛盾，使人覺得它難以把握。
理論家們常常滿足于抓住悲劇的某一方面作出概括論述，而且自信這種論述适用于全部悲劇。
有人在悲劇中隻見出悲觀論，又有人隻見出樂觀論；有人視命運為悲劇的根基，又有人完全否認悲劇與命運有任何關系。
他們都正确又都不正确正确是說他們都抓住了真理的一個方面，不正确是說他們都忽略了真理的另一個方面。
完善的悲劇理論必須包羅互相矛盾的各個方面情形命運感和人類尊嚴感、悲觀論和樂觀論，所有這些都不應當忽略不計。
注解： [1] 杜博斯：《關于詩與畫的批判思考》（轉引自休谟：《論悲劇》）。
[2] 施萊格爾：《戲劇藝術與文學演講集》，見布萊克（J.Black）英譯本，1902年，第30-42頁。
[3] 伽爾文·托馬斯：《悲劇和悲劇欣賞》，載《一元論者》雜志，1914年，第三期。
[4] 理查茲：《文學批評原理》，1928年，第245-248頁。
[5] 帕弗爾：《美的心理學》，1905年，第231-252頁。
[6] 轉引自卡瑞特：《美的哲學》，第253頁。
[7] 立普斯：《悲劇與科學的批評家》，參見卡瑞特：《美的哲學》，第11章。
[8] 亞理斯多德：《詩學》，第四章。
[9] 魯卡斯：《論悲劇》，第51及以下各頁。
[10] 斯馬特：《悲劇》，見《英國學術論文集》，第八卷。
[11] 尼柯爾：《悲劇論》，1931年，第124頁。
[12] 施萊格爾：《戲劇藝術與文學演講集》，第66-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