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悲劇中的正義觀念：人物性格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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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服從于正義的原則。
甚至考狄利娅和苔絲狄蒙娜也不像一般人設想的那麼純潔無辜。
那麼，考狄利娅之死的正義性又在哪裡呢？蓋爾維努斯回答道： 她為了讓父親重登王位，帶領法國軍隊進攻英國。
這一行動的全部責任都落在她身上。
隻要她活着并且帶兵打仗，恐怕會使整個王國都臣服法蘭西。
可是莎士比亞的愛國情緒卻決不允許這樣一種思想，即法國軍隊有可能征服英國。
于是考狄利娅成為自己性情的犧牲品。
[9] 至于苔絲狄蒙娜，她的過錯甚至更明顯。
她不得父親同意而與一個黑皮膚的摩爾人私奔。
甚至她失落了手帕也被蓋爾維努斯當作指責她粗心大意的理由。
她也是“自己性情的犧牲品，這性情超越了社會習俗的界限，把罪過與無邪奇怪地雜糅在一起，結果招緻了死的懲罰。
”格爾維努斯就這樣一個劇接一個劇地作出解釋，結果是莎士比亞所有悲劇人物都犯有過錯，罪有應得。
有些英國學者如斯馬特（J.S.Smart）和布拉德雷等，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選取一條中間路線。
按斯馬特的說法，“在莎士比亞劇中，命運女神象征着外在偶然事件對個人命運的影響”。
“莎士比亞思想中有一種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人類經驗中有些東西是偶然的，不可以理性去說明的。
”因此他承認命運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重要性，但他認為“說莎士比亞看不到逃避或改變命運的安排的任何辦法，乃是對莎士比亞的歪曲。
事實上，莎士比亞将命運觀念與正義觀念結合起來，在兩者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10]。
在我們看來，這兩種觀念是互相矛盾、不可調和的，因為命運觀念意味着人的意志不起作用，而正義觀念則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責任。
我們在下一章讨論布拉德雷的觀點時，還要更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同時還可以指出，斯馬特的論證是沒有說服力甚至自相矛盾的。
他承認“莎士比亞把命運說成是高于人的意志的一種力量，是盲目地控制人的力量。
”但他立即又說：“在命運面前，我們并不是完全無所作為的，我們隻要能控制自己，也就能控制命運。
這個結論正是莎士比亞的哲學的核心。
”他引用了幾段話來具體說明命運無所不在這一觀點，但關于人能夠控制命運這一觀點，他隻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
那是哈姆雷特贊揚霍拉旭的話： 因為你， 雖飽經憂患，卻并沒有痛苦， 以同樣平靜的态度， 對待命運的打擊和恩寵； 能夠那麼适當地調和感情和理智， 不讓命運随意玩弄于指掌之間， 那樣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
這段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哈姆雷特自己是“感情的奴隸”，他羨慕他的朋友那種斯多葛式的平靜和無動于衷的态度。
無論順境或逆境都能處之泰然，這是一回事；能控制命運，“逃避或改變命運的安排”，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若要說對“命運的打擊和恩寵”都無動于衷，蘇格拉底就更值得贊揚，但他卻并不因此就能逃脫悲劇性的厄運。
斯馬特或者是嚴重誤解了哈姆雷特的意思，或者是他引了一段根本不能說明他自己的觀點的話來做論證。
命運和正義是不可調和的，我們必須在這二者之中選擇。
或者選擇命運作悲劇的指導原則，或者選擇正義。
就莎士比亞而言，他好像并不自命為判别善惡的公正無私的法官。
他的大部分悲劇傑作結尾的時候，都是“向死亡的進軍”，善者和惡者的屍體都橫陳在台上，其間并無差别。
例如，哈姆雷特與克羅迪斯同歸于盡，李爾王、考狄利娅與高納裡爾、呂甘也都一同死去。
死神的手最終攫去惡人，也攫去善良的人。
我們雖不贊成約翰遜博士認為忽略正義觀念是莎士比亞第一過錯這種觀點，但我們得承認，盡管約翰遜博士有很多新古典主義的偏見，他卻至少有十分清醒的常識，他對莎士比亞悲劇的方法的描述也是基本正确的。
在我們這部論著的有限範圍内，不可能詳細探讨莎士比亞在其傑作中表現出來的關于性格與命運的觀念。
我們隻能舉一個例子。
命運觀念也許在《李爾王》中比在其他莎劇中更為突出。
這個劇中幾乎每一個人物都說到冥冥中神力的作用。
有一段話好像雄辯地否定了命運，所以尤其有意思。
當葛羅斯脫對近來一些災變表示擔憂，說“最近這一些日食月食果然不是好兆”時，他的庶子愛德蒙譏諷地說： 人們最愛用這一種糊塗思想來欺騙自己：往往當我們因為自己行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時候，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災禍歸咎于日月星辰，好像我們做惡人也是命運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
……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卻把他的好色的天性歸咎到一顆星的身上，真是絕妙的推诿！ 我們是否應該把這段話看成代表莎士比亞本人關于性格和命運的觀念呢？如果這段話确實能代表他的觀點，那麼他真可以說是正義說的堅決代表，甚至比亞理斯多德還更堅決。
但我們不要忘記，他把這段話放在一個壞人口中講出來，而壞人講話總是冷嘲熱諷的。
讓我們來聽一聽莎士比亞讓這個劇中的好人講出來的話吧。
李爾抱怨說： 我雖有過失， 但别人對我犯的過失卻深重得多。
這句有名的話從他遭受的苦難完全可以得到證實。
考狄利娅的話也是如此，她的話說得平靜然而深含着悲痛： 我們也不是頭一個 存心善良，卻反而遭到惡報的人。
肯特堅信“我們頭上的星星支配着我們的性情”。
葛羅斯特更明白地指責衆神的不公： 我們對于衆神說來正像蒼蠅之于頑童， 他們僅僅為取樂就殺死我們。
所有這些話都是劇情發展到關鍵時刻講的，所以絕不是對整個劇無足輕重、随便說說的隻言片語。
它們确實發出劇作的主題音調，使我們體會到悲劇感的本質。
布拉德雷教授居然說，閱讀莎劇時很少感到有命運觀念，這不禁令人覺得驚訝。
為了說明更近代形式的命運感，讓我們再來看看易蔔生的作品。
也許在易蔔生的作品裡，個人主義發揮得最為淋漓盡緻，所以個人性格也似乎比命運重要得多。
但即便在他那裡，也絕不是“性格決定命運”。
他劇中大部分人物都像《人民公敵》中的湯莫斯·斯多克芒醫生那樣，是社會制度和僵死的信念的犧牲品。
悲劇之産生主要正在于個
甚至考狄利娅和苔絲狄蒙娜也不像一般人設想的那麼純潔無辜。
那麼，考狄利娅之死的正義性又在哪裡呢？蓋爾維努斯回答道： 她為了讓父親重登王位，帶領法國軍隊進攻英國。
這一行動的全部責任都落在她身上。
隻要她活着并且帶兵打仗，恐怕會使整個王國都臣服法蘭西。
可是莎士比亞的愛國情緒卻決不允許這樣一種思想，即法國軍隊有可能征服英國。
于是考狄利娅成為自己性情的犧牲品。
[9] 至于苔絲狄蒙娜，她的過錯甚至更明顯。
她不得父親同意而與一個黑皮膚的摩爾人私奔。
甚至她失落了手帕也被蓋爾維努斯當作指責她粗心大意的理由。
她也是“自己性情的犧牲品，這性情超越了社會習俗的界限，把罪過與無邪奇怪地雜糅在一起，結果招緻了死的懲罰。
”格爾維努斯就這樣一個劇接一個劇地作出解釋，結果是莎士比亞所有悲劇人物都犯有過錯，罪有應得。
有些英國學者如斯馬特（J.S.Smart）和布拉德雷等，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選取一條中間路線。
按斯馬特的說法，“在莎士比亞劇中，命運女神象征着外在偶然事件對個人命運的影響”。
“莎士比亞思想中有一種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人類經驗中有些東西是偶然的，不可以理性去說明的。
”因此他承認命運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重要性，但他認為“說莎士比亞看不到逃避或改變命運的安排的任何辦法，乃是對莎士比亞的歪曲。
事實上，莎士比亞将命運觀念與正義觀念結合起來，在兩者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10]。
在我們看來，這兩種觀念是互相矛盾、不可調和的，因為命運觀念意味着人的意志不起作用，而正義觀念則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責任。
我們在下一章讨論布拉德雷的觀點時，還要更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同時還可以指出，斯馬特的論證是沒有說服力甚至自相矛盾的。
他承認“莎士比亞把命運說成是高于人的意志的一種力量，是盲目地控制人的力量。
”但他立即又說：“在命運面前，我們并不是完全無所作為的，我們隻要能控制自己，也就能控制命運。
這個結論正是莎士比亞的哲學的核心。
”他引用了幾段話來具體說明命運無所不在這一觀點，但關于人能夠控制命運這一觀點，他隻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
那是哈姆雷特贊揚霍拉旭的話： 因為你， 雖飽經憂患，卻并沒有痛苦， 以同樣平靜的态度， 對待命運的打擊和恩寵； 能夠那麼适當地調和感情和理智， 不讓命運随意玩弄于指掌之間， 那樣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
這段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哈姆雷特自己是“感情的奴隸”，他羨慕他的朋友那種斯多葛式的平靜和無動于衷的态度。
無論順境或逆境都能處之泰然，這是一回事；能控制命運，“逃避或改變命運的安排”，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若要說對“命運的打擊和恩寵”都無動于衷，蘇格拉底就更值得贊揚，但他卻并不因此就能逃脫悲劇性的厄運。
斯馬特或者是嚴重誤解了哈姆雷特的意思，或者是他引了一段根本不能說明他自己的觀點的話來做論證。
命運和正義是不可調和的，我們必須在這二者之中選擇。
或者選擇命運作悲劇的指導原則，或者選擇正義。
就莎士比亞而言，他好像并不自命為判别善惡的公正無私的法官。
他的大部分悲劇傑作結尾的時候，都是“向死亡的進軍”，善者和惡者的屍體都橫陳在台上，其間并無差别。
例如，哈姆雷特與克羅迪斯同歸于盡，李爾王、考狄利娅與高納裡爾、呂甘也都一同死去。
死神的手最終攫去惡人，也攫去善良的人。
我們雖不贊成約翰遜博士認為忽略正義觀念是莎士比亞第一過錯這種觀點，但我們得承認，盡管約翰遜博士有很多新古典主義的偏見，他卻至少有十分清醒的常識，他對莎士比亞悲劇的方法的描述也是基本正确的。
在我們這部論著的有限範圍内，不可能詳細探讨莎士比亞在其傑作中表現出來的關于性格與命運的觀念。
我們隻能舉一個例子。
命運觀念也許在《李爾王》中比在其他莎劇中更為突出。
這個劇中幾乎每一個人物都說到冥冥中神力的作用。
有一段話好像雄辯地否定了命運，所以尤其有意思。
當葛羅斯脫對近來一些災變表示擔憂，說“最近這一些日食月食果然不是好兆”時，他的庶子愛德蒙譏諷地說： 人們最愛用這一種糊塗思想來欺騙自己：往往當我們因為自己行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時候，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災禍歸咎于日月星辰，好像我們做惡人也是命運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
……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卻把他的好色的天性歸咎到一顆星的身上，真是絕妙的推诿！ 我們是否應該把這段話看成代表莎士比亞本人關于性格和命運的觀念呢？如果這段話确實能代表他的觀點，那麼他真可以說是正義說的堅決代表，甚至比亞理斯多德還更堅決。
但我們不要忘記，他把這段話放在一個壞人口中講出來，而壞人講話總是冷嘲熱諷的。
讓我們來聽一聽莎士比亞讓這個劇中的好人講出來的話吧。
李爾抱怨說： 我雖有過失， 但别人對我犯的過失卻深重得多。
這句有名的話從他遭受的苦難完全可以得到證實。
考狄利娅的話也是如此，她的話說得平靜然而深含着悲痛： 我們也不是頭一個 存心善良，卻反而遭到惡報的人。
肯特堅信“我們頭上的星星支配着我們的性情”。
葛羅斯特更明白地指責衆神的不公： 我們對于衆神說來正像蒼蠅之于頑童， 他們僅僅為取樂就殺死我們。
所有這些話都是劇情發展到關鍵時刻講的，所以絕不是對整個劇無足輕重、随便說說的隻言片語。
它們确實發出劇作的主題音調，使我們體會到悲劇感的本質。
布拉德雷教授居然說，閱讀莎劇時很少感到有命運觀念，這不禁令人覺得驚訝。
為了說明更近代形式的命運感，讓我們再來看看易蔔生的作品。
也許在易蔔生的作品裡，個人主義發揮得最為淋漓盡緻，所以個人性格也似乎比命運重要得多。
但即便在他那裡，也絕不是“性格決定命運”。
他劇中大部分人物都像《人民公敵》中的湯莫斯·斯多克芒醫生那樣，是社會制度和僵死的信念的犧牲品。
悲劇之産生主要正在于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