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悲劇中的正義觀念：人物性格與命運
關燈
小
中
大
又能看出什麼“過失”來呢？正是她的美德成為她受難的原因，而她的悲劇也就在這裡。
聽聽她說的話吧：“我違犯了哪一條上天的法律？可憐的人啊，要是我因為虔誠敬神反而招來不虔誠的罪名，那我為什麼還要望着衆神？我還能求誰的援助？”[7]對于這樣痛苦的呼喊，亞理斯多德似乎充耳不聞。
關于人物性格在歐裡庇得斯的劇作中越來越重要這一點，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
如果亞理斯多德的論點可以得到證實的話，我們當然要在歐裡庇得斯的作品裡去尋找證據。
但是，在這裡我們又會失望。
的确像施萊格爾所說，在歐裡庇得斯的劇作裡，“命運很少是全劇中無敵的精神和悲劇世界裡的基本思想”。
但是，命運的觀念盡管削弱了，卻仍然存在。
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是虔敬的人，從未公開懷疑過神的正義。
歐裡庇得斯卻是個懷疑論者，他毫不猶豫地把人所受的苦難都歸罪于神。
希波呂托斯由于輕慢了阿佛羅狄忒，便死得很慘；彭透斯因為拒絕崇拜新的神巴克斯，被自己的母親撕得粉碎；海格立斯發了瘋，親手射死自己的妻子兒女，因為這是天後赫拉的意思；伊菲革涅亞在奧裡斯被獻做犧牲，因為衆神為借一陣風給希臘人的艦隊，就要索取這樣的代價。
這些例子都說明，亞理斯多德認為“最具有悲劇性的詩人”的歐裡庇得斯，并沒有亞理斯多德關于悲劇“過失”那種觀念。
從整個希臘悲劇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它們反映了一種相當陰郁的人生觀。
生來孱弱而無知的人類注定了要永遠進行戰鬥，而戰鬥中的對手不僅有嚴酷的衆神，而且有無情而變化莫測的命運。
他的頭上随時有無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脅着他的生存，像懸岩巨石，随時可能倒塌下來把他壓為齑粉。
他既沒有力量抗拒這種狀态，也沒有智慧理解它。
他的頭腦中無疑常常會思索惡的根源和正義的觀念等等，但是卻很難相信自己能夠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像阿伽門農和俄狄浦斯一樣感到困惑不解。
他們不敢公開指責上天不公，但也不願把惡的責任完全加在人的身上。
他們的言論之中的矛盾就顯露出他們的困惑不解，也更增強了他們的命運感。
人們常說希臘悲劇植根于宗教之中，但宗教這兩個字按現代意義理解起來，往往連帶着有一套神學理論，而從希臘悲劇中卻難于得出一套神學理論來。
我們在十二章裡還要詳細讨論，悲劇的精神與确定的宗教信仰是不大相容的。
希臘悲劇詩人們的頭腦裡多的是困惑和憂郁，往往引向宗教的皈依，但卻不等于一個信教者的思想。
因此，在他們頭腦裡，像大多數初民的頭腦一樣，命運觀念占有突出地位，他們的迷信和神話尚未結晶成為宗教的信仰。
希臘悲劇結構宏偉，涵蓋天地，多寫人與神之間的關系。
要是把它脫離開原始神話的背景和宿命論的人生觀，從純理性的觀點去加以分析，那就會喪失其本質而僅得其蒼白的影子。
亞理斯多德正是這樣做的。
在《詩學》中，對于自荷馬以來困擾着希臘人的宿命觀點，他竟然不發一言。
這點顯著的緘默并不是他的疏忽。
在《倫理學》第三章讨論自願行動和無意識的行動時，亞理斯多德譴責歐裡庇得斯劇中一個主人公阿爾克米昂為父複仇而殺死母親。
他認為阿爾克米昂的犯罪是神預定的這一點，并不能成其為犯罪的借口。
歐裡庇得斯這部悲劇已佚，而從現存殘篇看來，大緻情節與《俄瑞斯忒亞》三部曲頗為相似。
對于埃斯庫羅斯傑作中表現出的命運觀念，不知亞理斯多德又會怎麼說。
推想起來，他很可能會不以為然的。
亞理斯多德是一個很少詩人氣質的唯理主義者，他寫作之時正當希臘悲劇漸趨衰落，希臘已經脫離幽暗的神話世界而進入一個學術開明的世界，詭辯學派以因果關系去解釋世間萬物，在這種情形下，亞理斯多德自然很難得到早期希臘悲劇詩人們的精神。
埃格（M.Egger）說得好：“由于命運觀念失去了對人們意識的控制力量，所以也日益喪失其對悲劇舞台的影響。
”[8]我們可以推想，在亞曆山大時代，命運觀念已完全失去了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力量。
亞理斯多德絕不是願意讓命運觀念複活的人。
命運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害于宇宙的道德秩序，使人喪失自由和責任。
正因為如此，他才引入“過失”這一概念來解釋悲劇人物的不幸遭遇。
三 近代西方悲劇在基本精神上來源于歐裡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庫羅斯或索福克勒斯。
它從探索宇宙間的大問題轉而探索人的内心。
愛情、嫉妒、野心、榮譽、憤怒、複仇、内心沖突和社會問題這些就是像莎士比亞、拉辛或易蔔生這類戲劇家作品中的動力。
這是世俗悲劇，這類悲劇中的因果聯系不再是從宙斯到人，而必須在人的經驗的狹窄範圍之内去尋找。
現在，人不再是盲目的命運所随意擺弄的玩偶，而是更自由的人，因而對于自己的行動和激情也負有更大的責任。
所以，亞理斯多德關于“過失”的見解對近代悲劇比對他那個時代的悲劇更為合适。
但即使是近代悲劇，接受這一見解也還有很大保留。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堪稱近代悲劇最大代表人物的莎士比亞。
他對于戲劇中的正義，一如他對所有抽象問題的态度那樣，令人難以捉摸。
他認為痛苦和邪惡應該由誰負責，是神力還是人物性格？對此問題的意見各說不一。
例如，約翰遜博士指責莎士比亞違反“詩的正義”是“他的第一過錯”。
在著名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中，約翰遜博士說： 他犧牲美德，遷就權宜，他如此看重給讀者以快感，而不大考慮如何給讀者以教導，因此他的寫作似乎沒有任何道德目的。
……他沒有給善惡以公平合理的分配，也不随時注意使好人表示不贊成壞人；他使他的人物無動于衷地經曆了是和非，最後讓他們自生自滅，再不過問，使他們的榜樣憑着偶然性去影響讀者。
說他的時代比較粗野這一借口并不能掩飾這個比較嚴重的過失；因為一個作家永遠有責任使世界變得更好，而正義這種美德并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約翰遜代表着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的代表則是深受亞理斯多德和黑格爾影響的德國批評家蓋爾維努斯（Gervinus）。
他完全消除了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命運觀念，把悲劇苦難的原因全都歸結為人物性格上的某種弱點。
于是在他看來，悲劇完
聽聽她說的話吧：“我違犯了哪一條上天的法律？可憐的人啊，要是我因為虔誠敬神反而招來不虔誠的罪名，那我為什麼還要望着衆神？我還能求誰的援助？”[7]對于這樣痛苦的呼喊，亞理斯多德似乎充耳不聞。
關于人物性格在歐裡庇得斯的劇作中越來越重要這一點，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
如果亞理斯多德的論點可以得到證實的話，我們當然要在歐裡庇得斯的作品裡去尋找證據。
但是，在這裡我們又會失望。
的确像施萊格爾所說，在歐裡庇得斯的劇作裡，“命運很少是全劇中無敵的精神和悲劇世界裡的基本思想”。
但是，命運的觀念盡管削弱了，卻仍然存在。
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是虔敬的人，從未公開懷疑過神的正義。
歐裡庇得斯卻是個懷疑論者，他毫不猶豫地把人所受的苦難都歸罪于神。
希波呂托斯由于輕慢了阿佛羅狄忒，便死得很慘；彭透斯因為拒絕崇拜新的神巴克斯，被自己的母親撕得粉碎；海格立斯發了瘋，親手射死自己的妻子兒女，因為這是天後赫拉的意思；伊菲革涅亞在奧裡斯被獻做犧牲，因為衆神為借一陣風給希臘人的艦隊，就要索取這樣的代價。
這些例子都說明，亞理斯多德認為“最具有悲劇性的詩人”的歐裡庇得斯，并沒有亞理斯多德關于悲劇“過失”那種觀念。
從整個希臘悲劇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它們反映了一種相當陰郁的人生觀。
生來孱弱而無知的人類注定了要永遠進行戰鬥，而戰鬥中的對手不僅有嚴酷的衆神，而且有無情而變化莫測的命運。
他的頭上随時有無可抗拒的力量在威脅着他的生存，像懸岩巨石，随時可能倒塌下來把他壓為齑粉。
他既沒有力量抗拒這種狀态，也沒有智慧理解它。
他的頭腦中無疑常常會思索惡的根源和正義的觀念等等，但是卻很難相信自己能夠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像阿伽門農和俄狄浦斯一樣感到困惑不解。
他們不敢公開指責上天不公，但也不願把惡的責任完全加在人的身上。
他們的言論之中的矛盾就顯露出他們的困惑不解，也更增強了他們的命運感。
人們常說希臘悲劇植根于宗教之中，但宗教這兩個字按現代意義理解起來，往往連帶着有一套神學理論，而從希臘悲劇中卻難于得出一套神學理論來。
我們在十二章裡還要詳細讨論，悲劇的精神與确定的宗教信仰是不大相容的。
希臘悲劇詩人們的頭腦裡多的是困惑和憂郁，往往引向宗教的皈依，但卻不等于一個信教者的思想。
因此，在他們頭腦裡，像大多數初民的頭腦一樣，命運觀念占有突出地位，他們的迷信和神話尚未結晶成為宗教的信仰。
希臘悲劇結構宏偉，涵蓋天地，多寫人與神之間的關系。
要是把它脫離開原始神話的背景和宿命論的人生觀，從純理性的觀點去加以分析，那就會喪失其本質而僅得其蒼白的影子。
亞理斯多德正是這樣做的。
在《詩學》中，對于自荷馬以來困擾着希臘人的宿命觀點，他竟然不發一言。
這點顯著的緘默并不是他的疏忽。
在《倫理學》第三章讨論自願行動和無意識的行動時，亞理斯多德譴責歐裡庇得斯劇中一個主人公阿爾克米昂為父複仇而殺死母親。
他認為阿爾克米昂的犯罪是神預定的這一點，并不能成其為犯罪的借口。
歐裡庇得斯這部悲劇已佚，而從現存殘篇看來，大緻情節與《俄瑞斯忒亞》三部曲頗為相似。
對于埃斯庫羅斯傑作中表現出的命運觀念，不知亞理斯多德又會怎麼說。
推想起來，他很可能會不以為然的。
亞理斯多德是一個很少詩人氣質的唯理主義者，他寫作之時正當希臘悲劇漸趨衰落，希臘已經脫離幽暗的神話世界而進入一個學術開明的世界，詭辯學派以因果關系去解釋世間萬物，在這種情形下，亞理斯多德自然很難得到早期希臘悲劇詩人們的精神。
埃格（M.Egger）說得好：“由于命運觀念失去了對人們意識的控制力量，所以也日益喪失其對悲劇舞台的影響。
”[8]我們可以推想，在亞曆山大時代，命運觀念已完全失去了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力量。
亞理斯多德絕不是願意讓命運觀念複活的人。
命運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害于宇宙的道德秩序，使人喪失自由和責任。
正因為如此，他才引入“過失”這一概念來解釋悲劇人物的不幸遭遇。
三 近代西方悲劇在基本精神上來源于歐裡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庫羅斯或索福克勒斯。
它從探索宇宙間的大問題轉而探索人的内心。
愛情、嫉妒、野心、榮譽、憤怒、複仇、内心沖突和社會問題這些就是像莎士比亞、拉辛或易蔔生這類戲劇家作品中的動力。
這是世俗悲劇，這類悲劇中的因果聯系不再是從宙斯到人，而必須在人的經驗的狹窄範圍之内去尋找。
現在，人不再是盲目的命運所随意擺弄的玩偶，而是更自由的人，因而對于自己的行動和激情也負有更大的責任。
所以，亞理斯多德關于“過失”的見解對近代悲劇比對他那個時代的悲劇更為合适。
但即使是近代悲劇，接受這一見解也還有很大保留。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堪稱近代悲劇最大代表人物的莎士比亞。
他對于戲劇中的正義，一如他對所有抽象問題的态度那樣，令人難以捉摸。
他認為痛苦和邪惡應該由誰負責，是神力還是人物性格？對此問題的意見各說不一。
例如，約翰遜博士指責莎士比亞違反“詩的正義”是“他的第一過錯”。
在著名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中，約翰遜博士說： 他犧牲美德，遷就權宜，他如此看重給讀者以快感，而不大考慮如何給讀者以教導，因此他的寫作似乎沒有任何道德目的。
……他沒有給善惡以公平合理的分配，也不随時注意使好人表示不贊成壞人；他使他的人物無動于衷地經曆了是和非，最後讓他們自生自滅，再不過問，使他們的榜樣憑着偶然性去影響讀者。
說他的時代比較粗野這一借口并不能掩飾這個比較嚴重的過失；因為一個作家永遠有責任使世界變得更好，而正義這種美德并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約翰遜代表着一個極端，另一個極端的代表則是深受亞理斯多德和黑格爾影響的德國批評家蓋爾維努斯（Gervinus）。
他完全消除了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命運觀念，把悲劇苦難的原因全都歸結為人物性格上的某種弱點。
于是在他看來，悲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