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悲劇中的正義觀念：人物性格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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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偉大，其中包含着十分崇高的東西，因而我們在厭恨她的行動的同時，對這些行動的根源又表示欽佩。
[3] “心靈的偉大”正是悲劇中關鍵所在，從審美觀點看來，這種偉大是好人還是壞人表現出來的好像無關大局。
席勒在說明“審美判斷與道德判斷的矛盾”時，也指出了這一點： 譬如偷竊就是絕對低劣的，……是小偷身上永遠洗不掉的污點，從審美的角度說來，他将永遠是一個低劣的對象。
……但假設這人同時又是一個殺人兇手，按道德的法則說來就更應該受懲罰。
但在審美判斷中，他反而升高了一級。
……由卑鄙行動使自己變得低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罪惡提高自己的地位，從而在我們的審美評價中恢複地位。
……我們面對可怖的大罪大惡時，就不再想到這種行動的性質，而隻想其可怕的後果。
……我們立即不寒而栗，所有細緻的鑒賞趣味一時都銷聲匿迹。
……簡言之，低劣的成分在可怖成分中消失了。
[4] 席勒在這裡清楚地表明了，純粹的邪惡如何能激起悲劇的恐懼。
他所描繪的恐懼肯定不是我們怕類似的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那種道德意義的恐懼，而是我們面對崇高形象時感到的那種審美意志的恐懼。
這一點有力地支持了我們在前一章概述的關于悲劇恐懼的觀點。
但是可以再提一個問題：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從福落到禍怎麼能激起我們的悲劇憐憫的感情呢？我們已經看到，悲劇的憐憫并不是為作為個人的悲劇人物，而是為面對着不可解而且無法控制的命運力量的整個人類。
這主要是一種由浪費感引起的惋惜的感情。
在一個極壞的人從福到禍的淪落當中，我們想到他具有如此超人的毅力和巨大的力量，卻用來為破壞性的目的服務，便常常會産生這種白白浪費的感覺。
我們希望事情是另一個樣子，而實際上卻事與願違，于是我們哀歎道：多麼可惜，竟有這等事！像莎士比亞《奧瑟羅》中的伊阿古和拉辛《布裡塔尼居斯》中的納爾西斯這樣的人物，完全違反我們的道德感，他們作為個人無論有多大不幸，都難以喚起我們的憐憫。
但是，當我們放眼一看這類邪惡人物所寄身的宇宙，我們對壞人的仇恨就淹沒在我們對整個人類的憐憫之中，我們的正義感也就消失在對可怖事物的觀照之中。
亞理斯多德認為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從福落到禍既不能引起憐憫，又不能引起恐懼，這種觀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二 我們現在來看關鍵的一點。
亞理斯多德理想的悲劇人物“在道德品質和正義上并不是好到極點，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惡，而是由于某種過失或弱點。
”希臘原文的?&mua&rho&tau&iota&alpha意義含混不明。
但是它究竟是指道德意義上的過失還是智力上的錯誤關系并不大，關鍵的是悲劇人物必須有某種過失，像阿喀琉斯之踵，這樣才能解釋他的遭殃。
正是這個“過失”或弱點的概念引起了悲劇中的正義觀念。
悲劇的遭難在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比悲劇人物品格更完美的人就不會遭受這樣的災難。
我們現在要來探讨的，就是這個“過失”的概念。
我們可以這樣來提出悲劇人物遭難的問題：在人物性格與命運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如果有這樣的聯系，那麼悲劇人物就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他受到的懲罰可能過重，但那畢竟是一種懲罰。
于是在我們觀賞悲劇的意識經驗當中，就有正義感的成分。
另一方面，如果人物性格與命運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那麼悲劇人物就是命運的犧牲品而不是自己弱點的受害者了。
亞理斯多德沒有像這麼明确地提出問題，更沒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不過從他要求悲劇人物要有“過失”這一點，以及從他論述問題的整個傾向看來，他似乎趨于第一種選擇，即悲劇的災難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人物性格弱點或過失的懲罰。
問題在于：希臘的大悲劇家們是否持這種看法？希臘悲劇中大部分主角都确實顯出有亞理斯多德所說的“過失”，例如俄狄浦斯的急躁或克瑞翁的固執。
但問題不在于悲劇人物是否表露出某種弱點，因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問題在于這樣的弱點是否是悲劇行動的決定性力量，也就是說，悲劇詩人是否有意把人物的受難歸因于他的弱點。
隻要稍稍讀過一點希臘悲劇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 且以《俄瑞斯忒亞》三部曲為例。
表面上看來，全部悲劇好像都以正義的主題為中心，而且埃斯庫羅斯似乎也極力在使我們這樣想。
他在《阿伽門農》中說：“在宙斯統治世界的時候，犯罪者受罰是不可更改的定律。
”[5]在《奠酒人》中又說“正義的鐵砧是不可動搖的。
”[6]但是，阿伽門農命中注定要因為自己并沒有分的家族之罪而遭報應，難道能夠怪他嗎？或者，俄瑞斯忒斯既然是在阿波羅命令之下犯了罪，那也能算是他不對嗎？埃斯庫羅斯的全部作品總是給人這樣的印象：命運是全能的，而人卻很渺小。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奧西安尼德斯之歌就可以作為代表埃斯庫羅斯的人生觀的一個例子： 朋友啊，看天意是多麼無情！ 哪有天恩扶助蜉蝣般的世人？ 君不見孱弱無助的人類 虛度着如夢的浮生， 因為盲目不見光明而傷悲？ 啊，無論人有怎樣的智慧， 總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
這正可代表悲劇感的本質。
然後再想一想，在亞理斯多德看來，他所謂“過失”這樣一種無足輕重的東西竟可以在埃斯庫羅斯構想的那個世界裡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我們再看亞理斯多德理想的悲劇，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這個劇也同樣充滿了定命的思想。
俄狄浦斯是一位賢明的君王，深受臣民的愛戴，但正在他處于幸運頂峰的時候，突然之間卻成了神的憤怒的犧牲品。
他的确罪孽深重，因為他殺父娶母。
像這樣的情形本來不成其為悲劇。
隻是因為犯罪不是有意的，而懲罰卻照樣嚴酷無情，才成為一部悲劇。
俄狄浦斯的犯罪完全是不明真相，更重要的是，還完全是阿波羅預先注定、德爾斐的神谕曾經預言過的。
俄狄浦斯千方百計逃避命定的罪惡，但他的好心卻沒有起作用。
若說他的沉淪是他自己的脆弱造成的，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或者再以索福克勒斯的另一個劇為例，在安提戈涅的性格裡，亞理斯多德
[3] “心靈的偉大”正是悲劇中關鍵所在，從審美觀點看來，這種偉大是好人還是壞人表現出來的好像無關大局。
席勒在說明“審美判斷與道德判斷的矛盾”時，也指出了這一點： 譬如偷竊就是絕對低劣的，……是小偷身上永遠洗不掉的污點，從審美的角度說來，他将永遠是一個低劣的對象。
……但假設這人同時又是一個殺人兇手，按道德的法則說來就更應該受懲罰。
但在審美判斷中，他反而升高了一級。
……由卑鄙行動使自己變得低劣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罪惡提高自己的地位，從而在我們的審美評價中恢複地位。
……我們面對可怖的大罪大惡時，就不再想到這種行動的性質，而隻想其可怕的後果。
……我們立即不寒而栗，所有細緻的鑒賞趣味一時都銷聲匿迹。
……簡言之，低劣的成分在可怖成分中消失了。
[4] 席勒在這裡清楚地表明了，純粹的邪惡如何能激起悲劇的恐懼。
他所描繪的恐懼肯定不是我們怕類似的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那種道德意義的恐懼，而是我們面對崇高形象時感到的那種審美意志的恐懼。
這一點有力地支持了我們在前一章概述的關于悲劇恐懼的觀點。
但是可以再提一個問題：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從福落到禍怎麼能激起我們的悲劇憐憫的感情呢？我們已經看到，悲劇的憐憫并不是為作為個人的悲劇人物，而是為面對着不可解而且無法控制的命運力量的整個人類。
這主要是一種由浪費感引起的惋惜的感情。
在一個極壞的人從福到禍的淪落當中，我們想到他具有如此超人的毅力和巨大的力量，卻用來為破壞性的目的服務，便常常會産生這種白白浪費的感覺。
我們希望事情是另一個樣子，而實際上卻事與願違，于是我們哀歎道：多麼可惜，竟有這等事！像莎士比亞《奧瑟羅》中的伊阿古和拉辛《布裡塔尼居斯》中的納爾西斯這樣的人物，完全違反我們的道德感，他們作為個人無論有多大不幸，都難以喚起我們的憐憫。
但是，當我們放眼一看這類邪惡人物所寄身的宇宙，我們對壞人的仇恨就淹沒在我們對整個人類的憐憫之中，我們的正義感也就消失在對可怖事物的觀照之中。
亞理斯多德認為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從福落到禍既不能引起憐憫，又不能引起恐懼，這種觀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二 我們現在來看關鍵的一點。
亞理斯多德理想的悲劇人物“在道德品質和正義上并不是好到極點，但是他的遭殃并不是由于罪惡，而是由于某種過失或弱點。
”希臘原文的?&mua&rho&tau&iota&alpha意義含混不明。
但是它究竟是指道德意義上的過失還是智力上的錯誤關系并不大，關鍵的是悲劇人物必須有某種過失，像阿喀琉斯之踵，這樣才能解釋他的遭殃。
正是這個“過失”或弱點的概念引起了悲劇中的正義觀念。
悲劇的遭難在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比悲劇人物品格更完美的人就不會遭受這樣的災難。
我們現在要來探讨的，就是這個“過失”的概念。
我們可以這樣來提出悲劇人物遭難的問題：在人物性格與命運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如果有這樣的聯系，那麼悲劇人物就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他受到的懲罰可能過重，但那畢竟是一種懲罰。
于是在我們觀賞悲劇的意識經驗當中，就有正義感的成分。
另一方面，如果人物性格與命運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那麼悲劇人物就是命運的犧牲品而不是自己弱點的受害者了。
亞理斯多德沒有像這麼明确地提出問題，更沒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不過從他要求悲劇人物要有“過失”這一點，以及從他論述問題的整個傾向看來，他似乎趨于第一種選擇，即悲劇的災難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人物性格弱點或過失的懲罰。
問題在于：希臘的大悲劇家們是否持這種看法？希臘悲劇中大部分主角都确實顯出有亞理斯多德所說的“過失”，例如俄狄浦斯的急躁或克瑞翁的固執。
但問題不在于悲劇人物是否表露出某種弱點，因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問題在于這樣的弱點是否是悲劇行動的決定性力量，也就是說，悲劇詩人是否有意把人物的受難歸因于他的弱點。
隻要稍稍讀過一點希臘悲劇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 且以《俄瑞斯忒亞》三部曲為例。
表面上看來，全部悲劇好像都以正義的主題為中心，而且埃斯庫羅斯似乎也極力在使我們這樣想。
他在《阿伽門農》中說：“在宙斯統治世界的時候，犯罪者受罰是不可更改的定律。
”[5]在《奠酒人》中又說“正義的鐵砧是不可動搖的。
”[6]但是，阿伽門農命中注定要因為自己并沒有分的家族之罪而遭報應，難道能夠怪他嗎？或者，俄瑞斯忒斯既然是在阿波羅命令之下犯了罪，那也能算是他不對嗎？埃斯庫羅斯的全部作品總是給人這樣的印象：命運是全能的，而人卻很渺小。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奧西安尼德斯之歌就可以作為代表埃斯庫羅斯的人生觀的一個例子： 朋友啊，看天意是多麼無情！ 哪有天恩扶助蜉蝣般的世人？ 君不見孱弱無助的人類 虛度着如夢的浮生， 因為盲目不見光明而傷悲？ 啊，無論人有怎樣的智慧， 總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
這正可代表悲劇感的本質。
然後再想一想，在亞理斯多德看來，他所謂“過失”這樣一種無足輕重的東西竟可以在埃斯庫羅斯構想的那個世界裡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我們再看亞理斯多德理想的悲劇，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這個劇也同樣充滿了定命的思想。
俄狄浦斯是一位賢明的君王，深受臣民的愛戴，但正在他處于幸運頂峰的時候，突然之間卻成了神的憤怒的犧牲品。
他的确罪孽深重，因為他殺父娶母。
像這樣的情形本來不成其為悲劇。
隻是因為犯罪不是有意的，而懲罰卻照樣嚴酷無情，才成為一部悲劇。
俄狄浦斯的犯罪完全是不明真相，更重要的是，還完全是阿波羅預先注定、德爾斐的神谕曾經預言過的。
俄狄浦斯千方百計逃避命定的罪惡，但他的好心卻沒有起作用。
若說他的沉淪是他自己的脆弱造成的，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或者再以索福克勒斯的另一個劇為例，在安提戈涅的性格裡，亞理斯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