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憐憫和恐懼：悲劇與崇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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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不管亞理斯多德的原意是否如此，這正是康德所說在對崇高事物的觀照中那種“暫時阻礙的感覺”。
這不是在日常現實中某個個人覺得危險迫近時那種恐懼，而是在對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審美觀照中産生的恐懼，這種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式在操縱着人類的命運。
這就是《約伯記》中以利法所說的那種恐懼： 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世人沉睡的時候，恐懼、戰兢，臨到我身，使我百骨打戰。
有靈從我面前經過，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靈停住，我卻不能辨其形狀。
“我卻不能辨其形狀”，正是悲劇恐懼的本質。
如果恐懼的對象是清晰可辨的，那就不成其為悲劇的恐懼。
正因為如此，悲劇恐懼沒有一個特定的個别對象，比如悲劇主角或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激起我們的一種恐懼，那麼這種恐懼絕不是為了俄狄浦斯，因為實際生活中的恐懼一般是由預見到某種将臨的危險而産生的，而俄狄浦斯的災難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既成事實；這種恐懼也不是為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絕少可能會遭遇到類似的不幸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殺父娶母。
因此，這不是以殺父和亂倫為特定對象的恐懼。
同樣，在看《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時，我們不會畏懼自己會偷了天上的火而受宙斯的懲罰；在看《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時，我們不會畏懼自己會遭到被父親下令獻作犧牲的厄運；在看《浮士德》時，也不會畏懼自己會把靈魂出賣給魔鬼而遭難。
在所有這些情形裡，都是面對命運女神那冷酷而變化多端的面容時感到的恐懼，正是命運女神造成所有這些“古老而遙遠的不幸”。
這種恐懼可以很強烈，又總是非常模糊的。
因此按我們的分析，悲劇的恐懼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悲劇的憐憫相似。
它們都是突然見出命運的玄妙莫測和不可改變以及人的無力和渺小所産生的結果，又都不是針對任何明确可辨的對象或任何特定的個人；雖然引起憐憫和恐懼的條件可以千變萬化，但隻要我們感到劇情是悲劇性的，那麼憐憫和恐懼總是具有這樣的性質。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研究和評注亞理斯多德《詩學》的人們說，我們是因為怕自己會遭到類似不幸而感到恐懼，是何等大謬不然。
在悲劇的領域裡，絕沒有讓利己主義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餘地！ （3）像崇高感中的“暫時阻礙”一樣，悲劇恐懼也隻是走向激勵和鼓舞這類積極情緒的一個步驟。
如果它隻是一味恐懼，那就會變成恐怖而使我們感到意志消沉。
但是我們都一緻同意，悲劇盡管激起恐懼，或者說恰恰因為它激起恐懼，便使我們感到振奮。
它喚起不同尋常的生命力來應付不同尋常的情境。
它使我們有力量去完成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希望可以完成的艱巨任務。
這個任務當然隻是在想象中去完成的。
我們在理想中或多或少不自覺地把自己與普羅米修斯、俄狄浦斯、李爾以及類似的巨人般的人物等同起來，用崇高的力量去鬥争，哪怕面對徹底的毀滅或可怕的死，也決不屈服。
麥克奈爾·狄克遜教授（Prof.MacneilleDixon）在談論埃斯庫羅斯的宇宙觀時說得好： 埃斯庫羅斯所理解的世界苦難似乎不能完全歸結為罪過或錯誤，而更多是伴随任何偉大創舉必不可免的東西，好比攀登無人征服過的山峰的探險者所必然面臨的危險和艱苦。
[13] 正像我們将在第十一章要更詳細說明的，悲劇通過讓人面對困難的任務而喚醒人的價值感。
悲劇給人以充分發揮生命力的餘地，而在平庸敷衍的現實世界裡，人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悲劇産生的快感就容易解釋了：這是往往伴随着洋溢的生命與緊張的活動而起的快感。
因此，悲劇感是崇高感的一種形式。
但是這兩者又并不是同時并存的：悲劇感總是崇高感，但崇高感并不一定是悲劇感。
那麼，使悲劇感區别于其他形式崇高感的獨特屬性又是什麼呢？就是憐憫的感情。
我們已經明白，隻有憐憫并不足以産生悲劇效果，而單是恐懼同樣不足以産生悲劇效果。
無論情節多麼可怕的悲劇，其中總隐含着一點柔情，總有一點使我們動心的東西，使我們為結局的災難感到惋惜的東西。
這點東西就構成一般所說悲劇中的“憐憫”。
廣義的崇高感缺少的正是這種憐憫的感情。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區别，讓我們把《李爾王》這部悲劇與常常和它相比的一場暴風雨來進行一番比較。
這兩者都展示出一股巨大力量，都喚起人的無力和渺小的感覺，又都使我們打破自己平時的局限而分享它們的偉大。
但是，一場暴風雨絕不可能喚起我們對李爾的苦難或對考狄利娅之死所感到的憐憫。
如果我們面對崇高的對象而感到憐憫，那對象對于我們立即就不再是崇高的了。
作為一種美的形式，可以說崇高恰恰是可憐憫的對立面。
悲劇的奇迹就在于它能夠将這兩對立面結合在一起。
因此，要給悲劇下一個确切的定義，我們就可以說它是崇高的一種，與其他各種崇高一樣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奮鼓舞的力量；它與其他各類崇高不同之處在于它用憐憫來緩和恐懼。
正像康德以及别的一些人分析過的那樣，崇高會激起兩種不同的感情，首先是恐懼，然後是驚奇和贊美。
由于崇高感是悲劇感中最重要的成分，亞理斯多德列舉的悲劇情感大概不完全。
高乃依認為在憐憫和恐懼之外應加上贊美，也許是正确的。
注解： [1] 柏拉圖：《理想國》，第十卷，見喬威特（Jewett）英譯本，1892年，第318-322頁。
[2] 亞理斯多德：《詩學》，第六章，見布喬爾（Butcher）英譯本，第23頁。
[3] 關于悲劇中憐憫與恐懼的讨論，可參見下列著作：（1）高乃依：《論悲劇》；（2）萊辛：《漢堡劇評》，1867至1868年，第四八篇；（3）埃格（E.Egger）：《希臘批評家曆史》，1886年，第296頁；（4）布喬爾：《亞理斯多德論詩與藝術》，第240-273頁；（5）巴依瓦脫（Bywater）：《亞理斯多德〈詩學〉評注》，1909年，第210-213頁。
[4] 柏拉圖：《理想國》，第十卷，尤其見第605-606節。
[5] 轉引自巴依瓦脫：《亞理斯多德〈詩學〉評注》，第212頁。
[6] 柏格森：《意識的直接材料》，1913年，第14-15頁。
[7] 尼柯爾：《戲劇理論》，第120頁。
[8] 顧約：《現代美學問題》，1925年，第47頁。
[9] 利文斯頓：《論希臘文學》，載《希臘文化遺産》一書。
[10]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講演集》，1909年，《論崇高》，第37-65頁。
[11] 康德：《判斷力批判》，第一部，第二三節。
[12] 約翰遜：《莎士比亞全集序》。
[13] 麥克奈爾·狄克遜：《論悲劇》，1925年，第73頁。
這不是在日常現實中某個個人覺得危險迫近時那種恐懼，而是在對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審美觀照中産生的恐懼，這種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必然不可避免的方式在操縱着人類的命運。
這就是《約伯記》中以利法所說的那種恐懼： 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世人沉睡的時候，恐懼、戰兢，臨到我身，使我百骨打戰。
有靈從我面前經過，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靈停住，我卻不能辨其形狀。
“我卻不能辨其形狀”，正是悲劇恐懼的本質。
如果恐懼的對象是清晰可辨的，那就不成其為悲劇的恐懼。
正因為如此，悲劇恐懼沒有一個特定的個别對象，比如悲劇主角或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如果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激起我們的一種恐懼，那麼這種恐懼絕不是為了俄狄浦斯，因為實際生活中的恐懼一般是由預見到某種将臨的危險而産生的，而俄狄浦斯的災難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既成事實；這種恐懼也不是為我們自己，因為我們絕少可能會遭遇到類似的不幸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殺父娶母。
因此，這不是以殺父和亂倫為特定對象的恐懼。
同樣，在看《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時，我們不會畏懼自己會偷了天上的火而受宙斯的懲罰；在看《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時，我們不會畏懼自己會遭到被父親下令獻作犧牲的厄運；在看《浮士德》時，也不會畏懼自己會把靈魂出賣給魔鬼而遭難。
在所有這些情形裡，都是面對命運女神那冷酷而變化多端的面容時感到的恐懼，正是命運女神造成所有這些“古老而遙遠的不幸”。
這種恐懼可以很強烈，又總是非常模糊的。
因此按我們的分析，悲劇的恐懼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悲劇的憐憫相似。
它們都是突然見出命運的玄妙莫測和不可改變以及人的無力和渺小所産生的結果，又都不是針對任何明确可辨的對象或任何特定的個人；雖然引起憐憫和恐懼的條件可以千變萬化，但隻要我們感到劇情是悲劇性的，那麼憐憫和恐懼總是具有這樣的性質。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研究和評注亞理斯多德《詩學》的人們說，我們是因為怕自己會遭到類似不幸而感到恐懼，是何等大謬不然。
在悲劇的領域裡，絕沒有讓利己主義者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餘地！ （3）像崇高感中的“暫時阻礙”一樣，悲劇恐懼也隻是走向激勵和鼓舞這類積極情緒的一個步驟。
如果它隻是一味恐懼，那就會變成恐怖而使我們感到意志消沉。
但是我們都一緻同意，悲劇盡管激起恐懼，或者說恰恰因為它激起恐懼，便使我們感到振奮。
它喚起不同尋常的生命力來應付不同尋常的情境。
它使我們有力量去完成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希望可以完成的艱巨任務。
這個任務當然隻是在想象中去完成的。
我們在理想中或多或少不自覺地把自己與普羅米修斯、俄狄浦斯、李爾以及類似的巨人般的人物等同起來，用崇高的力量去鬥争，哪怕面對徹底的毀滅或可怕的死，也決不屈服。
麥克奈爾·狄克遜教授（Prof.MacneilleDixon）在談論埃斯庫羅斯的宇宙觀時說得好： 埃斯庫羅斯所理解的世界苦難似乎不能完全歸結為罪過或錯誤，而更多是伴随任何偉大創舉必不可免的東西，好比攀登無人征服過的山峰的探險者所必然面臨的危險和艱苦。
[13] 正像我們将在第十一章要更詳細說明的，悲劇通過讓人面對困難的任務而喚醒人的價值感。
悲劇給人以充分發揮生命力的餘地，而在平庸敷衍的現實世界裡，人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悲劇産生的快感就容易解釋了：這是往往伴随着洋溢的生命與緊張的活動而起的快感。
因此，悲劇感是崇高感的一種形式。
但是這兩者又并不是同時并存的：悲劇感總是崇高感，但崇高感并不一定是悲劇感。
那麼，使悲劇感區别于其他形式崇高感的獨特屬性又是什麼呢？就是憐憫的感情。
我們已經明白，隻有憐憫并不足以産生悲劇效果，而單是恐懼同樣不足以産生悲劇效果。
無論情節多麼可怕的悲劇，其中總隐含着一點柔情，總有一點使我們動心的東西，使我們為結局的災難感到惋惜的東西。
這點東西就構成一般所說悲劇中的“憐憫”。
廣義的崇高感缺少的正是這種憐憫的感情。
為了舉例說明這種區别，讓我們把《李爾王》這部悲劇與常常和它相比的一場暴風雨來進行一番比較。
這兩者都展示出一股巨大力量，都喚起人的無力和渺小的感覺，又都使我們打破自己平時的局限而分享它們的偉大。
但是，一場暴風雨絕不可能喚起我們對李爾的苦難或對考狄利娅之死所感到的憐憫。
如果我們面對崇高的對象而感到憐憫，那對象對于我們立即就不再是崇高的了。
作為一種美的形式，可以說崇高恰恰是可憐憫的對立面。
悲劇的奇迹就在于它能夠将這兩對立面結合在一起。
因此，要給悲劇下一個确切的定義，我們就可以說它是崇高的一種，與其他各種崇高一樣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奮鼓舞的力量；它與其他各類崇高不同之處在于它用憐憫來緩和恐懼。
正像康德以及别的一些人分析過的那樣，崇高會激起兩種不同的感情，首先是恐懼，然後是驚奇和贊美。
由于崇高感是悲劇感中最重要的成分，亞理斯多德列舉的悲劇情感大概不完全。
高乃依認為在憐憫和恐懼之外應加上贊美，也許是正确的。
注解： [1] 柏拉圖：《理想國》，第十卷，見喬威特（Jewett）英譯本，1892年，第318-322頁。
[2] 亞理斯多德：《詩學》，第六章，見布喬爾（Butcher）英譯本，第23頁。
[3] 關于悲劇中憐憫與恐懼的讨論，可參見下列著作：（1）高乃依：《論悲劇》；（2）萊辛：《漢堡劇評》，1867至1868年，第四八篇；（3）埃格（E.Egger）：《希臘批評家曆史》，1886年，第296頁；（4）布喬爾：《亞理斯多德論詩與藝術》，第240-273頁；（5）巴依瓦脫（Bywater）：《亞理斯多德〈詩學〉評注》，1909年，第210-213頁。
[4] 柏拉圖：《理想國》，第十卷，尤其見第605-606節。
[5] 轉引自巴依瓦脫：《亞理斯多德〈詩學〉評注》，第212頁。
[6] 柏格森：《意識的直接材料》，1913年，第14-15頁。
[7] 尼柯爾：《戲劇理論》，第120頁。
[8] 顧約：《現代美學問題》，1925年，第47頁。
[9] 利文斯頓：《論希臘文學》，載《希臘文化遺産》一書。
[10]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講演集》，1909年，《論崇高》，第37-65頁。
[11] 康德：《判斷力批判》，第一部，第二三節。
[12] 約翰遜：《莎士比亞全集序》。
[13] 麥克奈爾·狄克遜：《論悲劇》，1925年，第7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