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悲劇快感與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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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和其他小動物來取樂。
野蠻人部落常常用活人做獻祭的犧牲，并把敵人的骨頭作為戰利品戴在身上做裝飾。
人類文明壓制和改變這類低等本能的努力并沒有取得多大成功。
我們隻需想一想羅馬的角鬥士表演、西班牙的異教裁判的火刑、各國形形色色的刑具、現代的群氓熱衷于觀看公開執行死刑、熱衷于在報紙上閱讀兇殺、離婚、船隻遇難、火災和其他轟動的新聞的情形，便可以明白這一點。
劃開表皮，我們在骨子裡都是野蠻人。
據糾文納兒（Juvenal）說，暴君尼祿要是有哪一夜沒有砍掉某人的頭，就會痛悔到極點。
不要說這類怪物和暴君是文明民族中的例外情形，難道不是有人記載，說斯賓諾莎在哲學思辨之餘，喜歡捉蒼蠅放在蜘蛛網上來取樂嗎？ 對人性的這些指責固然頗為雄辯，但卻并沒有說出全部真理。
人性善惡的問題可以引起無窮無盡毫無結果的争論。
英勇的自我犧牲、無量的慈悲和無限的仁愛的例子，至少和恐怖和殘忍的例子一樣多。
霍布斯照出我們天性的一面，盧梭則展示它的另一面。
也許這兩種觀點都同樣是片面和誇大的。
關于人類本性邪惡的思想至多不過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假說，不可能被當作惡意說的一個證據。
但即使我們承認這一假說的合理，也不能像埃爾肯拉特先生那樣得出結論，認為欣賞悲劇和看處決犯人或看鬥雞的樂趣同屬一類。
在前一章裡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有審美态度和實際态度的區别，另一方面又有作為藝術品的悲劇和實際苦難場面的區别。
主張惡意說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混淆了這些區别。
我們進入劇院時，用比喻的說法，我們的日常生活之線就被戲票剪斷了，于是我們暫時生活在一個理想世界裡，看戲時主要是把劇中情形看成迷人的形象。
如果正确地鑒賞戲劇的話，我們就不會拿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來衡量自己，更不會拿他們的命運來和自己的相比。
它們是“距離化”了的，它們給我們的快感主要是審美的。
它們如果在實際生活裡發生，引起的就會是很不一樣的感情。
一個人的道德天性和他對悲劇的喜愛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
一個善良的人可以帶着好奇的心情仔細觀看伊阿古的陰謀，一個邪惡的人也可以出于審美的同情為無辜的苔絲狄蒙娜之死而哭泣。
前者的好奇心并不證明他生性殘忍，正如後者表現出的同情并不證明他生性仁慈一樣。
正像盧梭在《緻達蘭貝爾的信》中指出的，蘇拉和菲裡斯的暴君都是殘酷有名的，然而他們在看悲劇演出時也會流淚。
屠格涅夫也講過一個關于一位莫斯科貴婦的故事，這位貴婦在坐馬車時讀一篇凄楚動人的小說，感動得淚流滿面，而同時她的馬車夫卻真的被凍得要死。
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些例子就說，悲劇快感基本上是利他主義的呢？不，這些例子不過證明，實際生活中的殘酷與喜愛悲劇并無必然聯系。
也還沒有任何統計數字表明，隻有心地邪惡的人才喜歡看悲劇。
恰恰相反，就我們所知，總的說來，去看《俄狄浦斯》或《費德爾》的，都多半是可尊敬的市民。
法格的理論主要以悲劇與喜劇的相似為根據。
他批評聖-馬克-吉拉丹（Sain-Marc-Giradin）認為悲劇快感來自“人對人的同情”這一觀點，說這種觀點不适當地忽略了戲劇的另一半。
法格認為，喜劇顯然訴諸我們天生的殘忍
野蠻人部落常常用活人做獻祭的犧牲，并把敵人的骨頭作為戰利品戴在身上做裝飾。
人類文明壓制和改變這類低等本能的努力并沒有取得多大成功。
我們隻需想一想羅馬的角鬥士表演、西班牙的異教裁判的火刑、各國形形色色的刑具、現代的群氓熱衷于觀看公開執行死刑、熱衷于在報紙上閱讀兇殺、離婚、船隻遇難、火災和其他轟動的新聞的情形，便可以明白這一點。
劃開表皮，我們在骨子裡都是野蠻人。
據糾文納兒（Juvenal）說，暴君尼祿要是有哪一夜沒有砍掉某人的頭，就會痛悔到極點。
不要說這類怪物和暴君是文明民族中的例外情形，難道不是有人記載，說斯賓諾莎在哲學思辨之餘，喜歡捉蒼蠅放在蜘蛛網上來取樂嗎？ 對人性的這些指責固然頗為雄辯，但卻并沒有說出全部真理。
人性善惡的問題可以引起無窮無盡毫無結果的争論。
英勇的自我犧牲、無量的慈悲和無限的仁愛的例子，至少和恐怖和殘忍的例子一樣多。
霍布斯照出我們天性的一面，盧梭則展示它的另一面。
也許這兩種觀點都同樣是片面和誇大的。
關于人類本性邪惡的思想至多不過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假說，不可能被當作惡意說的一個證據。
但即使我們承認這一假說的合理，也不能像埃爾肯拉特先生那樣得出結論，認為欣賞悲劇和看處決犯人或看鬥雞的樂趣同屬一類。
在前一章裡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有審美态度和實際态度的區别，另一方面又有作為藝術品的悲劇和實際苦難場面的區别。
主張惡意說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混淆了這些區别。
我們進入劇院時，用比喻的說法，我們的日常生活之線就被戲票剪斷了，于是我們暫時生活在一個理想世界裡，看戲時主要是把劇中情形看成迷人的形象。
如果正确地鑒賞戲劇的話，我們就不會拿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來衡量自己，更不會拿他們的命運來和自己的相比。
它們是“距離化”了的，它們給我們的快感主要是審美的。
它們如果在實際生活裡發生，引起的就會是很不一樣的感情。
一個人的道德天性和他對悲劇的喜愛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
一個善良的人可以帶着好奇的心情仔細觀看伊阿古的陰謀，一個邪惡的人也可以出于審美的同情為無辜的苔絲狄蒙娜之死而哭泣。
前者的好奇心并不證明他生性殘忍，正如後者表現出的同情并不證明他生性仁慈一樣。
正像盧梭在《緻達蘭貝爾的信》中指出的，蘇拉和菲裡斯的暴君都是殘酷有名的，然而他們在看悲劇演出時也會流淚。
屠格涅夫也講過一個關于一位莫斯科貴婦的故事，這位貴婦在坐馬車時讀一篇凄楚動人的小說，感動得淚流滿面，而同時她的馬車夫卻真的被凍得要死。
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些例子就說，悲劇快感基本上是利他主義的呢？不，這些例子不過證明，實際生活中的殘酷與喜愛悲劇并無必然聯系。
也還沒有任何統計數字表明，隻有心地邪惡的人才喜歡看悲劇。
恰恰相反，就我們所知，總的說來，去看《俄狄浦斯》或《費德爾》的，都多半是可尊敬的市民。
法格的理論主要以悲劇與喜劇的相似為根據。
他批評聖-馬克-吉拉丹（Sain-Marc-Giradin）認為悲劇快感來自“人對人的同情”這一觀點，說這種觀點不适當地忽略了戲劇的另一半。
法格認為，喜劇顯然訴諸我們天生的殘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