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文藝與道德(一):曆史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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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發者。

    他們都相信文藝和道德是密切相關的。

     從但丁時代起,文藝複興的勢力已逐漸露頭角。

    文藝複興有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的解放,是由中世紀耶稣教的苦行主義和來世主義,回到古希臘的現世主義和享樂主義。

    文藝複興時代的人生理想是完全人,所謂完全人要在多方面盡量地發展人的可能性。

    人性中美的要求與善和真的要求是平等的,我們不應該讓善和真的要求把美的要求抹殺去。

    這種自由發展的精神産生了薄伽丘、喬叟(Chaucer)、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Cervantes)一班偉大的作者。

    文藝在這個時代如春雷暴發,萬卉齊新,一般人對于文藝也猛然發生一種狂熱。

    但是這種新精神的爆發對于教會的權威極不利,于是一般教會中人如意大利的莎伏那羅拉(Savonarola)、法國的波舒哀(Bossuet)、英國的高生(Gosson),都竭力攻擊詩和戲劇,以為當時人心不古,世道衰微,都是藝術所惹的禍事。

    在意大利有一班人激于宗教的虔誠,把許多珍貴的圖畫和古希臘悲劇的寫本都扔到火坑裡去。

    在英國有所謂“清教徒(puri—tan)的反動”,看見文學的影響不利于道德,主張把它一律廢去。

    錫德尼(Sidney)想替争一口氣,做成他的名著《為辯護》,但是他的立場仍是倫理的。

    清教徒寫文學傷風敗俗,他不說文學自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卻引許多例證說明文學究竟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清教徒在十七世紀握過短期的政權,那時候英國所有戲院都被政府禁閉。

    大詩人彌爾頓(Milton)也屈服在這種清教徒的影響之下,自稱著《失樂園》的用意是在“向人類宣明神道”。

    除宗教的勢力之外,還有假古典主義的影響。

    它也是衛護道德的。

    十七世紀法國悲劇家如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都謹守賀拉斯的文藝寓教訓的信條,用戲劇來宣傳英雄主義或宗教信仰。

    在英國方面,瓊森不滿意于莎士 比亞,就因為他不守“詩的公道”,讓善惡不得公平的報懲。

     在柏拉圖以後,托爾斯泰以前,從道德觀點讨論文藝者以盧梭為最重要。

    在他看,文藝和科學都是文化腐化自然人的利器。

    達蘭貝爾(d'Alembert)提倡在日内瓦設戲院時,盧梭寫了一封萬言的長信去勸阻他。

    他以為人性本來好善惡惡,戲劇卻往往使罪惡顯得可愛,德行顯得可笑,所以它的影響是最危險的。

    瑞士人如果要保持山國居民的樸素天真,最好不要模仿近代“文化城市”去設戲院來傷風敗俗。

    盧梭的見解和柏拉圖與托爾斯泰的見解先後輝映。

     三 就大概說,從古希臘一直到十九世紀,文藝寓道德教訓,是歐洲文藝思想中一個主潮;到了十九世紀,它才産生動搖。

    使它動搖的有兩種勢力。

     第一是浪漫主義所附帶的“為文藝而文藝”(artforart’ssake)的信條。

    浪漫主義就是自由主義,輕理智而重情感和想象,所以對于從前的淺狹的道德觀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為文藝而文藝”一句話起于雨果(V.Hugo),但是它的熱烈的布道人是戈蒂耶(Gautier)。

    他在《藝術家》(L'Artiste)裡宣告主張說: 我們相信藝術的獨立自主。

    藝術對于我們不是一種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種鹄的。

    在我們看,一個藝術家如果關心到美以外的事,就失其為藝術家了。

    我們始終不了解意思(l'i—dèe)和形式(laforme)何以能分開。

    形式美就是意思美,因為如果無所表現,形式算得什麼呢? 後來在他自己的《詩序》裡,他的态度更為劇烈。

    他說: 這詩有什麼用處?美就是它的用處。

    這還不夠麼!花、香氣、鳥兒以及一切還沒有因效用于人而喪失本來面目者都是如此。

    就大概說,一件東西有用便不美。

    一沾實用,一落入實際生活,它就由詩變為散文,由自由變為奴屬。

    藝術可以一言蔽之,它就是自由,是奢侈,是餘裕,是閑逸中的心靈開展。

    圖畫、雕刻、音樂都絕對沒有什麼用場。

    刻得精緻的寶石,稀罕的玩具和新奇的裝飾都是世間多餘之物。

    但是誰願意把它們塗銷呢?所謂幸福并不在凡是實用不可少的東西我應有盡有,不受苦并不就是享福。

    用處最少的東西就是最令人高興的東西。

    世間有,而且永遠有,一般愛藝術的人們覺得安格爾(Ingres)和德拉庫瓦(EugèneDelacroix)的油畫以及布朗熱(Boulanger)和德康(Decamps)的水彩畫比火車輪船還更有用。

     從這個觀點看,藝術家應該專在形式上做功夫,不管内容是否合乎道德。

    左拉(Zola)常罵以道德教訓讨好群衆的作家為投機分子。

    他在《文學中的道德》一文裡說: 在拿道德作投機勾當者以外,才尋出真正作家,他們隻服從脾胃,不存心勸善,也不存心勸惡。

    在《淫穢文學》一文裡,他又說: 作家寫得不好,就是罪大惡極。

    文學中“罪惡”一詞别無意義。

    ..一個寫得好的詞句也就是一種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