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文藝與道德（一）：曆史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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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和歐洲中世紀教會攻擊文藝的主張，幾同一鼻孔出氣。
“文以載道”說經過許多文人的濫用，現出一種淺薄俗濫的氣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過之”。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俗濫的學說實在反映一種意義很深的事實。
就大體說，全部中國文學後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這個偏向做骨子。
這是中國文學的短處所在，也是它的長處所在；短處所在，因為它鉗制想象，阻礙純文學的盡量發展；長處所在，因為它把文學和現實人生的關系結得非常緊密，所以中國文學比西方文學較淺近、平易、親切。
西方文藝和西方宗教一樣，想于現世以外求解救，要造另一世界來代替現世，所以特重想象虛構。
中國文藝和中國倫理思想一樣，要在現世以内得解救， 要把現世化成理想世界，所以特重情感真摯，實事求是。
中國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潛、阮籍、杜甫、李白等都是要極簡樸、極真誠地把他們的憂生憂世憂民的熱情表白出來，絕對沒有想象虛構的俳優氣。
在中國文學中，道德的嚴肅和藝術的嚴肅并不截分為二事。
這一個優點不是“文以載道”說所能包括，也不是對于“文以載道”說的厭惡所能抹殺的。
二 在西方各國，文藝與道德的問題鬧得更劇烈。
古希臘人把詩人和立法者看成一樣的重要，以為他們都是教導人向好處走。
柏拉圖對于這種傳統的思想極懷疑。
在他的名著《理想國》第十卷裡，他把詩人們加上桂冠，灑上香水，向他們說了一段很客氣的話之後，把他們一齊趕出理想國的境外。
在他看，詩人有兩大罪狀。
第一，感官所接觸的世界是虛幻的，理智所領悟的世界才是真實的。
感官世界隻是“理式”（ideas）世界的模仿；詩和其他藝術又是感官世界的模仿，所以和真實隔着兩重。
換句話說，詩和其他藝術所說給我們聽的，不是真理而是說話。
我們愈信詩，愈迷信謊話，愈難尋求真理。
第二，一個完全的善人都要能以理智控制情感，詩和其他藝術都容易使人丢開理智而放任情感。
我們愈喜詩，愈失理智，愈易變成情感的奴隸。
柏拉圖尤其不肯寬容荷馬，因為一國要想強盛，對于它素所崇拜的神和英雄必定表示極端的敬仰，荷馬及其他詩人所描寫的神和人簡直是一樣無惡不作，所描寫的英雄簡直和平常人一樣驕傲、怯懦、愚蠢。
這樣打破國家的信仰中心，就是危害國家的命脈。
總之，詩和其他藝術的影響是不道德的，搖惑人心的，所以詩人和藝術家都不應在一個理想國裡有立足地。
柏拉圖這篇攻擊詩人的罪狀是後來關于文藝和道德一切争執的發轫點。
亞理斯多德是柏拉圖的最大的弟子，他的《詩學》似乎處處針對着他的老師的學說，竭力替詩辯護。
柏拉圖罵詩說謊，他卻以為詩有詩的真理，比較曆史更富于哲學的意蘊，因為曆史隻記載已然的特殊的事實，而詩卻須表現必然的普遍的真理。
這就是說，詩并非感官世界的模仿，它要超過感官世界，指出事物的必然關系來，使人一見到就覺得它深中情理。
其次，柏拉圖罵詩放任情感，他卻以為情感是人性中所固有的，要想心理健康，我們應該給情感以适當的發洩的機會。
比如悲劇的功用就在“用引起哀憐和恐怖的情節，來發散這些情緒”。
人生來就有哀憐和恐怖等情緒，如果不讓它們發散，淤積起來即可以釀成苦悶及其他心理的變态。
悲劇給它們發散的機會，于是它們就不會擾亂心理的健康。
一般詩的功用也就在解放情感。
亞理斯多德可以說是藝術獨立自主說的始祖，不把詩看成一種教訓。
他在《詩學》第二十五章裡鄭重地聲明道：“評詩的标準和政治及其他技藝的标準絕不相同。
”這句話仿佛是說柏拉圖不應該從政治和道德的觀點去嘲笑荷馬。
他在《詩學》中提起歐裡庇得斯（Euripides）不下二十次，其中貶多于褒，但是每次貶他，都着重藝術上的缺點，始終沒有從倫理的觀點罵他一句。
讨論戲劇結構時，他說一般人都喜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但是這種趣味實在很低下，看到懲報公平所生的快感實在不是美感。
從這幾點看，亞理斯多德顯然不承認藝術應含有道德的教訓。
在古代文藝思潮中，亞理斯多德是子然孤立的。
他以前和他以後，多數學者都以為文藝和道德不能分離。
羅馬批評家賀拉斯（Horace）在文藝中見出兩重功能，第一是教訓，其次才是發生快感。
這種見解後來成為假古典派的金科玉律。
從第四世紀起一直到第十五世紀止，一千多年中歐洲人都完全被耶稣教牢籠住。
耶稣教在中世紀最重苦行。
人們都要犧牲現世的快樂去謀來世的解救。
文藝的欣賞是一種現世的快樂，所以是一種罪孽。
這種苦行主義雖然沒有把藝術的沖動完全壓制下去，中世紀一幹多年的文藝卻深深地染上宗教的色彩。
諸大教寺的圖畫雕刻都是“寓言的”（allegorical），都要在虛構的意象之後隐寓一種宗教理想或道德教訓。
文學也是如此。
當時偉大的作家如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cio）、彼特拉克（Petrarch）等都自以為微言大義
“文以載道”說經過許多文人的濫用，現出一種淺薄俗濫的氣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過之”。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俗濫的學說實在反映一種意義很深的事實。
就大體說，全部中國文學後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這個偏向做骨子。
這是中國文學的短處所在，也是它的長處所在；短處所在，因為它鉗制想象，阻礙純文學的盡量發展；長處所在，因為它把文學和現實人生的關系結得非常緊密，所以中國文學比西方文學較淺近、平易、親切。
西方文藝和西方宗教一樣，想于現世以外求解救，要造另一世界來代替現世，所以特重想象虛構。
中國文藝和中國倫理思想一樣，要在現世以内得解救， 要把現世化成理想世界，所以特重情感真摯，實事求是。
中國偉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潛、阮籍、杜甫、李白等都是要極簡樸、極真誠地把他們的憂生憂世憂民的熱情表白出來，絕對沒有想象虛構的俳優氣。
在中國文學中，道德的嚴肅和藝術的嚴肅并不截分為二事。
這一個優點不是“文以載道”說所能包括，也不是對于“文以載道”說的厭惡所能抹殺的。
二 在西方各國，文藝與道德的問題鬧得更劇烈。
古希臘人把詩人和立法者看成一樣的重要，以為他們都是教導人向好處走。
柏拉圖對于這種傳統的思想極懷疑。
在他的名著《理想國》第十卷裡，他把詩人們加上桂冠，灑上香水，向他們說了一段很客氣的話之後，把他們一齊趕出理想國的境外。
在他看，詩人有兩大罪狀。
第一，感官所接觸的世界是虛幻的，理智所領悟的世界才是真實的。
感官世界隻是“理式”（ideas）世界的模仿；詩和其他藝術又是感官世界的模仿，所以和真實隔着兩重。
換句話說，詩和其他藝術所說給我們聽的，不是真理而是說話。
我們愈信詩，愈迷信謊話，愈難尋求真理。
第二，一個完全的善人都要能以理智控制情感，詩和其他藝術都容易使人丢開理智而放任情感。
我們愈喜詩，愈失理智，愈易變成情感的奴隸。
柏拉圖尤其不肯寬容荷馬，因為一國要想強盛，對于它素所崇拜的神和英雄必定表示極端的敬仰，荷馬及其他詩人所描寫的神和人簡直是一樣無惡不作，所描寫的英雄簡直和平常人一樣驕傲、怯懦、愚蠢。
這樣打破國家的信仰中心，就是危害國家的命脈。
總之，詩和其他藝術的影響是不道德的，搖惑人心的，所以詩人和藝術家都不應在一個理想國裡有立足地。
柏拉圖這篇攻擊詩人的罪狀是後來關于文藝和道德一切争執的發轫點。
亞理斯多德是柏拉圖的最大的弟子，他的《詩學》似乎處處針對着他的老師的學說，竭力替詩辯護。
柏拉圖罵詩說謊，他卻以為詩有詩的真理，比較曆史更富于哲學的意蘊，因為曆史隻記載已然的特殊的事實，而詩卻須表現必然的普遍的真理。
這就是說，詩并非感官世界的模仿，它要超過感官世界，指出事物的必然關系來，使人一見到就覺得它深中情理。
其次，柏拉圖罵詩放任情感，他卻以為情感是人性中所固有的，要想心理健康，我們應該給情感以适當的發洩的機會。
比如悲劇的功用就在“用引起哀憐和恐怖的情節，來發散這些情緒”。
人生來就有哀憐和恐怖等情緒，如果不讓它們發散，淤積起來即可以釀成苦悶及其他心理的變态。
悲劇給它們發散的機會，于是它們就不會擾亂心理的健康。
一般詩的功用也就在解放情感。
亞理斯多德可以說是藝術獨立自主說的始祖，不把詩看成一種教訓。
他在《詩學》第二十五章裡鄭重地聲明道：“評詩的标準和政治及其他技藝的标準絕不相同。
”這句話仿佛是說柏拉圖不應該從政治和道德的觀點去嘲笑荷馬。
他在《詩學》中提起歐裡庇得斯（Euripides）不下二十次，其中貶多于褒，但是每次貶他，都着重藝術上的缺點，始終沒有從倫理的觀點罵他一句。
讨論戲劇結構時，他說一般人都喜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但是這種趣味實在很低下，看到懲報公平所生的快感實在不是美感。
從這幾點看，亞理斯多德顯然不承認藝術應含有道德的教訓。
在古代文藝思潮中，亞理斯多德是子然孤立的。
他以前和他以後，多數學者都以為文藝和道德不能分離。
羅馬批評家賀拉斯（Horace）在文藝中見出兩重功能，第一是教訓，其次才是發生快感。
這種見解後來成為假古典派的金科玉律。
從第四世紀起一直到第十五世紀止，一千多年中歐洲人都完全被耶稣教牢籠住。
耶稣教在中世紀最重苦行。
人們都要犧牲現世的快樂去謀來世的解救。
文藝的欣賞是一種現世的快樂，所以是一種罪孽。
這種苦行主義雖然沒有把藝術的沖動完全壓制下去，中世紀一幹多年的文藝卻深深地染上宗教的色彩。
諸大教寺的圖畫雕刻都是“寓言的”（allegorical），都要在虛構的意象之後隐寓一種宗教理想或道德教訓。
文學也是如此。
當時偉大的作家如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cio）、彼特拉克（Petrarch）等都自以為微言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