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文藝與道德（一）：曆史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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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文藝獨立自主者看，文藝與道德絕無關系；在道德家看，文藝的價值必以其所含道德的教訓為準。
這兩派人都不覺得文藝與道德的關系能夠成為問題。
但是不喜拘執成見而好平心靜氣地尋求真理的人們一定覺得這真是一個最難的問題。
在他們的長期尋求中，他們一定有時傾向文藝自主說，有時傾向文藝含道德教訓說，有時覺得兩說各有利弊，苦于彷徨無所依歸。
在本篇中我們先把這個問題作一個簡單的曆史的回溯。
看清各家的争點所在，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參較事實作理論的建設。
在中國方面，從周秦一直到現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輸入，文藝都被認為道德的附庸。
這種思想是國民性的表現。
中國民族向來偏重實用，他們不歡喜把文藝和實用分開，也猶如他們不歡喜離開人事實用而去講求玄理。
“文”隻是一種“學”，而“學”的目的都在“緻用”。
一個人的第一要務是效用于家國；沒有機會效用于家國，或是于效用家國之外還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才去弄文學，所以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揚雄以文章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國語》《離強》《孫子兵法》《史記》以及許多詩文名著，據說都是不得志的“賢者”的“發憤之作”。
這并非說中國人不尚文，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尚文的民族，不過中國人尚文，不是看重它本身的美，而是看重它的效用。
最淺顯的效用是動聽。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話要說得漂亮，人家才相信你的道理。
孔子勸人學詩，因為“不學詩，無以言”，雖學詩而“使于四方，不能專對”，仍是無用。
但是詩文的最大的效用在有益于世道人心。
孔子贊美《關雎》，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勸小子學詩，因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
詩是一種“教”，它的教義是“溫柔敦厚”。
儒家在曆代都居獨尊的地位，向來論詩文者大半隻是替孔子所說的幾句老話下注腳。
孔子袒護詩文，全從道德政治着想，以為詩文是道德政治中所必須有的一個節目。
兩漢以後，文人和詩人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階級。
多數作者對于道德政治本沒有什麼興趣或創見，因為要維持他們的職業的尊嚴，便硬說他們的胸中原來有一番大道理，他們的作品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這種習慣的養成與漢以後帝王“尊經”有關。
文學的最高的理想即是六經，而六經的主旨即在啟發微言大義，則繼起的文學自不能“言之無物”。
持此說最早的人是揚雄。
他說：“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
”言必學經，所以他把自己的《法言》比《論語》，《太玄》比《易經》。
魏晉時風氣稍轉變，文學逐漸離開經學的束縛，幾乎要走上獨立自主的路。
一時代表文藝思想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和《與吳質書》，以及陸機的《文賦》之類，都很少漢人的道學氣和經學氣。
陸機的《文賦》尤其值得注意，因為他純粹地從文學觀點去讨論文學，絲毫不拿道德來裝飾門面。
梁昭明太子編《文選》，不列經史子的文章，一方面打破漢人尊經的思想，同時也對純文學運動加以有力的推助。
不過漢人尊經明道的思想也并未完全消滅。
桓範的《世要論·序作》篇裡有這一段話：“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理，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
”這還是揚雄的老話。
齊梁時有兩部重要的批評著作，恰好代表當時文學上兩種相反的傾向。
一部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代表傳統的“文必明道”的思想。
他開章明義，便是《原道》，接着就是《征聖》《宗經》。
《原道》篇的結論是“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和“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另外一部是鐘嵘的《詩品》，代表重純文學的傾向。
像陸機的《文賦》，他純粹地站在文學立場言文學。
他攻擊永嘉以後的詩，因為它們“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或“平典似道德論”。
就大體說，在六朝時，純文學的勢力比較浩大，詩文都比較少經學氣和道學氣，但是六朝文學後來為世所诟病，也恰在這一點。
唐人菲薄六朝文學，不是說它“采麗競繁，興寄都絕”，就是說它“绮麗不足珍”，意思隻是說它除漂亮話以外，沒有什麼道德的教訓。
韓愈的最大的功勞，據一般人看，就在挽救六朝的绮靡，恢複文道的一貫。
其實他繼揚雄之後，開了一般中國文人的惡習氣，就是本來隻是一個玩弄辭章的文人，好為大言以欺世，說他自己是周公、孔聖人的繼承者。
從韓愈以後，“文以載道”“言之有物”就成為一般文人的門面語了。
清朝桐城派文人把學問分成考據、義理、詞章三項，以為無論是學者或是文人，這三種功夫都不可缺一。
所謂“義理”仍是從前人所說的“道”。
宋朝學者偏重理學，往往疑文學害道。
程頤的《語錄》裡有這一段：“或問作文害道？程子日，害也。
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這兩派人都不覺得文藝與道德的關系能夠成為問題。
但是不喜拘執成見而好平心靜氣地尋求真理的人們一定覺得這真是一個最難的問題。
在他們的長期尋求中，他們一定有時傾向文藝自主說，有時傾向文藝含道德教訓說，有時覺得兩說各有利弊，苦于彷徨無所依歸。
在本篇中我們先把這個問題作一個簡單的曆史的回溯。
看清各家的争點所在，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參較事實作理論的建設。
在中國方面，從周秦一直到現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輸入，文藝都被認為道德的附庸。
這種思想是國民性的表現。
中國民族向來偏重實用，他們不歡喜把文藝和實用分開，也猶如他們不歡喜離開人事實用而去講求玄理。
“文”隻是一種“學”，而“學”的目的都在“緻用”。
一個人的第一要務是效用于家國；沒有機會效用于家國，或是于效用家國之外還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才去弄文學，所以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揚雄以文章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國語》《離強》《孫子兵法》《史記》以及許多詩文名著，據說都是不得志的“賢者”的“發憤之作”。
這并非說中國人不尚文，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尚文的民族，不過中國人尚文，不是看重它本身的美，而是看重它的效用。
最淺顯的效用是動聽。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話要說得漂亮，人家才相信你的道理。
孔子勸人學詩，因為“不學詩，無以言”，雖學詩而“使于四方，不能專對”，仍是無用。
但是詩文的最大的效用在有益于世道人心。
孔子贊美《關雎》，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勸小子學詩，因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
詩是一種“教”，它的教義是“溫柔敦厚”。
儒家在曆代都居獨尊的地位，向來論詩文者大半隻是替孔子所說的幾句老話下注腳。
孔子袒護詩文，全從道德政治着想，以為詩文是道德政治中所必須有的一個節目。
兩漢以後，文人和詩人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階級。
多數作者對于道德政治本沒有什麼興趣或創見，因為要維持他們的職業的尊嚴，便硬說他們的胸中原來有一番大道理，他們的作品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這種習慣的養成與漢以後帝王“尊經”有關。
文學的最高的理想即是六經，而六經的主旨即在啟發微言大義，則繼起的文學自不能“言之無物”。
持此說最早的人是揚雄。
他說：“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
”言必學經，所以他把自己的《法言》比《論語》，《太玄》比《易經》。
魏晉時風氣稍轉變，文學逐漸離開經學的束縛，幾乎要走上獨立自主的路。
一時代表文藝思想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和《與吳質書》，以及陸機的《文賦》之類，都很少漢人的道學氣和經學氣。
陸機的《文賦》尤其值得注意，因為他純粹地從文學觀點去讨論文學，絲毫不拿道德來裝飾門面。
梁昭明太子編《文選》，不列經史子的文章，一方面打破漢人尊經的思想，同時也對純文學運動加以有力的推助。
不過漢人尊經明道的思想也并未完全消滅。
桓範的《世要論·序作》篇裡有這一段話：“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理，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
”這還是揚雄的老話。
齊梁時有兩部重要的批評著作，恰好代表當時文學上兩種相反的傾向。
一部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代表傳統的“文必明道”的思想。
他開章明義，便是《原道》，接着就是《征聖》《宗經》。
《原道》篇的結論是“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和“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另外一部是鐘嵘的《詩品》，代表重純文學的傾向。
像陸機的《文賦》，他純粹地站在文學立場言文學。
他攻擊永嘉以後的詩，因為它們“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或“平典似道德論”。
就大體說，在六朝時，純文學的勢力比較浩大，詩文都比較少經學氣和道學氣，但是六朝文學後來為世所诟病，也恰在這一點。
唐人菲薄六朝文學，不是說它“采麗競繁，興寄都絕”，就是說它“绮麗不足珍”，意思隻是說它除漂亮話以外，沒有什麼道德的教訓。
韓愈的最大的功勞，據一般人看，就在挽救六朝的绮靡，恢複文道的一貫。
其實他繼揚雄之後，開了一般中國文人的惡習氣，就是本來隻是一個玩弄辭章的文人，好為大言以欺世，說他自己是周公、孔聖人的繼承者。
從韓愈以後，“文以載道”“言之有物”就成為一般文人的門面語了。
清朝桐城派文人把學問分成考據、義理、詞章三項，以為無論是學者或是文人，這三種功夫都不可缺一。
所謂“義理”仍是從前人所說的“道”。
宋朝學者偏重理學，往往疑文學害道。
程頤的《語錄》裡有這一段：“或問作文害道？程子日，害也。
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