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西谛《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

關燈
女思相離的話,那末見夫前與見夫後總是一樣的相思,為什麼見了夫後,便“我心則夷”呢?這種曲解強釋,完全是中了儒家的“禮教”之毒之故,所以不許有懷春之士,不許有思夫之婦,而非把他們拿來裝飾儒家“禮教”的門面不可。

    其實孔子選詩的本意,豈是每首都含有宣傳他的主義的意義在内麼? 《離騷》與其後的各種小說,也同樣的受了這種曲解的災禍。

    自《史記》有“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之言,為是後之注騷者,幾無一語不解為怨诽,無一語不解為思君。

    自朱熹作《通鑒綱目》貶曹魏,以三國正統予劉而不予曹,于是後之評《三國演義》者,幾無一處不以作者為貶曹操,為是寫曹操的奸惡的,無論曹操的一舉一動,都以為是奸謀,是惡行。

    評《紅樓夢》者竟有逐回斥責賈母為禍首的。

    評《西遊記》者,則有以此書為言醫藥之書,逐回都是談論醫理的。

    如此附會之處,幾于無書無之。

    中國人的儒教的文學觀因此養成,根柢深固,莫能拔除。

    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說,開卷亦必說了許多大道理,無論書中内容如何。

    而其著書之旨,則必為“勸忠勸孝”。

    甚至著淫書者,開頭亦必說他著此書是為“勸書懲淫”。

    這種文學觀,是我們所必要打破的。

    還有一種無謂的文學正統的争論,如言古文者鄙骈體為不足道,言骈體者亦斥古文為淡薄,言宋詩者遂唾棄别時代的一切作品以為不足學之類,我們都應一概打破。

     文學貴獨創。

    前人之所以嘉惠後人者,惟無形中的風格的影響與潛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

    摹襲之作,絕無佳構。

    而中國文學則以仿古為高,學古為則。

    屈子有《離騷》,揚雄則作《反騷》。

    枚乘作《七發》,而《七啟》之屬,遂相繼而産生。

    言詩者不言此詩家之性質何在,獨哏哏然舉某詩似杜子美,某詩似黃山谷,一若學古人而似,即為詩人之最大成功者。

    言散文者亦然,作者評者莫不以摹學左、孟、《史記》、昌黎為榮。

    這種奴性,真非從根本上推倒不可。

     總之我們研究中國文學,非赤手空拳,從平地上做起不可。

    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

    無論研究一種作品,或是研究一時代的文學,都應另打基礎。

    就是有許多很好的議論,我們對他極表同情的,也是要費一番洗刷的工夫,把他從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證明、新的基礎。

     說到這裡,必定有人要問我:“舊的既然要打破,那末新的呢?新的文學的觀念是怎樣的呢?” 在這個地方,我且乘便把第二項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說一說。

     我們的新的文學研究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近世精神上面的”。

     這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是怎樣的呢?B.G.Noulion在他的《文學的近代研究》(ModernStudyofLiterature)一書裡說得很詳細。

    他以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學統一的觀察。

    (二)歸納的研究。

    (三)文學進化的觀念。

    
0.0536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