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胡适之《國語文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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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這便是證明一種“成見”，不是試證一種“假設”了。
所以我說他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
第二個毛病更大了。
劉先生舉的例，上起《論語》，下至韓愈、歐陽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時間。
他不問時代的區别，隻求合于通則的“例”，這是絕大的錯誤。
這一千五百年中間，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變遷。
即如從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間，文法的變遷已就很明顯了。
孔子稱他的弟子為“爾”、“汝”，孟子便稱“子”了。
孔子時代用“斯”，孟子時代便不用了。
陽貨稱孔子用“爾”，子夏、曾子相稱，亦用“爾”、“汝”，孟子要人“充無受爾汝之實”，可見那時“爾”、“汝”已變成輕賤的稱呼了。
即如“吾”、“我”二字，在《論語》、《檀弓》時代，區别的很嚴。
“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領格，但決不用在受格。
“我”字專用在受格，但有時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如：“我非生而知之者。
”“我則異于是。
”都是可以解釋的“例外”。
到了秦漢以後，疆域擴大了，語言的分子更複雜了，寫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時轉變的白話變化。
白話漸漸把指名代詞的“位次”（case）的區别除去了，但文字裡仍舊有“吾”、“我”、“爾”、“汝”等字。
後人生在沒有這種區别的時代，故不會用這種字，故把這些字随便亂用。
故我們不可說： 吾、我兩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們隻可說： 吾、我兩字，在《論語》、《檀弓》時代的用法是很有區别的，後來這種區别在語言裡漸漸消滅，故在文字裡也往往随便亂用，就沒有區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這兩個字在文法上的真位置。
餘、予二字，也應該如此研究。
我們若不懂得這四個字的曆史上的區别，便不能明白這四個字所以存在的緣故。
古人不全是笨漢，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詞，用得着四個“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這種研究法，叫做“曆史的研究法”。
為什麼要用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說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遊江南時，有一天，他改了裝，獨自出門遊玩。
他走到一條巷口，看見一個小孩子眼望着牆上寫的“此路不通”四個字。
皇帝問他道：“你認得這幾個字麼？”那孩子答道：“第二個是‘子路’的路字；第三個是‘不亦說乎’的不字；第四個是‘天下之通喪’的通字；隻有頭一個字我不曾讀過。
”皇帝心裡奇怪，便問他讀過什麼書。
他說讀過《論語》。
皇帝心裡更奇怪了，難道一部《論語》裡，沒有一個“此”字嗎？他回到行宮，翻開《論語》細看，果然沒有一個“此”字。
皇帝便把随駕的一班翰林叫來，問他們《論語》裡共有幾個“此”字。
他們有的說七八十個，有的說三四十個，有的說二三十個，皇帝大笑。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顧亭林《日知錄》說：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
《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
《大學》成于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
語言輕重之間，世代之别，從可知矣。
其實何止這個“此”字。
語言文字是時時變易的，時時演化的。
當語言和文字不曾分離時，這種變遷演化的痕迹都記載在文字裡，如《論語》、《檀弓》與《孟子》的區别，便是一例。
後來語言和文字分開，語言仍舊繼續不斷的變化，但文字都漸漸固定了。
故雖然有許多“陳迹”的文法與名詞保存在文字裡，但這種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
古人有而後人沒有的文法區别，雖然勉強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亂用了。
我們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亂用時代的文法，還應該懂得不亂用時代的文法。
有時候我們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現象，有時古代沒有分别的，後來倒有分别。
這種現象也是應該研究的。
故我們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後來這兩個字何以并用。
若不懂得後來“吾”、“我”無分别，便不懂得白話單用一個“我”字的好處。
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與領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後來白話分出“我”與“我的”的有理。
因為我們要研究文法變遷演化的曆史，故須用曆史的方法來糾正歸納的方法。
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兩層說： 第一步，舉例時，當注意每個例發生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例排在一處，不可把《論語》的例和歐陽修的例排在一處。
第二步，先求每一個時代的通則，然後把各時代的通則互相比較。
（A）若各時代的通則是相同的，我們便可合為一個普遍的通則。
（B）若各時代的通則彼此不同，我們便應該進一步，研究各時代變遷的曆史，尋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所以革的原因。
我們可舉白話文學裡一個重要的例：前年某省編了一部國語教科書，送到教育部請審查。
教育部審查的結果，指出書裡“這花紅的可愛”、“鳥飛的很高”一類的句子，說“的”字都應該改作“得”字。
這部書駁回去之後，有人對部裡的人說：“這一類的句子裡，《水浒傳》皆作‘得’，《儒林外史》皆作‘的’，你們駁錯了。
”後來陳頌平先生把這事告訴我。
我的好奇心引我去比較《水浒傳》、《石頭記》、《儒林外史》三部書的例，不料我竟因此尋出一條很重要的通則。
先看《水浒傳》的例（都在第一回及楔子）： （1）最是踢得好腳氣毬。
（2）高俅隻得來淮西臨淮州。
（3）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 （4）小的胡亂踢得幾腳。
（5）你既害病，如何來得？ （6）俺如何與他争得？ （7）免不得饑餐渴飲。
（8）母親說他不得。
（9）此殿開不得。
（10）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
（11）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珑。
（12）母親說得是。
（13）史進十八般武藝，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
（14）方才驚吓得苦。
（15）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
（16）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
（此句亞東本作“的”，後見光緒丁亥同文本，果作“得”，可見舉例時不可不注意版本。
我作《爾汝篇》，論領格當用“爾”。
今本《虞書》有“天之曆數在汝躬”一句，然《論語》引此句正作“爾躬”，可見《尚書》經過漢人之手，已不可靠了。
） 次舉《石頭記》的例（都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 （17）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
（18）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
（19）賈環隻得依他……寶玉隻得坐了。
（20）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裡……也弄個事兒管管。
（21）告訴不得你。
（22）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
（23）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
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樣了。
（24）隻見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幹淨。
（比較上文（23）“生得單弱”一條及下（25）條） （25）隻見這人生的長容臉面，長挑身材。
（26）舅舅說的有理。
（比較上文（12）條） （27）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
（28）吓的這個調兒還隻管胡說。
（29）樹上桃花吹下一大鬥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都是花片。
（30）弄得你黑眉烏嘴的。
（31）林黛玉隻當十分蕩得利害。
（32）但問他疼得怎樣。
再舉《儒林外史》的例（都在楔子一回）： （33）世人一見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
（34）隻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 （35）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 （36）有甚麼做不得？ （37）彼此呼叫，還聽得見。
（38）我眼見得不濟事了。
（39）都不得有甚好收場。
（40）鬧的王冕不得安穩。
（41）這個法卻定的不好。
（42）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飕飕的響。
（43）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臉。
（44）娘說的是。
（45）這也說得有理。
（比較（44）條） （46）照耀得滿湖通紅。
（47）尤其綠得可愛。
（48）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
以上從每部書裡舉出十六個例，共四十八個例。
《水浒傳》最早（依我的考證是明朝中葉的著作），比《儒林外史》與《石頭記》至少要早二百多年。
《水浒傳》的十六個例一概用“得”字。
《石頭記》與《儒林外史》雜用“得”、“的”兩字。
這種排列法，是第一步下手工夫。
第二步，求出每一個時代的例的通則來做比較。
我們細看《水浒傳》的十六個例，可以看出兩種絕不相同的文法作用： （甲）自（1）至（10）的“得”字都含有可能的意思。
“踢得幾腳”即是“能踢幾腳”。
“如何安得”，“如何來得”，“如何争得”，即是“如何能安”，“如何能來”，“如何争得”。
“免不得”，即是“不能免”。
“說他不得”，即是“不能說他”。
以上是表能夠的意思。
“開不得”即是“不可開”，“不得無禮”即是“不可無禮”。
以上是表可以的意思。
（乙）自（11）至（16）的得字，是一種介詞，用來引出一種狀詞或狀詞的分句的。
這種狀詞或狀詞的分句，都是形容前面動詞或形容詞的狀态和程度的。
這個“得”字的意義和到字相仿（得與到同聲，一音之轉），大概是“到”字脫胎出來的。
“說得是”即是“說到是處”。
“警吓得苦”即是“警吓到苦處”。
“學得精熟”即是“學到精熟的地步”。
“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即是“驚到洪太尉目瞪口呆的地步”。
這都是表示狀态與程度的。
（凡介詞之後都該有“司詞”，但得字之後名詞可以省去，故很像無“司詞”。
其實是有的，看到字諸例便知。
） 于是我們從《水浒》的例裡求出兩條通則： （通則一）“得”字是一種表示可能性的助動詞。
他的下面或加止詞，或加足詞，或不加什麼。
（通則二）“得”字又可用作一種介詞，用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後，引起一種表示狀态或程度的狀詞或狀語。
其次我們看《石頭記》的十六個例，可分出三組來： （第一組）（17）至（22）六條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性的助動詞。
如“也算得”等于“也可算”，“隻得依他”等于“隻能依他”。
這一組沒有一條“例外”。
（第二組）（23）至（28）六條，五次用“的”，一次用“得”，都是表示狀态或程度的狀語之前的“介詞”。
（23）條最可注意： 生得單弱。
料理的周周全全。
累的不知怎樣了。
“生得”的“得”字明是誤用的“例外”。
下文（24）、（25）兩條都用“生的”，更可證（23）條的“得”字是“例外”。
（第三組）（29）至（32）四條，都是與第二組完全相同的文法，但都用“得”不用“的”——是第二組的“例外”。
再看《儒林外史》的十六個例，也可分作三組： （第一組）（33）至（39）七條的“得”字都表示可能的助動詞，與《石頭記》的第一組例完全相同，也沒有一個“例外”。
（第二組）（40）至（44）五條，用的“的”字，都是狀語之前的介詞，與《石頭記》的第二組例也完全相同。
（第三組）（45）至（48）四條，又是例外了。
這些句子與第二組的句子文法上完全相同，如“說的是”與“說得有理”可有什麼文法上的區别？ 我們拿這兩部時代相近的書，和那稍古的《水浒傳》比較，得了兩條通則： （通則三）《水浒傳》裡表示可能的助動詞“得”字，在《石頭記》和《儒林外史》裡仍舊用“得”字（參考“通則一”）。
（通則四）《水浒傳》裡用來引起狀語的介詞“得”字（通則一），在《石頭記》和《儒林外史》裡多數改用“的”字，但有時仍舊用“得”字。
綜合起來，我們還可得一條更大的通則： （通則五）《水浒傳》的時代，用一個“得”字表示兩種不同的文法，本來很不方便。
但那兩種“得”字聲音上微有輕重的不同。
那表示可能的“得”字，讀起來比那介詞的“得”字要重一點，故後那輕讀的“得”字，就漸漸的變成“的”字。
但這個聲音上的區别，是很微細的，當時又沒有文法學者指出這個區别的所以然，故做書的人，一面分出一個“的”字，一面終不能把那曆史傳下來的“得”完全丢去，故同一個意義，同一種文法，同一段話裡往往亂用“的”、“得”兩字。
但第一種“得”表示可能的助動詞，很少例外。
如此，我們方才算得是真正懂得這兩個字變遷沿革的曆史。
這種研究法叫做曆史的研究法。
這種研究的用處很大，即如我們舉的“得”字與“的”字的例，我們可以因此得一條大教訓，又可以因此得一條文法上的新規定。
什麼教訓呢？凡語言文字的變遷，都有一個不得不變的理由。
我們初見白話書裡“得”、“的”兩字亂用，鬧不清楚——差不多有現在“的”、“底”兩字胡鬧的樣子——我們一定覺得很糊塗，很沒有道理。
但我們若用“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的方法，居然也可以尋出一個不得不變的道理來。
這又是我在第一篇裡說的“民族常識結晶”的一個證據了。
什麼是文法上的新規定呢？凡語言文字的自然變化是無意的，是沒有意識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故往往不能貫徹他的自然趨勢，不能完全打破習慣的舊勢力，不能完全建設他的新法式。
即如“得”字的一種用法，自然分出來，變成“的”字，但終不能完全丢棄那曆史上遺傳下來的“得”字。
現在我們研究了這兩個字的變遷沿革和他們所以變遷沿革的原因，知道了“的”、“得”兩字所以亂用，完全是一種曆史的“陳迹”，我們便可以依着這個自然趨勢，規定将來的區别： （1）凡“得”字用作表示可能的助動詞，一律用“得”字。
（2）凡動詞或形容詞之後的“得”字，用來引起一種狀詞或狀語的，一律用“的”字。
有了這幾條新規定以後，這兩個字便可以不緻胡亂混用了。
（現在“的”、“底”兩字所以鬧不清楚，隻是因為大家都不曾細心研究這個問題所以發生的原因。
） 以上我說研究文法的三種方法完了。
歸納法是基本方法。
比較法是幫助歸納法，是供給我們假設的材料的。
而曆史法是糾正歸納法的，是用時代的變遷一面來限制歸納法，一面又推廣歸納法的效用，使他組成曆史的系統。
注解： [1] n後原還有一n字，今删。
所以我說他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
第二個毛病更大了。
劉先生舉的例，上起《論語》，下至韓愈、歐陽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時間。
他不問時代的區别，隻求合于通則的“例”，這是絕大的錯誤。
這一千五百年中間，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變遷。
即如從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間，文法的變遷已就很明顯了。
孔子稱他的弟子為“爾”、“汝”，孟子便稱“子”了。
孔子時代用“斯”，孟子時代便不用了。
陽貨稱孔子用“爾”，子夏、曾子相稱，亦用“爾”、“汝”，孟子要人“充無受爾汝之實”，可見那時“爾”、“汝”已變成輕賤的稱呼了。
即如“吾”、“我”二字，在《論語》、《檀弓》時代，區别的很嚴。
“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領格，但決不用在受格。
“我”字專用在受格，但有時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如：“我非生而知之者。
”“我則異于是。
”都是可以解釋的“例外”。
到了秦漢以後，疆域擴大了，語言的分子更複雜了，寫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時轉變的白話變化。
白話漸漸把指名代詞的“位次”（case）的區别除去了，但文字裡仍舊有“吾”、“我”、“爾”、“汝”等字。
後人生在沒有這種區别的時代，故不會用這種字，故把這些字随便亂用。
故我們不可說： 吾、我兩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們隻可說： 吾、我兩字，在《論語》、《檀弓》時代的用法是很有區别的，後來這種區别在語言裡漸漸消滅，故在文字裡也往往随便亂用，就沒有區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這兩個字在文法上的真位置。
餘、予二字，也應該如此研究。
我們若不懂得這四個字的曆史上的區别，便不能明白這四個字所以存在的緣故。
古人不全是笨漢，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詞，用得着四個“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這種研究法，叫做“曆史的研究法”。
為什麼要用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說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遊江南時，有一天，他改了裝，獨自出門遊玩。
他走到一條巷口，看見一個小孩子眼望着牆上寫的“此路不通”四個字。
皇帝問他道：“你認得這幾個字麼？”那孩子答道：“第二個是‘子路’的路字；第三個是‘不亦說乎’的不字；第四個是‘天下之通喪’的通字；隻有頭一個字我不曾讀過。
”皇帝心裡奇怪，便問他讀過什麼書。
他說讀過《論語》。
皇帝心裡更奇怪了，難道一部《論語》裡，沒有一個“此”字嗎？他回到行宮，翻開《論語》細看，果然沒有一個“此”字。
皇帝便把随駕的一班翰林叫來，問他們《論語》裡共有幾個“此”字。
他們有的說七八十個，有的說三四十個，有的說二三十個，皇帝大笑。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顧亭林《日知錄》說：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
《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
《大學》成于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
語言輕重之間，世代之别，從可知矣。
其實何止這個“此”字。
語言文字是時時變易的，時時演化的。
當語言和文字不曾分離時，這種變遷演化的痕迹都記載在文字裡，如《論語》、《檀弓》與《孟子》的區别，便是一例。
後來語言和文字分開，語言仍舊繼續不斷的變化，但文字都漸漸固定了。
故雖然有許多“陳迹”的文法與名詞保存在文字裡，但這種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
古人有而後人沒有的文法區别，雖然勉強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亂用了。
我們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亂用時代的文法，還應該懂得不亂用時代的文法。
有時候我們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現象，有時古代沒有分别的，後來倒有分别。
這種現象也是應該研究的。
故我們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後來這兩個字何以并用。
若不懂得後來“吾”、“我”無分别，便不懂得白話單用一個“我”字的好處。
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與領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後來白話分出“我”與“我的”的有理。
因為我們要研究文法變遷演化的曆史，故須用曆史的方法來糾正歸納的方法。
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兩層說： 第一步，舉例時，當注意每個例發生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例排在一處，不可把《論語》的例和歐陽修的例排在一處。
第二步，先求每一個時代的通則，然後把各時代的通則互相比較。
（A）若各時代的通則是相同的，我們便可合為一個普遍的通則。
（B）若各時代的通則彼此不同，我們便應該進一步，研究各時代變遷的曆史，尋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所以革的原因。
我們可舉白話文學裡一個重要的例：前年某省編了一部國語教科書，送到教育部請審查。
教育部審查的結果，指出書裡“這花紅的可愛”、“鳥飛的很高”一類的句子，說“的”字都應該改作“得”字。
這部書駁回去之後，有人對部裡的人說：“這一類的句子裡，《水浒傳》皆作‘得’，《儒林外史》皆作‘的’，你們駁錯了。
”後來陳頌平先生把這事告訴我。
我的好奇心引我去比較《水浒傳》、《石頭記》、《儒林外史》三部書的例，不料我竟因此尋出一條很重要的通則。
先看《水浒傳》的例（都在第一回及楔子）： （1）最是踢得好腳氣毬。
（2）高俅隻得來淮西臨淮州。
（3）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 （4）小的胡亂踢得幾腳。
（5）你既害病，如何來得？ （6）俺如何與他争得？ （7）免不得饑餐渴飲。
（8）母親說他不得。
（9）此殿開不得。
（10）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
（11）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珑。
（12）母親說得是。
（13）史進十八般武藝，一一學得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
（14）方才驚吓得苦。
（15）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
（16）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
（此句亞東本作“的”，後見光緒丁亥同文本，果作“得”，可見舉例時不可不注意版本。
我作《爾汝篇》，論領格當用“爾”。
今本《虞書》有“天之曆數在汝躬”一句，然《論語》引此句正作“爾躬”，可見《尚書》經過漢人之手，已不可靠了。
） 次舉《石頭記》的例（都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 （17）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
（18）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
（19）賈環隻得依他……寶玉隻得坐了。
（20）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裡……也弄個事兒管管。
（21）告訴不得你。
（22）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
（23）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
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樣了。
（24）隻見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幹淨。
（比較上文（23）“生得單弱”一條及下（25）條） （25）隻見這人生的長容臉面，長挑身材。
（26）舅舅說的有理。
（比較上文（12）條） （27）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
（28）吓的這個調兒還隻管胡說。
（29）樹上桃花吹下一大鬥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都是花片。
（30）弄得你黑眉烏嘴的。
（31）林黛玉隻當十分蕩得利害。
（32）但問他疼得怎樣。
再舉《儒林外史》的例（都在楔子一回）： （33）世人一見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
（34）隻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 （35）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 （36）有甚麼做不得？ （37）彼此呼叫，還聽得見。
（38）我眼見得不濟事了。
（39）都不得有甚好收場。
（40）鬧的王冕不得安穩。
（41）這個法卻定的不好。
（42）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飕飕的響。
（43）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臉。
（44）娘說的是。
（45）這也說得有理。
（比較（44）條） （46）照耀得滿湖通紅。
（47）尤其綠得可愛。
（48）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
以上從每部書裡舉出十六個例，共四十八個例。
《水浒傳》最早（依我的考證是明朝中葉的著作），比《儒林外史》與《石頭記》至少要早二百多年。
《水浒傳》的十六個例一概用“得”字。
《石頭記》與《儒林外史》雜用“得”、“的”兩字。
這種排列法，是第一步下手工夫。
第二步，求出每一個時代的例的通則來做比較。
我們細看《水浒傳》的十六個例，可以看出兩種絕不相同的文法作用： （甲）自（1）至（10）的“得”字都含有可能的意思。
“踢得幾腳”即是“能踢幾腳”。
“如何安得”，“如何來得”，“如何争得”，即是“如何能安”，“如何能來”，“如何争得”。
“免不得”，即是“不能免”。
“說他不得”，即是“不能說他”。
以上是表能夠的意思。
“開不得”即是“不可開”，“不得無禮”即是“不可無禮”。
以上是表可以的意思。
（乙）自（11）至（16）的得字，是一種介詞，用來引出一種狀詞或狀詞的分句的。
這種狀詞或狀詞的分句，都是形容前面動詞或形容詞的狀态和程度的。
這個“得”字的意義和到字相仿（得與到同聲，一音之轉），大概是“到”字脫胎出來的。
“說得是”即是“說到是處”。
“警吓得苦”即是“警吓到苦處”。
“學得精熟”即是“學到精熟的地步”。
“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即是“驚到洪太尉目瞪口呆的地步”。
這都是表示狀态與程度的。
（凡介詞之後都該有“司詞”，但得字之後名詞可以省去，故很像無“司詞”。
其實是有的，看到字諸例便知。
） 于是我們從《水浒》的例裡求出兩條通則： （通則一）“得”字是一種表示可能性的助動詞。
他的下面或加止詞，或加足詞，或不加什麼。
（通則二）“得”字又可用作一種介詞，用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後，引起一種表示狀态或程度的狀詞或狀語。
其次我們看《石頭記》的十六個例，可分出三組來： （第一組）（17）至（22）六條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性的助動詞。
如“也算得”等于“也可算”，“隻得依他”等于“隻能依他”。
這一組沒有一條“例外”。
（第二組）（23）至（28）六條，五次用“的”，一次用“得”，都是表示狀态或程度的狀語之前的“介詞”。
（23）條最可注意： 生得單弱。
料理的周周全全。
累的不知怎樣了。
“生得”的“得”字明是誤用的“例外”。
下文（24）、（25）兩條都用“生的”，更可證（23）條的“得”字是“例外”。
（第三組）（29）至（32）四條，都是與第二組完全相同的文法，但都用“得”不用“的”——是第二組的“例外”。
再看《儒林外史》的十六個例，也可分作三組： （第一組）（33）至（39）七條的“得”字都表示可能的助動詞，與《石頭記》的第一組例完全相同，也沒有一個“例外”。
（第二組）（40）至（44）五條，用的“的”字，都是狀語之前的介詞，與《石頭記》的第二組例也完全相同。
（第三組）（45）至（48）四條，又是例外了。
這些句子與第二組的句子文法上完全相同，如“說的是”與“說得有理”可有什麼文法上的區别？ 我們拿這兩部時代相近的書，和那稍古的《水浒傳》比較，得了兩條通則： （通則三）《水浒傳》裡表示可能的助動詞“得”字，在《石頭記》和《儒林外史》裡仍舊用“得”字（參考“通則一”）。
（通則四）《水浒傳》裡用來引起狀語的介詞“得”字（通則一），在《石頭記》和《儒林外史》裡多數改用“的”字，但有時仍舊用“得”字。
綜合起來，我們還可得一條更大的通則： （通則五）《水浒傳》的時代，用一個“得”字表示兩種不同的文法，本來很不方便。
但那兩種“得”字聲音上微有輕重的不同。
那表示可能的“得”字，讀起來比那介詞的“得”字要重一點，故後那輕讀的“得”字，就漸漸的變成“的”字。
但這個聲音上的區别，是很微細的，當時又沒有文法學者指出這個區别的所以然，故做書的人，一面分出一個“的”字，一面終不能把那曆史傳下來的“得”完全丢去，故同一個意義，同一種文法，同一段話裡往往亂用“的”、“得”兩字。
但第一種“得”表示可能的助動詞，很少例外。
如此，我們方才算得是真正懂得這兩個字變遷沿革的曆史。
這種研究法叫做曆史的研究法。
這種研究的用處很大，即如我們舉的“得”字與“的”字的例，我們可以因此得一條大教訓，又可以因此得一條文法上的新規定。
什麼教訓呢？凡語言文字的變遷，都有一個不得不變的理由。
我們初見白話書裡“得”、“的”兩字亂用，鬧不清楚——差不多有現在“的”、“底”兩字胡鬧的樣子——我們一定覺得很糊塗，很沒有道理。
但我們若用“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的方法，居然也可以尋出一個不得不變的道理來。
這又是我在第一篇裡說的“民族常識結晶”的一個證據了。
什麼是文法上的新規定呢？凡語言文字的自然變化是無意的，是沒有意識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故往往不能貫徹他的自然趨勢，不能完全打破習慣的舊勢力，不能完全建設他的新法式。
即如“得”字的一種用法，自然分出來，變成“的”字，但終不能完全丢棄那曆史上遺傳下來的“得”字。
現在我們研究了這兩個字的變遷沿革和他們所以變遷沿革的原因，知道了“的”、“得”兩字所以亂用，完全是一種曆史的“陳迹”，我們便可以依着這個自然趨勢，規定将來的區别： （1）凡“得”字用作表示可能的助動詞，一律用“得”字。
（2）凡動詞或形容詞之後的“得”字，用來引起一種狀詞或狀語的，一律用“的”字。
有了這幾條新規定以後，這兩個字便可以不緻胡亂混用了。
（現在“的”、“底”兩字所以鬧不清楚，隻是因為大家都不曾細心研究這個問題所以發生的原因。
） 以上我說研究文法的三種方法完了。
歸納法是基本方法。
比較法是幫助歸納法，是供給我們假設的材料的。
而曆史法是糾正歸納法的，是用時代的變遷一面來限制歸納法，一面又推廣歸納法的效用，使他組成曆史的系統。
注解： [1] n後原還有一n字，今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