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胡适之《國語文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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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古文文法——至少要研究一部《馬氏文通》。
（2）中國各地方言的文法——如中國東南各省的各種方言的文法。
（3）西洋古今語言的文法——英文法，德文法，法文法，希臘拉丁文法等。
（4）東方古今語言的文法——如滿蒙文法，梵文法，日本文法等。
第二步，遇着困難的文法問題時，我們可尋思别種語言裡有沒有同類或大同小異的文法。
若有這種類似的例，我們便可拿他們的通則來幫助解釋我們不能解決的例句。
（1）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們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則。
（2）若各例略有不同，我們也可用那些通則來參考，比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通則來。
我且舉上篇用的虛拟口氣“了”字作例。
我們怎樣得到那個假設呢？原來那是從比較參考得來的。
我看了《水浒傳》裡的一些例，便想起古文裡的“矣”字，似乎也有這種用法，也有用在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的，例如： 諾，吾将仕矣。
（《論語》） 原将降矣。
（《左傳》）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論語》）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孟子》） 我于是翻開《馬氏文通》，要看他如何講法。
《文通》說： 矣字者，所以決事理已然之口氣也。
已然之口氣，俗間所謂“了”字也。
凡“矣”字之助句讀也，皆可以“了”字解之。
《文通》也用“了”字來比較“矣”字，我心裡更想看他如何解釋。
他說： 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
（《孟子》：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矣”字者，決已然之口氣也，而效則惟驗諸将來。
“矣”字助之者，蓋效之發見有待于後，而“效”之感應已露于先矣。
（言效之句，即我說的虛拟的效果句子。
） 這一段話的末句說的很錯誤，但他指出“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一條通則，确能給我一個暗示。
我再看他講“吾将仕矣”一類的文法： “吾将仕矣”者，猶雲吾之出仕于将來，已可必于今日也。
其事雖屬将來，而其理勢已可決其如是而無他變矣。
他引的例有“今日必無晉矣”，“孺子可教矣”，“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等句。
他說這些“矣”字，“要不外了字之口氣”。
他說： “了”者，盡而無餘之辭。
而其為口氣也，有已了之了，則“矣”字之助靜字（即形容詞）而為絕句也，與助句讀之往事也。
有必了之了，則“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
此外諸句之助“矣”字而不為前例所概者，亦即此已了必了之口氣也。
是則“矣”字所助之句，無不可以“了”字解之矣。
我看了這一段，自然有點失望。
因為我想參考“矣”字的文法，來說明“了”字的文法。
不料馬氏卻隻用了“了”字的文法，來講解“矣”字的文法。
況且他隻說“已了必了之口氣”，說的很含糊不明白。
如孔子對陽貨說“吾将仕矣”，決沒有“必了”的口氣，決不是如馬氏說的“吾之出仕于将來，已可必于今日”的意思。
又如他說：“言效之句”所以用“矣”字，是因為“效之發見有待于将來，而效之感應已露于先矣”，這種說法，實無道理。
什麼叫做“效之感應”？ 但我因《文通》說的“言效之句”，遂得着一點暗示。
我因此想起這種句子，在英文裡往往用過去式的動詞來表示虛拟的口氣，别國文字裡，也往往有這種辦法。
我因此得一個假設：我舉出的那些“了”字的例，也許都是虛拟的口氣罷？ 我得着這個“假設”以後的試證工夫，上章已說過了。
我要請讀者注意的是：這個假設是從比較參考得來的。
白話裡虛拟的口氣“了”字，和古文裡的“矣”字，并不完全相同（如“請你放了我罷”一類的句子是古文裡沒有的），和别國文字裡的虛拟口氣，也不完全相同（如英文之虛拟口氣，并不單靠過去式的動詞來表示。
别國文字也如此）。
但不同之中，有相同的一點，就是虛拟的口氣有區别的必要。
馬氏忽略了這個道理，以為一切“矣”字都可用“已了”、“必了”兩種“了”字來解說，所以他說不明白。
我們須要知道：那些明明是未了的動作，何以須用那表示已了的“矣”字或“了”字？我們須要知道古文裡“己矣乎”、“行矣夫子”、“休矣先生”一類的句子，和白話裡“算了罷”、“請你放了我罷”、“不要忘了那十兩銀子”——決不能用“已了”、“必了”四個字來解說，隻有“虛拟的口氣”一個通則，可以包括在内。
這一類的例，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的。
若沒有比較參考的材料，若處處全靠我們從事實裡“擠”出一些通則來，那就真不容易了。
我再舉一類的例來說明沒有參考材料的困難：六百多年前，元朝有個趙惪著了一部《四書箋義》，中有一段說： 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
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
“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
“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
清朝楊複吉的《夢闌瑣筆》引了這段話，又加按語道： 按此條分别甚明。
“二三子以我為隐乎？”我，對二三子而言。
“吾無隐乎爾”，吾，就己而言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我，對公孫醜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後來俞樾把這一段鈔在《茶香室叢鈔》（卷一）裡，又加上一段按語道： 以是推之：“予惟往來朕攸濟。
”予即我也，朕即吾也。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予即我也，卬即吾也。
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我們看這三個人論吾、我二字的話，便可想見沒有參考文法的苦處了。
第一，趙惪能分出一個“就己而言”的吾，和“因人而言”的我，總可算是讀書細心的了。
但這個區别，實在不夠用。
試看《莊子》“今者吾喪我”一句，又怎樣分别“就己”、“因人”呢？若有“主詞”、“止詞”等等文法術語，便沒有這種困難了。
第二，楊複吉加按語說“此條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舉出的四個例，便有兩種是大錯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個“我”字與上文幾個“我”字，完全不同；這個“吾”字和上文幾個“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當時有了“主格”、“受格”、“領格”等等術語、等等通則可作參考比較的材料，這種笑話也可以沒有了。
第三，俞樾解釋“予”、“朕”、“卬”三個字，恰都和趙惪的通則相反。
這種錯誤，也是因為沒有文學的知識作參考，故雖有俞樾那樣的大學者，也弄得不清楚這個小小的區别。
到了我們的時代，通西文的人多了，這種區别便毫不成困難問題了。
我們現在說： “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種文法上的區别： （甲）主格用“吾”為常。
（例） 吾有知乎哉？ 吾其為東周乎？ 吾喪我。
（乙）領格用“吾”。
（例） 吾日三省吾身。
猶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貫之。
（丙）受格（止詞司詞）用“我”。
（例一）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為外動詞的“止詞”。
（例二） 有鄙夫問于我。
孟孫問孝于我。
善為我辭焉。
以上為“介詞”後的“司詞”。
這些區别，現在中學堂的學生都懂得了，都不會纏不清楚了。
故有了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個中學堂的學生可以勝過許多舊日的大學問家；反過來說，若沒有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個俞樾，反不如今日一個中學生。
現在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自然不能不靠這些“參考文法”的幫助。
我們也知道天下沒有兩種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們也知道中國的言語自然總有一些與别種言語不相同的特點。
但我們決不可以因此遂看輕比較研究的重要。
若因為中國言語文字有特點，就菲薄比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為怕跌倒，就不敢出門”的笨伯了！近來有人說研究中國文法，須是“獨立而非摹仿的”。
他說： 何謂獨立而非摹仿的？中國文字與世界各國之文字（除日本文頗有與中國文相近者外）有絕異者數點：其一，主形。
其二，單節音，而且各字上有平上去入之分。
其三，無語尾等諸變化。
其四，字詞（《說文》：詞意内言外也。
）文位确定。
是故如标語（即《馬氏文通》論句讀編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誤，疑當作“卷十彖一系七”。
所舉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說明語之不限于動字，如動字中“意動”、“緻動”（如“飲馬長城窟”之飲謂之緻動，“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謂之意動）等之作成法，如詞與語助字之用，皆國文所特有者也。
如象字比較級之變化，如名詞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類，如主語之絕對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國文則非甚必要。
今使不研究國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摹仿之，則削趾适屦，扞格難通，一也。
比喻不切，求易轉難，二也。
為無用之分析，徒勞記憶，三也。
有許多無可說明者，勢必任諸學者之自由解釋，系統既異，歸納無從，四也。
其勉強适合之部分，用法雖亦可通，而歧義亦所不免，五也。
舉國中有裨實用之變化而犧牲之，緻國文不能盡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張廢滅國文則已，若不主張廢滅者，必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決不能專以治西文之道治國文也。
（《學藝雜志》第二卷第三号陳承澤《國文法草創》頁五至六） 陳先生這段話是對那“摹仿”的文法說的。
但他所指的“摹仿”的文法，既包括《馬氏文通》在内（原文頁六至八注六），況且世間決無“一一摹仿”的笨文法，故我覺得陳先生實在是因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較研究的價值，又誤把“比較”與“摹仿”看作一事，故發這種很近于守舊的議論。
他說的“必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一句話，和我所主張的比較的研究法，顯然處于反對的地位。
試問什麼叫做“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從前那種“書讀千遍，其義自見”的笨法，真可算是幾千年來我們公認的“治國文之道”，又何必談什麼“國文法”呢？到了談什麼“動字”、“象字”、“主語”、“說明語”等等文法學的術語，我們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國文”了——難道這就是“廢滅國文”嗎？況且若不從比較的研究下手，若單用“治國文之道治國文”，我們又如何能知道什麼為“國文所特有”，什麼為“西文所特有”呢？陳先生形容那“摹仿”文法的流弊，說：“其勉強适合之部分，用法雖亦可通，而歧義亦所不免。
”我請問難道我們因為有“歧義”，遂連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該用嗎？何不大膽采用那“适合”的通則，再加上“歧義”的規定呢？陳先生又說：“有許多無可說明者，勢必任諸學者之自由解釋，系統既具，歸納無從。
”這句話更奇怪了！“學者自由解釋”，便不是“摹仿”了，豈不是陳先生所主張的“獨立的”文法研究嗎？何以這又是一弊呢？ 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這幾千年來，真可以算“獨立”了。
幾千年“獨立”的困難與流弊，還不夠使我們覺悟嗎？我老實規勸那些高談“獨立”文法的人：中國文法學今日的第一須要取消“獨立”，但“獨立”的反面，不是“摹仿”，是“比較與參考”。
比較研究法的大綱，讓我重說一遍： 遇着困難的文法問題時，我們可尋思别種語言裡，有沒有同類或大同小異的文法。
若有這種類似的例，我們便可拿他們的通則來幫助釋我們不能解決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們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則。
若各例略有不同（陳先生說的歧義），我們也可用那些通則來做參考，比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則來。
三 曆史研究法 比較的研究法，是補助歸納法的，曆史的研究法，也是補助歸納法的。
我且先舉一個例，來說明歸納法不用曆史法的危險。
我的朋友劉複先生著的一部《中國文法通論》，也有一長段講“文法的研究法”。
他說： 研究文法，要用歸納法，不能用演繹法。
什麼叫做“用歸納法而不用演繹法”呢？譬如人稱代詞（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發語者”），在口語中隻有一個“我”字，在文言中卻有我、吾、餘、予四個字，假使我們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們先應該知道，代名詞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領格、受格三種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賓次）。
而領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與不附加“之”字兩種。
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語詞（verb）之後，和位置在介詞之後兩種。
于是我們搜羅了實例來證明他：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
（《論語》） 2.吾日三省吾身。
（同） 3.餘雖為之執鞭。
（《史記》） 4.予将有遠行。
（《孟子》） B一，領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纓。
（《孟子》） 2.非吾徒也。
（《論語》） 3.既無武守，而又欲易餘罪。
（《左傳》） 4.是予所欲也。
（《孟子》） B二，領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懷矣，自贻伊戚。
（《左傳》） 2.吾之病也。
（韓愈《原毀》） 3.是餘之罪也夫。
（《史記》） 4.如助予之歎息。
（歐陽修《秋聲賦》） C一，受格在語詞後的。
1.明以教我。
（《孟子》） 2.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
（韓愈《祭十二郎文》） 3.女為惠公來求殺餘。
（《左傳》） 4.爾何曾比予于管仲。
（《孟子》） C二，受格在介詞後的。
1.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
（《孟子》） 2.為吾謝蘇君。
（《史記·張儀列傳》） 3.與餘通書。
（《史記》） 4.天生德于予。
（《論語》） 到這一步，我們才可以得一個總結，說我、吾、餘、予四個字用法完全一樣。
這一種方法，就叫作歸納法。
（《中國文法通論》頁一七） 這一大段，初看起來，很像是很嚴密的方法，細細分析起來，就露出毛病來了。
第一個毛病，是這一段用的方法，實在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是歸納法的第三步（看本書第二篇），不是歸納法的全部。
劉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隻要尋些實例來證實這個大前提。
他既不問“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說明“例外”的原因，也不問舉的例是應該認為“例外”呢，還是應該認為“例”。
如C一（2）“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一句，這“吾”字自是很少見的，隻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韓退之誤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
此外如A（1）在《論語》裡确是“例外”。
B一（1）與B二（1）都是詩歌，也都是“例外”。
若但舉與大前提相符合的來作“例”，不比較“例”與“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釋何以有“例
（1）中國古文文法——至少要研究一部《馬氏文通》。
（2）中國各地方言的文法——如中國東南各省的各種方言的文法。
（3）西洋古今語言的文法——英文法，德文法，法文法，希臘拉丁文法等。
（4）東方古今語言的文法——如滿蒙文法，梵文法，日本文法等。
第二步，遇着困難的文法問題時，我們可尋思别種語言裡有沒有同類或大同小異的文法。
若有這種類似的例，我們便可拿他們的通則來幫助解釋我們不能解決的例句。
（1）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們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則。
（2）若各例略有不同，我們也可用那些通則來參考，比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通則來。
我且舉上篇用的虛拟口氣“了”字作例。
我們怎樣得到那個假設呢？原來那是從比較參考得來的。
我看了《水浒傳》裡的一些例，便想起古文裡的“矣”字，似乎也有這種用法，也有用在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的，例如： 諾，吾将仕矣。
（《論語》） 原将降矣。
（《左傳》）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論語》）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孟子》） 我于是翻開《馬氏文通》，要看他如何講法。
《文通》說： 矣字者，所以決事理已然之口氣也。
已然之口氣，俗間所謂“了”字也。
凡“矣”字之助句讀也，皆可以“了”字解之。
《文通》也用“了”字來比較“矣”字，我心裡更想看他如何解釋。
他說： 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
（《孟子》：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矣”字者，決已然之口氣也，而效則惟驗諸将來。
“矣”字助之者，蓋效之發見有待于後，而“效”之感應已露于先矣。
（言效之句，即我說的虛拟的效果句子。
） 這一段話的末句說的很錯誤，但他指出“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一條通則，确能給我一個暗示。
我再看他講“吾将仕矣”一類的文法： “吾将仕矣”者，猶雲吾之出仕于将來，已可必于今日也。
其事雖屬将來，而其理勢已可決其如是而無他變矣。
他引的例有“今日必無晉矣”，“孺子可教矣”，“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等句。
他說這些“矣”字，“要不外了字之口氣”。
他說： “了”者，盡而無餘之辭。
而其為口氣也，有已了之了，則“矣”字之助靜字（即形容詞）而為絕句也，與助句讀之往事也。
有必了之了，則“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
此外諸句之助“矣”字而不為前例所概者，亦即此已了必了之口氣也。
是則“矣”字所助之句，無不可以“了”字解之矣。
我看了這一段，自然有點失望。
因為我想參考“矣”字的文法，來說明“了”字的文法。
不料馬氏卻隻用了“了”字的文法，來講解“矣”字的文法。
況且他隻說“已了必了之口氣”，說的很含糊不明白。
如孔子對陽貨說“吾将仕矣”，決沒有“必了”的口氣，決不是如馬氏說的“吾之出仕于将來，已可必于今日”的意思。
又如他說：“言效之句”所以用“矣”字，是因為“效之發見有待于将來，而效之感應已露于先矣”，這種說法，實無道理。
什麼叫做“效之感應”？ 但我因《文通》說的“言效之句”，遂得着一點暗示。
我因此想起這種句子，在英文裡往往用過去式的動詞來表示虛拟的口氣，别國文字裡，也往往有這種辦法。
我因此得一個假設：我舉出的那些“了”字的例，也許都是虛拟的口氣罷？ 我得着這個“假設”以後的試證工夫，上章已說過了。
我要請讀者注意的是：這個假設是從比較參考得來的。
白話裡虛拟的口氣“了”字，和古文裡的“矣”字，并不完全相同（如“請你放了我罷”一類的句子是古文裡沒有的），和别國文字裡的虛拟口氣，也不完全相同（如英文之虛拟口氣，并不單靠過去式的動詞來表示。
别國文字也如此）。
但不同之中，有相同的一點，就是虛拟的口氣有區别的必要。
馬氏忽略了這個道理，以為一切“矣”字都可用“已了”、“必了”兩種“了”字來解說，所以他說不明白。
我們須要知道：那些明明是未了的動作，何以須用那表示已了的“矣”字或“了”字？我們須要知道古文裡“己矣乎”、“行矣夫子”、“休矣先生”一類的句子，和白話裡“算了罷”、“請你放了我罷”、“不要忘了那十兩銀子”——決不能用“已了”、“必了”四個字來解說，隻有“虛拟的口氣”一個通則，可以包括在内。
這一類的例，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的。
若沒有比較參考的材料，若處處全靠我們從事實裡“擠”出一些通則來，那就真不容易了。
我再舉一類的例來說明沒有參考材料的困難：六百多年前，元朝有個趙惪著了一部《四書箋義》，中有一段說： 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
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
“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
“有鄙夫問于我”，因人之問而言也。
清朝楊複吉的《夢闌瑣筆》引了這段話，又加按語道： 按此條分别甚明。
“二三子以我為隐乎？”我，對二三子而言。
“吾無隐乎爾”，吾，就己而言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我，對公孫醜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後來俞樾把這一段鈔在《茶香室叢鈔》（卷一）裡，又加上一段按語道： 以是推之：“予惟往來朕攸濟。
”予即我也，朕即吾也。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予即我也，卬即吾也。
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我們看這三個人論吾、我二字的話，便可想見沒有參考文法的苦處了。
第一，趙惪能分出一個“就己而言”的吾，和“因人而言”的我，總可算是讀書細心的了。
但這個區别，實在不夠用。
試看《莊子》“今者吾喪我”一句，又怎樣分别“就己”、“因人”呢？若有“主詞”、“止詞”等等文法術語，便沒有這種困難了。
第二，楊複吉加按語說“此條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舉出的四個例，便有兩種是大錯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個“我”字與上文幾個“我”字，完全不同；這個“吾”字和上文幾個“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當時有了“主格”、“受格”、“領格”等等術語、等等通則可作參考比較的材料，這種笑話也可以沒有了。
第三，俞樾解釋“予”、“朕”、“卬”三個字，恰都和趙惪的通則相反。
這種錯誤，也是因為沒有文學的知識作參考，故雖有俞樾那樣的大學者，也弄得不清楚這個小小的區别。
到了我們的時代，通西文的人多了，這種區别便毫不成困難問題了。
我們現在說： “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種文法上的區别： （甲）主格用“吾”為常。
（例） 吾有知乎哉？ 吾其為東周乎？ 吾喪我。
（乙）領格用“吾”。
（例） 吾日三省吾身。
猶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貫之。
（丙）受格（止詞司詞）用“我”。
（例一）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為外動詞的“止詞”。
（例二） 有鄙夫問于我。
孟孫問孝于我。
善為我辭焉。
以上為“介詞”後的“司詞”。
這些區别，現在中學堂的學生都懂得了，都不會纏不清楚了。
故有了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個中學堂的學生可以勝過許多舊日的大學問家；反過來說，若沒有參考比較的文法資料，一個俞樾，反不如今日一個中學生。
現在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自然不能不靠這些“參考文法”的幫助。
我們也知道天下沒有兩種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們也知道中國的言語自然總有一些與别種言語不相同的特點。
但我們決不可以因此遂看輕比較研究的重要。
若因為中國言語文字有特點，就菲薄比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為怕跌倒，就不敢出門”的笨伯了！近來有人說研究中國文法，須是“獨立而非摹仿的”。
他說： 何謂獨立而非摹仿的？中國文字與世界各國之文字（除日本文頗有與中國文相近者外）有絕異者數點：其一，主形。
其二，單節音，而且各字上有平上去入之分。
其三，無語尾等諸變化。
其四，字詞（《說文》：詞意内言外也。
）文位确定。
是故如标語（即《馬氏文通》論句讀編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誤，疑當作“卷十彖一系七”。
所舉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說明語之不限于動字，如動字中“意動”、“緻動”（如“飲馬長城窟”之飲謂之緻動，“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謂之意動）等之作成法，如詞與語助字之用，皆國文所特有者也。
如象字比較級之變化，如名詞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類，如主語之絕對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國文則非甚必要。
今使不研究國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摹仿之，則削趾适屦，扞格難通，一也。
比喻不切，求易轉難，二也。
為無用之分析，徒勞記憶，三也。
有許多無可說明者，勢必任諸學者之自由解釋，系統既異，歸納無從，四也。
其勉強适合之部分，用法雖亦可通，而歧義亦所不免，五也。
舉國中有裨實用之變化而犧牲之，緻國文不能盡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張廢滅國文則已，若不主張廢滅者，必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決不能專以治西文之道治國文也。
（《學藝雜志》第二卷第三号陳承澤《國文法草創》頁五至六） 陳先生這段話是對那“摹仿”的文法說的。
但他所指的“摹仿”的文法，既包括《馬氏文通》在内（原文頁六至八注六），況且世間決無“一一摹仿”的笨文法，故我覺得陳先生實在是因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較研究的價值，又誤把“比較”與“摹仿”看作一事，故發這種很近于守舊的議論。
他說的“必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一句話，和我所主張的比較的研究法，顯然處于反對的地位。
試問什麼叫做“以治國文之道治國文”？從前那種“書讀千遍，其義自見”的笨法，真可算是幾千年來我們公認的“治國文之道”，又何必談什麼“國文法”呢？到了談什麼“動字”、“象字”、“主語”、“說明語”等等文法學的術語，我們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國文”了——難道這就是“廢滅國文”嗎？況且若不從比較的研究下手，若單用“治國文之道治國文”，我們又如何能知道什麼為“國文所特有”，什麼為“西文所特有”呢？陳先生形容那“摹仿”文法的流弊，說：“其勉強适合之部分，用法雖亦可通，而歧義亦所不免。
”我請問難道我們因為有“歧義”，遂連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該用嗎？何不大膽采用那“适合”的通則，再加上“歧義”的規定呢？陳先生又說：“有許多無可說明者，勢必任諸學者之自由解釋，系統既具，歸納無從。
”這句話更奇怪了！“學者自由解釋”，便不是“摹仿”了，豈不是陳先生所主張的“獨立的”文法研究嗎？何以這又是一弊呢？ 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這幾千年來，真可以算“獨立”了。
幾千年“獨立”的困難與流弊，還不夠使我們覺悟嗎？我老實規勸那些高談“獨立”文法的人：中國文法學今日的第一須要取消“獨立”，但“獨立”的反面，不是“摹仿”，是“比較與參考”。
比較研究法的大綱，讓我重說一遍： 遇着困難的文法問題時，我們可尋思别種語言裡，有沒有同類或大同小異的文法。
若有這種類似的例，我們便可拿他們的通則來幫助釋我們不能解決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們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則。
若各例略有不同（陳先生說的歧義），我們也可用那些通則來做參考，比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則來。
三 曆史研究法 比較的研究法，是補助歸納法的，曆史的研究法，也是補助歸納法的。
我且先舉一個例，來說明歸納法不用曆史法的危險。
我的朋友劉複先生著的一部《中國文法通論》，也有一長段講“文法的研究法”。
他說： 研究文法，要用歸納法，不能用演繹法。
什麼叫做“用歸納法而不用演繹法”呢？譬如人稱代詞（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發語者”），在口語中隻有一個“我”字，在文言中卻有我、吾、餘、予四個字，假使我們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們先應該知道，代名詞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領格、受格三種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賓次）。
而領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與不附加“之”字兩種。
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語詞（verb）之後，和位置在介詞之後兩種。
于是我們搜羅了實例來證明他：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
（《論語》） 2.吾日三省吾身。
（同） 3.餘雖為之執鞭。
（《史記》） 4.予将有遠行。
（《孟子》） B一，領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纓。
（《孟子》） 2.非吾徒也。
（《論語》） 3.既無武守，而又欲易餘罪。
（《左傳》） 4.是予所欲也。
（《孟子》） B二，領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懷矣，自贻伊戚。
（《左傳》） 2.吾之病也。
（韓愈《原毀》） 3.是餘之罪也夫。
（《史記》） 4.如助予之歎息。
（歐陽修《秋聲賦》） C一，受格在語詞後的。
1.明以教我。
（《孟子》） 2.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
（韓愈《祭十二郎文》） 3.女為惠公來求殺餘。
（《左傳》） 4.爾何曾比予于管仲。
（《孟子》） C二，受格在介詞後的。
1.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
（《孟子》） 2.為吾謝蘇君。
（《史記·張儀列傳》） 3.與餘通書。
（《史記》） 4.天生德于予。
（《論語》） 到這一步，我們才可以得一個總結，說我、吾、餘、予四個字用法完全一樣。
這一種方法，就叫作歸納法。
（《中國文法通論》頁一七） 這一大段，初看起來，很像是很嚴密的方法，細細分析起來，就露出毛病來了。
第一個毛病，是這一段用的方法，實在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是歸納法的第三步（看本書第二篇），不是歸納法的全部。
劉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隻要尋些實例來證實這個大前提。
他既不問“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說明“例外”的原因，也不問舉的例是應該認為“例外”呢，還是應該認為“例”。
如C一（2）“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一句，這“吾”字自是很少見的，隻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韓退之誤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
此外如A（1）在《論語》裡确是“例外”。
B一（1）與B二（1）都是詩歌，也都是“例外”。
若但舉與大前提相符合的來作“例”，不比較“例”與“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釋何以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