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胡适之《國語文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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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鄙俗可噱”了！《王衍傳》又說王衍的妻郭氏把錢圍繞床下，衍早晨起來見錢，對婢女說：“舉阿堵物去。
”後來的不通的文人又把“阿堵物”用作一古典，以為很“雅”很“美”。
其實“阿堵”即是蘇州人說的“阿笃”，官話說的“那個”、“那些”，但是這班不通文人一定說“阿笃”、“那個”、“那些”都是“鄙俗可噱”了！ 所以我說“優美”還須要一個标準，“鄙俗”也須要一個标準。
某君自己做的文言未必盡“優美”，我們做的白話未必盡“鄙俗可噱”。
拿那沒有标準的“優美”、“鄙俗”來定白話的進化退化，便是籠統，便是糊塗。
某君和孫先生都說古文因為有許多文人終身研究，故不曾退化。
反過來說白話因為文人都不注意，全靠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自由改變，所以漸漸退步，變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話了。
這種見解是根本錯誤的。
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文學家的文學，隻可定一時的标準，決不能定百世的标準。
若推崇一個時代的文學太過了，奉為永久的标準，那就一定要阻礙文字的進化。
進化的生機，被一個時代的标準阻礙住了，那種文學就漸漸幹枯，變成死文字或半死的文字。
文字枯死了，幸虧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的白話還不曾死，仍舊随時變遷。
變遷便是活的表示，不變遷便是死的表示。
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一種文字枯死或麻木之後，一線生機，全在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的白話。
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幹涉，故非常自由。
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
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簡單一句話，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隻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晶成文學的著作，他們隻能把那個時代的語言的進步，作一個小小的結束。
他們是語言進步的産兒，并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
有時他們的勢力，還能阻礙文字的自由發達。
至于民間日用的白話，正因為文人學者不去幹涉，故反能自由變遷，自由進化。
二 本篇的宗旨，隻是要證明上節末段所說的話，要證明白話的變化，并非退步，乃是進化。
立論之前，我們應該定一個标準。
怎樣變遷才算是進化？怎樣變遷才算是退步？ 這個問題太大，我們不能詳細讨論，現在隻能簡單說個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應用的。
因為有某種需要，故發明某種器物，故創造某種制度。
應用的能力增加，便是進步；應用的能力減少，便是退步。
例如車船兩物，都是應付人類交通運輸的需要的。
路狹的地方有單輪的小車，路闊的地方有雙輪的騾車，内河有小船，江海有大船。
後來陸地交通有了人力車、馬車、火車、汽車、電車，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類的交通運輸更方便了，更穩當了，更快捷了。
我們說小車、騾車變為汽車、火車、電車是大進步，帆船、劃船變為汽船也是大進步，都隻是因為應用的能力增加了。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語言文字也是應用的。
語言文字的用處極多，簡單說來：（一）是表情達意。
（二）是紀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
（三）是教育的工具。
（四）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惟一媒介物。
我們研究語言文字的退化進化，應該根據這幾種用處，定一個标準：表情達意的能力增加嗎？紀載人類經驗更正确明白嗎？還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嗎？還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嗎？這幾種用處增加了，便是進步，減少了，便是退化。
現在先泛論中國文言的退化： （1）文言達意表情的功用久已減少至很低的程度了。
禅門的語錄，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宋元以來的小說——這種白話文學的發生，便是文言久已不能達意表情的鐵證。
（2）至于紀載過去的經驗，文言更不夠用。
文言的史書傳記，隻能記一點極簡略極不完備的大概。
為什麼隻能記一點大概呢？因為文言的自身本太簡單了，太不完備了，決不能有詳細寫實的紀載，隻好借“古文義法”做一個護短的托詞。
我們若要知道某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詳細記載，隻好向《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書裡去找尋了。
（3）至于教育一層，這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更可以證明文言的絕對不夠用了。
二十年前，教育是極少數人的特殊權利，故文言的缺點還不大覺得。
二十年來，教育變成了人人的權利，變成了人人的義務，故文言的不夠用，漸漸成為全國教育界公認的常識。
今年全國教育會的國語教科書的議案，便是這種公認的表示。
（4）至于作社會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
從前官府的告示，“聖谕廣訓”一類的訓谕，為什麼要用白話呢？不是因為文言不能使人人懂得嗎？現在的闊官僚到會場演說，摸出一篇文言的演說辭，哼了一遍，一個人都聽不懂。
明天登在報上，多數人看了還是不懂！再看我們的社會生活——在學校聽講，教授演說，命令仆役，叫車子，打電話，談天，辯駁——那一件是用文言的？我們還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況大多數的平民呢？ 以上說語言文字的四種用處，文言竟沒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
上文所說，同時又都可證明白話在這四方面，沒有一方面的應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總括一句話，文言的種種應用能力，久已減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
白話的種種應用能力，不但不曾減少，反增加發達了，故是進化的。
現在反對白話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隻好承認白話的用處，于是分出“應用文”與“美文”兩種，以為“應用文”可用白話，但是“美文”還應該用文言。
這種區别，含有兩層意義：第一他承認白話的應用能力，但不承認白話可以作“美文”。
白話不能作“美文”，是我們不能承認的。
但是這個問題和本文無關，姑且不談。
第二他承認文言沒有應用的能力，隻可以拿來做無用的美文。
即此一端，便是古文報喪的訃聞！便是古文死刑判決書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決沒有無用的進化，也決沒有用處更大的退化！ 三 上節說文言的退化和白話的進化，都是泛論的。
現在我要說明白話的應用能力是怎樣增加的——就是要說明白話怎樣進化。
上文我曾說：“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文人的幹涉，故非常自由。
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
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本節所說，隻是要證明這一段話。
從古代的文言，變為近代的白話，這一大段曆史有兩個大方向可以看得出：（一）該變繁的都漸漸變繁了。
（二）該變簡的都變簡了。
（一）該變繁的都變繁了 變繁的例很多，我隻能舉出幾條重要的趨向： 第一，單音字變為複音字。
中國文中，同音的字太多了，故容易混亂。
古代字的尾音除了韻母之外，還有p、k、t、m、n[1]、ng、h等，故區别還不很難。
後來隻剩得韻母和n、ng、h幾種尾音，便容易彼此互混了。
後來“聲母”到處增加起來，如輕唇重唇的分開，如舌頭舌上的分開等，也隻是不知不覺的要補救這種容易混亂的缺點。
最重要的補救方法，還是把單音字變為複音字。
例如師、獅、詩、屍、司、私、思、絲八個字，有些地方的人讀成一個音，沒有分别。
有些地方的人分作“屍”（師、獅、詩、屍）、“厶”（私、思、司、絲）兩個音，也還沒有大分别。
但說話時，這幾個字都變成了複音字，師傅、獅子、死屍、屍首、偏私、私通、職司、思想、蠶絲，故不覺得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說單音字變成複音字，為中國語言的一大進化。
這種變化的趨勢起得很早，《左傳》的議論文有許多複音字，如：“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求蕩搖我邊疆。
”漢代的文章用複音字更多。
可見這種趨勢在古文本身已有了起點，不過還不十分自由發達。
白話因為有會話的需要，故複音字也最多。
複音字的造成約有幾種方法： （1）同義的字拼成一字。
例如規矩、法律、刑罰、名字、心思、頭腦、師傅…… （2）本字後加“子”、“兒”等語尾。
例如兒子、妻子、女子、椅子、桌子、盆兒、瓶兒……這種語尾，如英文之-Let，德文之-Clhen-Lein，最初都有變小和變親熱的意味。
（3）類名上加區别字。
例如石匠、木匠、工人、軍人、會館、旅館、學堂、浴堂…… （4）重字。
例如太太、奶奶、慢慢、快快…… （5）其他方法，不能遍舉。
這種變遷有極大的重要。
現在的白話所以能應付我們會話講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單音字減少，複音字加多。
現在注音字母所以能有用，也隻是因為這個緣故。
将來中國語言所以能有采用字母的希望，也隻是因為這個緣故。
第二，字數增加。
許多反對白話的人，都說白話的字不夠用，這話是大錯的。
其實白話的字數比文言多的多。
我們試拿《紅樓夢》用的字，和一部《正續古文辭類纂》用的字相比較，便可知道文言裡的字，實在不夠用。
我們做大學教授的人，在飯館開一個菜單，都開不完全，卻還要說白話字少，這豈不是大笑話嗎？白話裡已寫定的字也就不少了，還有無數沒有寫定的字，将來都可用注音字母寫出來。
此外文言裡的字，除了一些完全死了的字之外，都可盡量收入。
複音的文言字，如法律、國民、方法、科學、教育等字自不消說了，有許多單音字，如詩、飯、米、茶、水、火等字，都是文言白話共同可用的。
将來做字典的人，把白話小說裡用的字和各種商業、工藝通用的專門術語搜集起來，再加上文言裡可以收用的字，和新學術的術語，一定比文言常用的字要多好幾十倍。
文言裡有許多字久已完全無用了，一部《說文》裡可删的字也不知多少。
以上舉了兩條由簡變繁的例。
變繁的例很多，如動詞的變化，如形容詞和狀詞的增加……我們不能一一列舉了。
章太炎先生說：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
……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
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
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
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
更文籍而從之，當何以為别矣。
夫裡闾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是使真意訛淆，安得理解也？（《章氏叢書·檢論五》） 這話也不是細心研究的結果。
文言裡有許多字的意思最含混，最紛歧。
章先生所舉的“道”、“義”等字，便是最普通的例。
試問文言中的“道”字有多少種意義？白話用“道”字許多意義，每個各有分别。
例如“道路”、“道理”、“法子”等等。
“義”字也是如此。
白話用“義氣”、“意義”、“意思”等詞來分别“義”字的許多意義。
白話用“道理”來代替“義”字時，必有“義不容辭”一類的句子，因為“義”字這樣用法，與“理”字本無分别，故白話也不加分别了。
即此一端，可見白話對于文言應該分别的地方，都細細分别，對于文言不必分别的地方，便不分别了。
白話用“好人”代“仁人”、“善人”，也隻是因為平常人說“仁人君子”，本來和“善人”沒有分别。
至于儒書裡說的“仁人”，本不是平常人所常見的（如“惟仁人放流之”等例），如何能怪俗話裡沒有這個分别呢？總之文言有含混的地方，應該細細分别的，白話都細細分别出來，比文言細密得多。
章先生所舉的幾個例，不但不能證明白話的“大體不具”，反可以證明白話的變繁變簡，都是有理由的進化。
（二）該變簡的都變簡了 上文說白話更繁密，更豐富，都是很顯而易見的變遷。
如複音字的便利，如字數的加多，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現在我要說文言裡有許多應該變簡的地方，白話裡都變簡了。
這種變遷，平常人都不大留意，故不覺得這都是進化的變遷。
我且舉幾條最容易明白的例： 第一，文言裡一切無用的區别都廢除了。
文言裡有許多極沒有道理的區别。
如《說文》豕部說，豕生三月叫做“豯”，一歲叫做“”，二歲叫做“豝”，三歲叫做“豜”；又牝豕叫做“豝”，牡豕叫做“豭”。
馬部說，馬二歲叫做“駒”，三歲叫做“”，八歲叫做“”；又馬高六尺為“驕”，七尺為“”，八尺為“龍”；牡馬為“骘”，牝馬為“”。
羊部說，牝羊為“”，牡羊為“羝”；又夏羊牝曰“羭”，夏羊牡曰“羖”。
牛部說，二歲牛為“”，三歲牛為“”，四歲牛為“牭”。
這些區别，都是沒有用處的區别。
當太古畜牧的時代，人同家畜很接近，故有這些繁瑣的區别。
後來的人離開畜牧生活日遠了，誰還能記得這些麻煩的區别？故後來這些字都死去了，隻剩得一個“駒”字代一切小馬，一個“羔”代一切小羊，一個“犢”字代一切小牛。
這還是不容易記的區别，所以白話裡又把“駒”、“犢”等字廢去，直用一個“類名加區别字”的普通公式，如“小馬”、“小牛”、“公豬”、“母豬”、“公牛”、“母牛”之類，那就更容易記了。
三歲的牛直叫做“三歲的牛”，六尺的馬直叫做“六尺的馬”，也是變為“類名加區别字”的公式。
從前要記無數煩難的特别名詞，現在隻須記得這一個公式就夠用了。
這不是一大進化嗎？（這一類的例極多不能遍舉了。
） 第二，繁雜不整齊的文法變化多變為簡易畫一的變化了。
我們可舉代名詞的變化為例。
古代的代名詞很有一些麻煩的變化，例如： （1）吾我之别。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又“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又“今者吾喪我。
”可見吾字常用在主格，我字常用在目的格（目的格一名受格，《文通》作賓次）。
（2）爾汝之别。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無罪欤？”可見名詞之前的形容代詞（領格白話的“你的”）應該用爾。
（3）彼之其之别。
上文的兩種區别，後來都是漸漸的失掉了，隻有第三身的代名詞，在文言裡至今還不曾改變。
“之”字必須用在目的格，決不可用在主格。
“其”字必須用在領格。
這些區别，在文言裡不但沒有廢除幹淨，并且添上了餘、予、侬、卿、伊、渠等字，更麻煩了。
但是白話把這些無謂的區别，都廢除了，變成一副很整齊的代名詞。
第一身：我、我們、我的、我們的 第二身：你、你們、你的、你們的 第三身：他、他們、他的、他們的 看這表，便可知白話的代名詞，把古代剩下的主格和目的格的區别一齊删去了。
領格雖然分出來，但是加上“的”字語尾，把“形容詞”的性質更表示出來，并且三身有同樣的變化，這确是白話的一大進化。
這樣的例，舉不勝舉。
古文“承接代詞”有“者”、“所”兩字：一個是主格、一個是目的格。
現在都變成一個“的”字了
”後來的不通的文人又把“阿堵物”用作一古典，以為很“雅”很“美”。
其實“阿堵”即是蘇州人說的“阿笃”，官話說的“那個”、“那些”，但是這班不通文人一定說“阿笃”、“那個”、“那些”都是“鄙俗可噱”了！ 所以我說“優美”還須要一個标準，“鄙俗”也須要一個标準。
某君自己做的文言未必盡“優美”，我們做的白話未必盡“鄙俗可噱”。
拿那沒有标準的“優美”、“鄙俗”來定白話的進化退化，便是籠統，便是糊塗。
某君和孫先生都說古文因為有許多文人終身研究，故不曾退化。
反過來說白話因為文人都不注意，全靠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自由改變，所以漸漸退步，變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話了。
這種見解是根本錯誤的。
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文學家的文學，隻可定一時的标準，決不能定百世的标準。
若推崇一個時代的文學太過了，奉為永久的标準，那就一定要阻礙文字的進化。
進化的生機，被一個時代的标準阻礙住了，那種文學就漸漸幹枯，變成死文字或半死的文字。
文字枯死了，幸虧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的白話還不曾死，仍舊随時變遷。
變遷便是活的表示，不變遷便是死的表示。
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一種文字枯死或麻木之後，一線生機，全在那些“鄉曲愚夫，闾巷婦稚”的白話。
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幹涉，故非常自由。
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
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簡單一句話，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隻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晶成文學的著作，他們隻能把那個時代的語言的進步，作一個小小的結束。
他們是語言進步的産兒，并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
有時他們的勢力，還能阻礙文字的自由發達。
至于民間日用的白話，正因為文人學者不去幹涉，故反能自由變遷，自由進化。
二 本篇的宗旨，隻是要證明上節末段所說的話，要證明白話的變化，并非退步，乃是進化。
立論之前，我們應該定一個标準。
怎樣變遷才算是進化？怎樣變遷才算是退步？ 這個問題太大，我們不能詳細讨論，現在隻能簡單說個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應用的。
因為有某種需要，故發明某種器物，故創造某種制度。
應用的能力增加，便是進步；應用的能力減少，便是退步。
例如車船兩物，都是應付人類交通運輸的需要的。
路狹的地方有單輪的小車，路闊的地方有雙輪的騾車，内河有小船，江海有大船。
後來陸地交通有了人力車、馬車、火車、汽車、電車，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類的交通運輸更方便了，更穩當了，更快捷了。
我們說小車、騾車變為汽車、火車、電車是大進步，帆船、劃船變為汽船也是大進步，都隻是因為應用的能力增加了。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語言文字也是應用的。
語言文字的用處極多，簡單說來：（一）是表情達意。
（二）是紀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
（三）是教育的工具。
（四）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惟一媒介物。
我們研究語言文字的退化進化，應該根據這幾種用處，定一個标準：表情達意的能力增加嗎？紀載人類經驗更正确明白嗎？還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嗎？還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嗎？這幾種用處增加了，便是進步，減少了，便是退化。
現在先泛論中國文言的退化： （1）文言達意表情的功用久已減少至很低的程度了。
禅門的語錄，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宋元以來的小說——這種白話文學的發生，便是文言久已不能達意表情的鐵證。
（2）至于紀載過去的經驗，文言更不夠用。
文言的史書傳記，隻能記一點極簡略極不完備的大概。
為什麼隻能記一點大概呢？因為文言的自身本太簡單了，太不完備了，決不能有詳細寫實的紀載，隻好借“古文義法”做一個護短的托詞。
我們若要知道某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詳細記載，隻好向《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書裡去找尋了。
（3）至于教育一層，這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更可以證明文言的絕對不夠用了。
二十年前，教育是極少數人的特殊權利，故文言的缺點還不大覺得。
二十年來，教育變成了人人的權利，變成了人人的義務，故文言的不夠用，漸漸成為全國教育界公認的常識。
今年全國教育會的國語教科書的議案，便是這種公認的表示。
（4）至于作社會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
從前官府的告示，“聖谕廣訓”一類的訓谕，為什麼要用白話呢？不是因為文言不能使人人懂得嗎？現在的闊官僚到會場演說，摸出一篇文言的演說辭，哼了一遍，一個人都聽不懂。
明天登在報上，多數人看了還是不懂！再看我們的社會生活——在學校聽講，教授演說，命令仆役，叫車子，打電話，談天，辯駁——那一件是用文言的？我們還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況大多數的平民呢？ 以上說語言文字的四種用處，文言竟沒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
上文所說，同時又都可證明白話在這四方面，沒有一方面的應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總括一句話，文言的種種應用能力，久已減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
白話的種種應用能力，不但不曾減少，反增加發達了，故是進化的。
現在反對白話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隻好承認白話的用處，于是分出“應用文”與“美文”兩種，以為“應用文”可用白話，但是“美文”還應該用文言。
這種區别，含有兩層意義：第一他承認白話的應用能力，但不承認白話可以作“美文”。
白話不能作“美文”，是我們不能承認的。
但是這個問題和本文無關，姑且不談。
第二他承認文言沒有應用的能力，隻可以拿來做無用的美文。
即此一端，便是古文報喪的訃聞！便是古文死刑判決書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決沒有無用的進化，也決沒有用處更大的退化！ 三 上節說文言的退化和白話的進化，都是泛論的。
現在我要說明白話的應用能力是怎樣增加的——就是要說明白話怎樣進化。
上文我曾說：“白話的變遷，因為不受文人的幹涉，故非常自由。
但是自由之中，卻有個條理次序可尋。
表面上很像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本節所說，隻是要證明這一段話。
從古代的文言，變為近代的白話，這一大段曆史有兩個大方向可以看得出：（一）該變繁的都漸漸變繁了。
（二）該變簡的都變簡了。
（一）該變繁的都變繁了 變繁的例很多，我隻能舉出幾條重要的趨向： 第一，單音字變為複音字。
中國文中，同音的字太多了，故容易混亂。
古代字的尾音除了韻母之外，還有p、k、t、m、n[1]、ng、h等，故區别還不很難。
後來隻剩得韻母和n、ng、h幾種尾音，便容易彼此互混了。
後來“聲母”到處增加起來，如輕唇重唇的分開，如舌頭舌上的分開等，也隻是不知不覺的要補救這種容易混亂的缺點。
最重要的補救方法，還是把單音字變為複音字。
例如師、獅、詩、屍、司、私、思、絲八個字，有些地方的人讀成一個音，沒有分别。
有些地方的人分作“屍”（師、獅、詩、屍）、“厶”（私、思、司、絲）兩個音，也還沒有大分别。
但說話時，這幾個字都變成了複音字，師傅、獅子、死屍、屍首、偏私、私通、職司、思想、蠶絲，故不覺得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說單音字變成複音字，為中國語言的一大進化。
這種變化的趨勢起得很早，《左傳》的議論文有許多複音字，如：“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求蕩搖我邊疆。
”漢代的文章用複音字更多。
可見這種趨勢在古文本身已有了起點，不過還不十分自由發達。
白話因為有會話的需要，故複音字也最多。
複音字的造成約有幾種方法： （1）同義的字拼成一字。
例如規矩、法律、刑罰、名字、心思、頭腦、師傅…… （2）本字後加“子”、“兒”等語尾。
例如兒子、妻子、女子、椅子、桌子、盆兒、瓶兒……這種語尾，如英文之-Let，德文之-Clhen-Lein，最初都有變小和變親熱的意味。
（3）類名上加區别字。
例如石匠、木匠、工人、軍人、會館、旅館、學堂、浴堂…… （4）重字。
例如太太、奶奶、慢慢、快快…… （5）其他方法，不能遍舉。
這種變遷有極大的重要。
現在的白話所以能應付我們會話講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單音字減少，複音字加多。
現在注音字母所以能有用，也隻是因為這個緣故。
将來中國語言所以能有采用字母的希望，也隻是因為這個緣故。
第二，字數增加。
許多反對白話的人，都說白話的字不夠用，這話是大錯的。
其實白話的字數比文言多的多。
我們試拿《紅樓夢》用的字，和一部《正續古文辭類纂》用的字相比較，便可知道文言裡的字，實在不夠用。
我們做大學教授的人，在飯館開一個菜單，都開不完全，卻還要說白話字少，這豈不是大笑話嗎？白話裡已寫定的字也就不少了，還有無數沒有寫定的字，将來都可用注音字母寫出來。
此外文言裡的字，除了一些完全死了的字之外，都可盡量收入。
複音的文言字，如法律、國民、方法、科學、教育等字自不消說了，有許多單音字，如詩、飯、米、茶、水、火等字，都是文言白話共同可用的。
将來做字典的人，把白話小說裡用的字和各種商業、工藝通用的專門術語搜集起來，再加上文言裡可以收用的字，和新學術的術語，一定比文言常用的字要多好幾十倍。
文言裡有許多字久已完全無用了，一部《說文》裡可删的字也不知多少。
以上舉了兩條由簡變繁的例。
變繁的例很多，如動詞的變化，如形容詞和狀詞的增加……我們不能一一列舉了。
章太炎先生說： 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
……而世欲更文籍以從鄙語，冀人人可以理解，則文化易流，斯則左矣！今言“道”、“義”，其旨固殊也。
農牧之言“道”，則曰“道理”，其言“義”，亦曰“道理”。
今言“仁人”、“善人”，其旨亦有辨也。
農牧之言“仁人”則曰“好人”，其言“善人”亦曰“好人”。
更文籍而從之，當何以為别矣。
夫裡闾恒言，大體不具，以是教授，是使真意訛淆，安得理解也？（《章氏叢書·檢論五》） 這話也不是細心研究的結果。
文言裡有許多字的意思最含混，最紛歧。
章先生所舉的“道”、“義”等字，便是最普通的例。
試問文言中的“道”字有多少種意義？白話用“道”字許多意義，每個各有分别。
例如“道路”、“道理”、“法子”等等。
“義”字也是如此。
白話用“義氣”、“意義”、“意思”等詞來分别“義”字的許多意義。
白話用“道理”來代替“義”字時，必有“義不容辭”一類的句子，因為“義”字這樣用法，與“理”字本無分别，故白話也不加分别了。
即此一端，可見白話對于文言應該分别的地方，都細細分别，對于文言不必分别的地方，便不分别了。
白話用“好人”代“仁人”、“善人”，也隻是因為平常人說“仁人君子”，本來和“善人”沒有分别。
至于儒書裡說的“仁人”，本不是平常人所常見的（如“惟仁人放流之”等例），如何能怪俗話裡沒有這個分别呢？總之文言有含混的地方，應該細細分别的，白話都細細分别出來，比文言細密得多。
章先生所舉的幾個例，不但不能證明白話的“大體不具”，反可以證明白話的變繁變簡，都是有理由的進化。
（二）該變簡的都變簡了 上文說白話更繁密，更豐富，都是很顯而易見的變遷。
如複音字的便利，如字數的加多，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現在我要說文言裡有許多應該變簡的地方，白話裡都變簡了。
這種變遷，平常人都不大留意，故不覺得這都是進化的變遷。
我且舉幾條最容易明白的例： 第一，文言裡一切無用的區别都廢除了。
文言裡有許多極沒有道理的區别。
如《說文》豕部說，豕生三月叫做“豯”，一歲叫做“”，二歲叫做“豝”，三歲叫做“豜”；又牝豕叫做“豝”，牡豕叫做“豭”。
馬部說，馬二歲叫做“駒”，三歲叫做“”，八歲叫做“”；又馬高六尺為“驕”，七尺為“”，八尺為“龍”；牡馬為“骘”，牝馬為“”。
羊部說，牝羊為“”，牡羊為“羝”；又夏羊牝曰“羭”，夏羊牡曰“羖”。
牛部說，二歲牛為“”，三歲牛為“”，四歲牛為“牭”。
這些區别，都是沒有用處的區别。
當太古畜牧的時代，人同家畜很接近，故有這些繁瑣的區别。
後來的人離開畜牧生活日遠了，誰還能記得這些麻煩的區别？故後來這些字都死去了，隻剩得一個“駒”字代一切小馬，一個“羔”代一切小羊，一個“犢”字代一切小牛。
這還是不容易記的區别，所以白話裡又把“駒”、“犢”等字廢去，直用一個“類名加區别字”的普通公式，如“小馬”、“小牛”、“公豬”、“母豬”、“公牛”、“母牛”之類，那就更容易記了。
三歲的牛直叫做“三歲的牛”，六尺的馬直叫做“六尺的馬”，也是變為“類名加區别字”的公式。
從前要記無數煩難的特别名詞，現在隻須記得這一個公式就夠用了。
這不是一大進化嗎？（這一類的例極多不能遍舉了。
） 第二，繁雜不整齊的文法變化多變為簡易畫一的變化了。
我們可舉代名詞的變化為例。
古代的代名詞很有一些麻煩的變化，例如： （1）吾我之别。
“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又“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又“今者吾喪我。
”可見吾字常用在主格，我字常用在目的格（目的格一名受格，《文通》作賓次）。
（2）爾汝之别。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無罪欤？”可見名詞之前的形容代詞（領格白話的“你的”）應該用爾。
（3）彼之其之别。
上文的兩種區别，後來都是漸漸的失掉了，隻有第三身的代名詞，在文言裡至今還不曾改變。
“之”字必須用在目的格，決不可用在主格。
“其”字必須用在領格。
這些區别，在文言裡不但沒有廢除幹淨，并且添上了餘、予、侬、卿、伊、渠等字，更麻煩了。
但是白話把這些無謂的區别，都廢除了，變成一副很整齊的代名詞。
第一身：我、我們、我的、我們的 第二身：你、你們、你的、你們的 第三身：他、他們、他的、他們的 看這表，便可知白話的代名詞，把古代剩下的主格和目的格的區别一齊删去了。
領格雖然分出來，但是加上“的”字語尾，把“形容詞”的性質更表示出來，并且三身有同樣的變化，這确是白話的一大進化。
這樣的例，舉不勝舉。
古文“承接代詞”有“者”、“所”兩字：一個是主格、一個是目的格。
現在都變成一個“的”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