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胡适之《國語文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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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國語與國語文法
什麼是國語？ 我們現在研究國語文法，應該先問什麼是國語，什麼是國語文法。
“國語”這兩個字很容易誤解。
嚴格說來，現在所謂“國語”，還隻是一種盡先補用的候補國語，并不是現任的國語。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一種方言，已有了做中國國語的資格，但此時還不曾完全成為正式的國語。
一切方言，都是候補的國語，但先須先有兩種資格，方才能夠變成正式的國語： 第一，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通行最廣。
第二，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産生的文學最多。
我們試看歐洲現在的許多的國語，哪一種不是先有了這兩項資格的？當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的學者都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和中國人用古文著書通信一樣。
那時各國都有許多方言，還沒有國語。
最初成立的是意大利的國語。
意大利的國語，起先也隻是突斯堪尼（Tuscany）的方言，因為通行最廣，又有了但丁（Dante）、鮑卡曲（Bocoacio）等人用這種方言做文學，故這種方言由候補的變成正式的國語。
英國的國語，當初也隻是一種“中部方言”，後來漸漸通行，又有了喬叟（Chaucer）與衛克立夫（Wycliff）等人的文學，故也由候補的變成正式的國語。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都是先有這兩種資格，後來才變成國語的。
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也俱有這兩種資格：第一，這種語言是中國通行最廣的一種方言——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四川、雲南、貴州），從長城到長江，那一大片疆域内，雖有大同小異的區别，但大緻都可算是這種方言通行的區域。
東南一角，雖有許多種方言，但沒有一種通行這樣遠的。
第二，這種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從長城到長江的普通話，在這一千年之中，産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學的著作。
自從唐以來，沒有一代沒有白話的著作。
禅門的語錄和宋明的哲學的語錄自不消說了，唐詩裡已有許多白話詩。
到了晚唐，白話詩更多了。
寒山和拾得的詩，幾乎全是白話詩。
五代的詞裡，也有許多白話詞。
李後主的好詞，多是白話的。
宋詩中更多白話。
邵雍與張九成雖全用白話，但做的不好。
陸放翁與楊誠齋的白話詩，便有文學的價值了。
宋詞變為元曲，白話的部分更多。
宋代的白話小說，如《宣和遺事》之類，還在幼稚時代。
自元到明，白話的小說方才完全成立。
《水浒傳》、《西遊記》、《三國志》，代表白話小說的“成人時期”。
自此以後，白話文學遂成了中國一種絕大的勢力。
這種文學有兩層大功用：（一）使口語成為寫定的文字，不然，白話絕沒有代替古文的可能。
（二）這種白話文學書通行東南各省，凡口語的白話及不到的地方，文學的白話都可侵入，所以這種方言的領土遂更擴大了。
< 這兩種資格，缺了一種都不行。
沒有文學的方言，無論通行如何遠，決不能代替已有文學的古文，這是不用說的了。
但是若單有一點文學，不能行到遠地，那也是不行的。
例如廣東話也有絕妙的“粵讴”，蘇州話也有“蘇白”的小說，但這兩種方言通行的區域太小，故必不能成為國語。
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是一種通行最廣，最遠，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學的方言。
因為他有這兩種資格，故大家久已公認他作中國國語的唯一候選人，故全國人此時都公認他為中國國語，推行出去，使他成為中國學校教科書的用語，使他成為中國報紙雜志的用語，使他成為現代和将來的文學用語，這是建立國語的唯一的方法。
什麼是國語文法？ 凡是一種語言，總有他的文法。
天下沒有一種沒有文法的語言，不過内容的組織彼此有大同小異的區别罷了。
但是有文法和有文法學不同。
一種語言盡管有文法，卻未必一定有文法學。
世界文法學發達最早的，要算梵文和歐洲的古今語言。
中國的文法學發生最遲。
古書如公羊、穀梁兩家的《春秋傳》，頗有一點論文法的話，但究竟沒有文法學出世。
清朝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用歸納的方法來研究古書中“詞”的用法，可稱得一部文法書。
但王氏究竟缺乏文法學的術語和條理，故《經傳釋詞》隻是文法學未成立以前的一種文法參考書，還不曾到文法學的地位。
直到馬建忠的《文通》出世（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方才有中國文法學。
馬氏自己說：“上稽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詞，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
”（《文通前序》）又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确知華文義例之所在。
”（《後序》）到這個時代，術語也完備了，條理也有了，方法也更精密了，故馬建忠能建立中國文法學。
中國文法學何以發生的這樣遲呢？我想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國文法本來很容易，故人不覺得文法學的必要。
聰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隻消用“書讀千遍，其義自見”的笨法，也不想有文法學的捷徑。
第二，中國的教育，本限于很少數的人，故無人注意大多數人的不便利，故沒有研究文法學的需要。
第三，中國語言文字孤立幾千年，不曾有和他種高等語言文字相比較的機會。
隻有梵文與中文接觸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難，與中文文法相去太遠，故不成為比較的材料。
其餘與中文接觸的語言，沒有一種不受中國人的輕視的，故不能發生比較的研究的效果。
沒有比較，故中國人從來不曾發生文法學的觀念。
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原因更為重要：歐洲自古至今，兩千多年之中，随時總有幾種平等的語言文字互相比較，文法的條例，因有比較，遂更容易明白。
我們的語言文字，向來沒有比較參證的材料，故雖有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那樣高深的學問，那樣精密的方法，終不能創造文法學。
到了馬建忠，便不同了。
馬建忠得力之處，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較參考的材料。
他研究“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拉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别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
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
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
”（《後序》）看這一段，更可見比較參考的重要了。
但如馬建忠的文法，隻是中國古文的文法。
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
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
《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
馬建忠的大缺點，在于缺乏曆史進化的觀念。
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曆千古而無或稍變”。
（《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
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大改革。
那不曾大變的，隻有那用記誦摹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
至于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曆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 國語是古文慢慢的演化出來的，國語的文法，是古文的文法慢慢的改革修正出來的。
中國的古文文法雖不很難，但他的裡面還有許多很難說明的條例。
我且舉幾個很淺的例罷。
（例一）知我者其天乎？（《論語》） （例二）莫我知也夫？（《論語》） （例三）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
（《墨子·非命中》） （例四）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
（同上） 這兩個“我”字都是“知”字的“止詞”，這四個“之”字都是“見”字、“聞”字的“止詞”。
但（例二）與（例四）的“我”字與“之”字，都必須翻到動字的前面，為什麼呢？因為古文有一條通則： 凡否定句裡做止詞的代名詞，必須在動詞的前面。
這條通則很不容易懂，更不容易記憶，因為這通則規定三個條件：（一）否定句。
故（例一）與（例三）不适用他。
（二）止詞。
隻有外動詞可有止詞，故别種動詞不适用他。
（三）代名詞。
故“不知命”、“不知人”、“莫知我艱”等句，雖合上二個條件，而不合第三條件，故仍不适用他。
當從前沒有文法學的時候，這種煩雜的文法，實在很少人懂得。
就是那些号稱古文大家的，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過因為古書上是“莫我知”，古文家也學作說“莫我知”；古書上是“不汝貸”，古文家也學作說“不汝貸”；古書上是“莫之聞，莫之見”，古文家也決不敢改作“莫聞之，莫見之”。
他們過慣了鹦鹉的生活，覺得不學鹦鹉，反不成生活了！馬建忠說的那“一成之律，曆千古而無或少變”，正是指那些鹦鹉文人這樣保存下來的古文文法。
但是一般尋常百姓，卻是不怕得罪古人的。
他們覺得“莫我知”、“不汝貸”、“莫之聞，莫之見”一類的文法，實在很煩難，很不方便，所以他們不知不覺的遂改作“沒人知道我”，“不饒你”，“沒人聽過他，也沒人見過他”——這樣一改，那種很不容易懂又不容易記的文法，都變成很好講，又很好記的文法了。
這樣修正改革的結果，便成了我們現在的國語的文法。
國語的文法，不是我們造得出來的，他是幾千年的演化的結果，他是中國“民族的常識”的表現與結晶。
“結晶”一個名詞，最有意味。
譬如雪花的結晶，或松花蛋（即皮蛋）白上的松花結晶，你說他是有意做成的麼？他确是自然變成的，确是沒有意識作用的。
你說他完全無意識麼？他确又有規則秩序，絕不是亂七八糟的。
雪花的結晶，絕不會移作松花的結晶。
國語的演化全是這幾千年“尋常百姓”自然改變的功勞，文人與文法學者全不曾過問。
我們這般老祖宗，并不曾有意的改造文法，隻有文法不知不覺的改變了。
但改變的地方，仔細研究起來，卻又是很有理的，的确比那無數古文大家的理性還高明的多。
因此我們對于這種玄妙的變化，不能不脫帽緻敬，不能不叫他一聲“民族的常識的結晶”。
至于國語的演化是進步呢，還是退步呢——這個問題太大了，太有趣味了，決不是可以這樣簡單說明的，故下章專讨論這個問題。
第二篇 國語的進化 一 現在國語的運動，總算傳播得很快很遠了。
但是全國的人，對于國語的價值，還不曾有明了正确的見解。
最錯誤的見解，就是誤認白話為古文的退化。
這種見解，是最危險的阻力。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既認某種制度文物為退化，決沒有還肯采用那種制度文物的道理。
如果白話真是古文的退化，我們就該仍舊用古文，不該用這退化的白話。
所以這個問題——“白話是古文的進化呢？還是古文的退化呢”？——是國語運動的生死關頭。
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國語文與國語文學的價值，便不能确定。
這是我所以要做這篇文章的理由。
我且先引那些誤認白話為文言的退化的人的議論。
近來有一班留學生出了一種周刊，第一期便登出某君的一篇《平新舊文學之争》。
這篇文章的根本主張，我不願意讨論，因為這兩年的雜志報紙上，早已有許多人讨論過了。
我隻引他論白話退化的一段： 以吾國現今之文言與白話較，其優美之度，相差甚遠！常謂吾國文字至今日雖未甚進化，亦未大退化。
若白話則反是。
蓋數千年來，國内聰明才智之士，雖未嘗緻力于他途，對于文字卻尚孳孳研究，未嘗或辍。
至于白話，則語言一科不講者久！其鄉曲愚夫，闾巷婦稚，讕言俚語，粗鄙不堪入耳者無論矣。
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噱，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以是入文，不惟将文學價值掃地以盡，且将為各國所非笑！ 這一段說文言“雖未甚進化，亦未大退化”，白話卻大退化了。
我再引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第一卷第三章的一段： 中國文言殊非一緻。
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語，而言語每随時代以變遷。
至于為文，雖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語而俱化。
……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
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
所以中國言語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
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于用語者也。
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摹仿匪難，至于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于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随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
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
抑歐洲文字基于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随之。
中華制字以像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
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
曆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
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複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
孫先生直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
”他的理由，大緻也與某君相同。
某君說文言因為有許多文人專心研究，故不曾退步，白話因為沒有學者研究，故退步了。
孫先生也說文言所以進步，全靠文學專家的終身研究他。
又說中國文字是像形會意的，沒有字母的幫助，故可以傳授古人的文章，但不能紀載那随時代變遷的言語。
語言但有變遷，沒有進化。
文字雖沒有變遷，但用法更“精研”了！ 我對于孫先生的《孫文學說》曾有很歡迎的介紹，《每周評論》第三十一号。
但是我對于這一段議論，不能不下一點批評。
因為孫先生說的話，未免太籠統了，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
即如他說：“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
”試問他可曾研究言語的“變遷”是朝什麼方向變的？這種“變遷”何以不能說是“進化”？試問我們該用什麼标準來定那一種“變遷”為“進化的”，那一種“變遷”為“無進化的”？若不曾細心研究古文變為白話的曆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話不同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先定一個“進化”、“退化”的标準，請問我們如何可說白話有變遷而無進化呢？如何可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呢？ 某君用的标準是“優美”和“鄙俗”。
文言是“優美”的，故不曾退化。
白話是“鄙俗可噱”的，故退化了。
但我請問我們又拿什麼标準來分别“優美”與“鄙俗”呢？某君說：“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噱，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請問“斯文中人”的話又應該是怎樣說法？難道我們都該把我字改作予字，他字改作其字，滿口“雅潔可觀”的之乎者也，方才可算作“優美”嗎？“夢為遠别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固可算是美，“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又何嘗不美？“别時言語在心頭，那一句依他到底？”完全是白話，又何嘗不美？《晉書》說王衍少時，山濤稱贊他道：“何物老妪，生甯馨兒？”後來不通的文人把“甯馨”當作一個古典用，以為很“雅”很“美”。
其實“甯馨”即是現在蘇州、上海人的“那哼”，但是這般不通的文人一定說“那哼”
“國語”這兩個字很容易誤解。
嚴格說來，現在所謂“國語”，還隻是一種盡先補用的候補國語，并不是現任的國語。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一種方言，已有了做中國國語的資格，但此時還不曾完全成為正式的國語。
一切方言，都是候補的國語，但先須先有兩種資格，方才能夠變成正式的國語： 第一，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通行最廣。
第二，這一種方言，在各種方言之中，産生的文學最多。
我們試看歐洲現在的許多的國語，哪一種不是先有了這兩項資格的？當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的學者都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和中國人用古文著書通信一樣。
那時各國都有許多方言，還沒有國語。
最初成立的是意大利的國語。
意大利的國語，起先也隻是突斯堪尼（Tuscany）的方言，因為通行最廣，又有了但丁（Dante）、鮑卡曲（Bocoacio）等人用這種方言做文學，故這種方言由候補的變成正式的國語。
英國的國語，當初也隻是一種“中部方言”，後來漸漸通行，又有了喬叟（Chaucer）與衛克立夫（Wycliff）等人的文學，故也由候補的變成正式的國語。
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都是先有這兩種資格，後來才變成國語的。
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也俱有這兩種資格：第一，這種語言是中國通行最廣的一種方言——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四川、雲南、貴州），從長城到長江，那一大片疆域内，雖有大同小異的區别，但大緻都可算是這種方言通行的區域。
東南一角，雖有許多種方言，但沒有一種通行這樣遠的。
第二，這種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從長城到長江的普通話，在這一千年之中，産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文學的著作。
自從唐以來，沒有一代沒有白話的著作。
禅門的語錄和宋明的哲學的語錄自不消說了，唐詩裡已有許多白話詩。
到了晚唐，白話詩更多了。
寒山和拾得的詩，幾乎全是白話詩。
五代的詞裡，也有許多白話詞。
李後主的好詞，多是白話的。
宋詩中更多白話。
邵雍與張九成雖全用白話，但做的不好。
陸放翁與楊誠齋的白話詩，便有文學的價值了。
宋詞變為元曲，白話的部分更多。
宋代的白話小說，如《宣和遺事》之類，還在幼稚時代。
自元到明，白話的小說方才完全成立。
《水浒傳》、《西遊記》、《三國志》，代表白話小說的“成人時期”。
自此以後，白話文學遂成了中國一種絕大的勢力。
這種文學有兩層大功用：（一）使口語成為寫定的文字，不然，白話絕沒有代替古文的可能。
（二）這種白話文學書通行東南各省，凡口語的白話及不到的地方，文學的白話都可侵入，所以這種方言的領土遂更擴大了。
< 這兩種資格，缺了一種都不行。
沒有文學的方言，無論通行如何遠，決不能代替已有文學的古文，這是不用說的了。
但是若單有一點文學，不能行到遠地，那也是不行的。
例如廣東話也有絕妙的“粵讴”，蘇州話也有“蘇白”的小說，但這兩種方言通行的區域太小，故必不能成為國語。
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是一種通行最廣，最遠，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學的方言。
因為他有這兩種資格，故大家久已公認他作中國國語的唯一候選人，故全國人此時都公認他為中國國語，推行出去，使他成為中國學校教科書的用語，使他成為中國報紙雜志的用語，使他成為現代和将來的文學用語，這是建立國語的唯一的方法。
什麼是國語文法？ 凡是一種語言，總有他的文法。
天下沒有一種沒有文法的語言，不過内容的組織彼此有大同小異的區别罷了。
但是有文法和有文法學不同。
一種語言盡管有文法，卻未必一定有文法學。
世界文法學發達最早的，要算梵文和歐洲的古今語言。
中國的文法學發生最遲。
古書如公羊、穀梁兩家的《春秋傳》，頗有一點論文法的話，但究竟沒有文法學出世。
清朝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用歸納的方法來研究古書中“詞”的用法，可稱得一部文法書。
但王氏究竟缺乏文法學的術語和條理，故《經傳釋詞》隻是文法學未成立以前的一種文法參考書，還不曾到文法學的地位。
直到馬建忠的《文通》出世（光緒二十四年，西曆一八九八），方才有中國文法學。
馬氏自己說：“上稽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詞，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
”（《文通前序》）又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确知華文義例之所在。
”（《後序》）到這個時代，術語也完備了，條理也有了，方法也更精密了，故馬建忠能建立中國文法學。
中國文法學何以發生的這樣遲呢？我想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國文法本來很容易，故人不覺得文法學的必要。
聰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隻消用“書讀千遍，其義自見”的笨法，也不想有文法學的捷徑。
第二，中國的教育，本限于很少數的人，故無人注意大多數人的不便利，故沒有研究文法學的需要。
第三，中國語言文字孤立幾千年，不曾有和他種高等語言文字相比較的機會。
隻有梵文與中文接觸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難，與中文文法相去太遠，故不成為比較的材料。
其餘與中文接觸的語言，沒有一種不受中國人的輕視的，故不能發生比較的研究的效果。
沒有比較，故中國人從來不曾發生文法學的觀念。
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原因更為重要：歐洲自古至今，兩千多年之中，随時總有幾種平等的語言文字互相比較，文法的條例，因有比較，遂更容易明白。
我們的語言文字，向來沒有比較參證的材料，故雖有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那樣高深的學問，那樣精密的方法，終不能創造文法學。
到了馬建忠，便不同了。
馬建忠得力之處，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較參考的材料。
他研究“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拉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别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
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
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
”（《後序》）看這一段，更可見比較參考的重要了。
但如馬建忠的文法，隻是中國古文的文法。
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
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
《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
馬建忠的大缺點，在于缺乏曆史進化的觀念。
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曆千古而無或稍變”。
（《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
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大改革。
那不曾大變的，隻有那用記誦摹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
至于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曆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 國語是古文慢慢的演化出來的，國語的文法，是古文的文法慢慢的改革修正出來的。
中國的古文文法雖不很難，但他的裡面還有許多很難說明的條例。
我且舉幾個很淺的例罷。
（例一）知我者其天乎？（《論語》） （例二）莫我知也夫？（《論語》） （例三）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
（《墨子·非命中》） （例四）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
（同上） 這兩個“我”字都是“知”字的“止詞”，這四個“之”字都是“見”字、“聞”字的“止詞”。
但（例二）與（例四）的“我”字與“之”字，都必須翻到動字的前面，為什麼呢？因為古文有一條通則： 凡否定句裡做止詞的代名詞，必須在動詞的前面。
這條通則很不容易懂，更不容易記憶，因為這通則規定三個條件：（一）否定句。
故（例一）與（例三）不适用他。
（二）止詞。
隻有外動詞可有止詞，故别種動詞不适用他。
（三）代名詞。
故“不知命”、“不知人”、“莫知我艱”等句，雖合上二個條件，而不合第三條件，故仍不适用他。
當從前沒有文法學的時候，這種煩雜的文法，實在很少人懂得。
就是那些号稱古文大家的，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過因為古書上是“莫我知”，古文家也學作說“莫我知”；古書上是“不汝貸”，古文家也學作說“不汝貸”；古書上是“莫之聞，莫之見”，古文家也決不敢改作“莫聞之，莫見之”。
他們過慣了鹦鹉的生活，覺得不學鹦鹉，反不成生活了！馬建忠說的那“一成之律，曆千古而無或少變”，正是指那些鹦鹉文人這樣保存下來的古文文法。
但是一般尋常百姓，卻是不怕得罪古人的。
他們覺得“莫我知”、“不汝貸”、“莫之聞，莫之見”一類的文法，實在很煩難，很不方便，所以他們不知不覺的遂改作“沒人知道我”，“不饒你”，“沒人聽過他，也沒人見過他”——這樣一改，那種很不容易懂又不容易記的文法，都變成很好講，又很好記的文法了。
這樣修正改革的結果，便成了我們現在的國語的文法。
國語的文法，不是我們造得出來的，他是幾千年的演化的結果，他是中國“民族的常識”的表現與結晶。
“結晶”一個名詞，最有意味。
譬如雪花的結晶，或松花蛋（即皮蛋）白上的松花結晶，你說他是有意做成的麼？他确是自然變成的，确是沒有意識作用的。
你說他完全無意識麼？他确又有規則秩序，絕不是亂七八糟的。
雪花的結晶，絕不會移作松花的結晶。
國語的演化全是這幾千年“尋常百姓”自然改變的功勞，文人與文法學者全不曾過問。
我們這般老祖宗，并不曾有意的改造文法，隻有文法不知不覺的改變了。
但改變的地方，仔細研究起來，卻又是很有理的，的确比那無數古文大家的理性還高明的多。
因此我們對于這種玄妙的變化，不能不脫帽緻敬，不能不叫他一聲“民族的常識的結晶”。
至于國語的演化是進步呢，還是退步呢——這個問題太大了，太有趣味了，決不是可以這樣簡單說明的，故下章專讨論這個問題。
第二篇 國語的進化 一 現在國語的運動，總算傳播得很快很遠了。
但是全國的人，對于國語的價值，還不曾有明了正确的見解。
最錯誤的見解，就是誤認白話為古文的退化。
這種見解，是最危險的阻力。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既認某種制度文物為退化，決沒有還肯采用那種制度文物的道理。
如果白話真是古文的退化，我們就該仍舊用古文，不該用這退化的白話。
所以這個問題——“白話是古文的進化呢？還是古文的退化呢”？——是國語運動的生死關頭。
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國語文與國語文學的價值，便不能确定。
這是我所以要做這篇文章的理由。
我且先引那些誤認白話為文言的退化的人的議論。
近來有一班留學生出了一種周刊，第一期便登出某君的一篇《平新舊文學之争》。
這篇文章的根本主張，我不願意讨論，因為這兩年的雜志報紙上，早已有許多人讨論過了。
我隻引他論白話退化的一段： 以吾國現今之文言與白話較，其優美之度，相差甚遠！常謂吾國文字至今日雖未甚進化，亦未大退化。
若白話則反是。
蓋數千年來，國内聰明才智之士，雖未嘗緻力于他途，對于文字卻尚孳孳研究，未嘗或辍。
至于白話，則語言一科不講者久！其鄉曲愚夫，闾巷婦稚，讕言俚語，粗鄙不堪入耳者無論矣。
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噱，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以是入文，不惟将文學價值掃地以盡，且将為各國所非笑！ 這一段說文言“雖未甚進化，亦未大退化”，白話卻大退化了。
我再引孫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第一卷第三章的一段： 中國文言殊非一緻。
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語，而言語每随時代以變遷。
至于為文，雖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語而俱化。
……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
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
所以中國言語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
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于用語者也。
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摹仿匪難，至于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于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随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
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
抑歐洲文字基于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随之。
中華制字以像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
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
曆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
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複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
孫先生直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
”他的理由，大緻也與某君相同。
某君說文言因為有許多文人專心研究，故不曾退步，白話因為沒有學者研究，故退步了。
孫先生也說文言所以進步，全靠文學專家的終身研究他。
又說中國文字是像形會意的，沒有字母的幫助，故可以傳授古人的文章，但不能紀載那随時代變遷的言語。
語言但有變遷，沒有進化。
文字雖沒有變遷，但用法更“精研”了！ 我對于孫先生的《孫文學說》曾有很歡迎的介紹，《每周評論》第三十一号。
但是我對于這一段議論，不能不下一點批評。
因為孫先生說的話，未免太籠統了，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
即如他說：“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
”試問他可曾研究言語的“變遷”是朝什麼方向變的？這種“變遷”何以不能說是“進化”？試問我們該用什麼标準來定那一種“變遷”為“進化的”，那一種“變遷”為“無進化的”？若不曾細心研究古文變為白話的曆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話不同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先定一個“進化”、“退化”的标準，請問我們如何可說白話有變遷而無進化呢？如何可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呢？ 某君用的标準是“優美”和“鄙俗”。
文言是“優美”的，故不曾退化。
白話是“鄙俗可噱”的，故退化了。
但我請問我們又拿什麼标準來分别“優美”與“鄙俗”呢？某君說：“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噱，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請問“斯文中人”的話又應該是怎樣說法？難道我們都該把我字改作予字，他字改作其字，滿口“雅潔可觀”的之乎者也，方才可算作“優美”嗎？“夢為遠别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固可算是美，“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又何嘗不美？“别時言語在心頭，那一句依他到底？”完全是白話，又何嘗不美？《晉書》說王衍少時，山濤稱贊他道：“何物老妪，生甯馨兒？”後來不通的文人把“甯馨”當作一個古典用，以為很“雅”很“美”。
其實“甯馨”即是現在蘇州、上海人的“那哼”，但是這般不通的文人一定說“那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