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胡适之《談新詩》

關燈
又太長,太不自然了。

    故漢以後的五七言古詩删除沒有意思的煞尾字,變成貫串篇章,便更自然了。

    若不經過這一變,決不能産生《焦仲卿妻》、《木蘭辭》一類的詩。

    這是二次解放。

    五七言成為正宗詩體以後,最大的解放,莫如從詩變為詞。

    五七言詩是不合語言之自然的,因為我們說話,決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

    詩變為詞,隻是從整齊句法變為比較自然的參差句法。

    唐五代的小詞,雖然格調很嚴格,已比五七言詩自然的多了。

    如李後主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這已不是詩體所能做得到的了。

    試看晁補之的《蓦山溪》: ……愁來不醉,不醉奈愁何? 汝南周,東陽沈, 勸我如何醉? 這種曲折的神氣,決不是五七言詩能寫得出的。

    又如辛稼軒的《水龍吟》: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 把吳鈎看了,闌幹拍遍, 無人會,登臨意。

     這種語氣,也決不是五七言的詩體能做得出的。

    這是三次解放。

    宋以後,詞變為曲,曲又經過幾多變化,根本上看來,隻是逐漸删除詞體裡所剩下的許多束縛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詞體所缺少的一些東西,如襯字套數之類。

    但是詞曲無論如何解放,終究有一個根本的大拘束。

    詞曲的發生,是和音樂合并的。

    後來雖有可歌的詞,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終不能脫離“調子”而獨立,始終不能完全打破詞調曲譜的限制。

    直到近來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

    這是第四次的詩體解放。

    這種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實隻是“三百篇”以來的自然趨勢。

    自然趨勢逐漸實現,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那便是自然進化,自然趨勢。

    有時被人類的習慣性守舊性所阻礙,到了該實現的時候,均不實現,必須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的實現,那便是革命了。

    一切文物制度的變化,都是如此的。

     三 上文我說新體詩是中國詩自然趨勢所必至的,不過加上了一種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時間内猝然實現,故表面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

    這種議論很可以從現有的新體詩裡尋出許多證據。

    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裡脫胎出來的。

    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

    例如他的《人力車夫》: 日光淡淡,白雲悠悠, 風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門去雇人力車。

    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幹些甚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已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堕。

     稍讀古詩的人都能看出這首詩是得力于《孤兒行》一類的古樂府的。

    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是不用諱飾的。

    例如前年做的《鴿子》: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回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裡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就是今年做詩,也還有帶着詞調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的第二段: 你還記得,我們暫别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

     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渡江來,驚起江頭鷗鳥。

     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

     記得那回同訪友,日暗風橫,林裡陪他聽松嘯。

     懂得詞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這四長句用的是四種詞調裡的句法。

    這首詩的第三段便不同了: 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歸去,未免太匆匆。

     多虧得天意多留你兩日,使我做得詩成相送。

     萬一這首詩趕得上遠行人, 多替我說聲:“老任珍重!珍重!” 這一段便是純粹新體詩。

    此外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裡變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着詞或曲的意味音節。

    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很多帶着詞調的。

    例太多了,我不能遍舉,且引最近一期的《少年中國》(第四期)裡周無君的《過印度洋》: 圓天蓋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見山,那天邊隻有雲頭。

     也看不見樹,那水上隻有海鷗。

     哪裡是非洲?哪裡是歐洲? 我美麗親愛的故鄉卻在腦後! 怕回頭,怕回頭, 一陣
0.05594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