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梁任公《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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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遠點的康居、大宛。

    回頭入蔥嶺,叙捐毒、莎車、疏勒。

    順着北道東歸,最後到車師前後王庭而止。

    其不當兩大路之沖者,則随其所附近之路線插叙。

    每叙一國,都記明去長安若幹千裡。

    他這種組織法,和本書的地理志迥别,好像帶着我們沿着兩條路線往返旅行一遍,能夠令我們容易明白,且有興味。

     和這個一樣的作法,如柳子厚的遊記,内中《始得西山宴遊記》、《钴潭記》、《钴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等,一連十多篇,其字句之研煉,筆法之隽拔,人人共賞,不必我再下批評。

    最妙是把他逐日發見的名勝,挨次分篇叙述,令我們讀起來,好像跟他去遊覽,和他得同等的快樂,這就是移進法的好處。

     移進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記載最相宜,因為觀察點跟着地段挪移,是最便的。

    但跟着時間挪移也可以。

    就曆史的記載而論,紀傳體是站在一個定點上觀察的,編年體就是跟着時間挪移的。

    所以《左傳》、《通鑒》裡頭許多好文章,極能引人入勝。

    還有許多好小說,令讀者不能中斷,非追下去看完不可,都因為用移進法用得入妙。

     所寫對象,本來有空間時間的層次。

    作文時一步一步移進去,自是這一類作法的正格。

    亦有本身原無層次,作者自己創造出層次來移進。

    汪容甫有篇名作《廣陵對》,便是絕好模範。

    汪是揚州人,這篇《廣陵對》,是說揚州在曆史的關系,替自己鄉土大吹特吹,用近人通用的命題,也可以标為《曆史的揚州》。

    揚州史迹本來甚多,若平鋪直叙說去,不惟無味,亦且一定錯亂罣漏。

    他把所有史迹,先行分類,最初所況一類,是沒有什麼成功,然而關系很重大的。

    從楚漢之交的召平說起,次以漢末三國的臧洪,東晉祖約、蘇峻構難時的郗鑒,桓元僭逆時的劉毅,蕭梁侯景作亂時的祖皓、來嶷,唐武後革命時的徐敬業,宋篡周時的李重進,宋亡時抗拒蒙古的李庭芝,明亡時抵抗滿洲的史可法,恁麼多件事,并為一類,都是忠憤愛國的一流。

    總束一句道:“曆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間。

    ”引起讀者的眼光,看揚州成了忠義之鄉了!然而這些什有九都是失敗的史迹,而且主其事者,多半不是揚州人。

    于是他進一步叙本土人成功者為一類,内中又分兩小類。

    先從守境之功說起,叙三國時陳登的匡琦之戰說起,兩宋時韓世忠的大儀之戰,宋元之交趙葵的新塘之戰。

    繼叙進取建設之功,則晉拒苻秦時謝玄的淝水之戰,隋平陳時賀若弼的白水岡之戰,五代朱溫割據時揚行密的清口之戰。

    令我們讀起來,便覺得揚州地方,真是舉足可以為輕重于天下,揚州人之武勇,真個如荼如火。

    末後一段叙揚州人在揚州以外所做的事,曆舉十幾位,各種人物都有,又把我們眼光引到别方面去,覺得揚州真是人才淵薮了!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沉煉,筆筆都跳蕩,固然是他特别,令人可愛的原因,然而最主要者,實在他的章法。

    本來隻有許多平面的材料,他會把他分類,造出層次,從這個觀察點移到那個觀察點,每移一度,令人增加一重趣味,這可以說是故意造出來的移進法。

    我們懂得這種法門,無論遇着什麼題目,都可以應用了。

     七 以上四法,第一第二類記載文——即記物件之内容或狀态,記地方之形勢或風景——最為适用。

    因為這兩類所記載,都屬事物的靜态,專用“物理的或數理的觀察法”便夠,至于第三第四兩類——即記人記事——最要緊的是能寫出他的動态,非兼用“化學的觀察法”不可。

    以下當别論這兩類文的作法。

     凡記述一個人,最要緊的是寫出這個人與别人不同之處。

    人類性格什有八九是共通的,尤其是同一時代同一社會之人人,相類似之點尤多,好像用同我的模子鑄出來的一般。

    雖然,人類之所以異于他物者,因為人類性格隻有相類似,不會相雷同。

    所以一個模子可以鑄幾千萬絕對同樣式的錢,一個馬群可以養出千百個絕對同性質的馬,一個社會中想找兩個絕對同樣的人,斷斷找不出。

    相類似是人類的群性,不雷同是人類的個性。

    個性惟人類才有,别的物都不能有。

    凡記人的文字,唯一職務在描寫出那人的個性。

     近世寫實派大家莫伯桑初學作文時,他先生教他同時觀察十個車夫的動作,作十篇文章,把他們寫出,每篇限一百字。

    這是從最難求出個性處,刻意去求,這種個性發見得出,别的自然容易了。

    莫伯桑經過這一番訓練之後,文思大進,後來常常舉以教人。

    《水浒傳》寫一百零八個強盜,要想寫得個個面目不同,雖然不算十分成功,但總有十來個各各表出他的個性,這部書所以成不朽之作就在此。

    懂得這種道理,對于傳記文作法,便有入手處了。

     小說體的文,寫個人特性,全憑作者想象力如何;傳記體的文,寫個人特性,全憑作者觀察力如何。

    有了相當的想象力觀察力,怎樣才能把所想象所觀察盡量的恰肖的傳出,全憑作者技術如何。

    技術千變萬化,雖然沒有什麼原則可指,但古今中外傳記名手,大率有一種最通用的技術,是凡足以表現傳中人個性的言論行事,無論大小,總要淋漓盡緻,委曲詳盡的極力描寫,令那人人格躍然于紙上。

    甯可把别方面大事抛棄,而在這種關鍵中,絕不愛惜筆墨。

    這種作法,在歐洲則布魯特奇之《英雄傳》,在中國則司馬遷之《史記》,最能深入其中三昧。

    今試将《史記》雜舉幾篇為例: 一 《廉頗蔺相如傳》記蔺相如完璧歸趙及渑池之會兩事,從始至末,一言一動,都記得不漏,這是詳記大事之法。

    因為這兩件大事,最足表現相如的個性,所以專用重筆寫他,其餘小事都不叙。

    廉頗的大事,三回伐齊,兩回伐魏,一回伐燕,傳中前後隻用三四十個字便算寫過,絕不寫他如何作戰,如何戰勝,因為這些戰術戰功,是良将所通有,不足以特表廉頗的人格。

    倒是廉頗怎樣的妒忌蔺相如,經相如退讓之後,怎樣的肉袒謝罪,失勢得勢時候,怎麼的對付賓客,晚年亡命在外,思念故國,怎麼的“一飯鬥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示尚可用”,這些小事,寫得十分詳細。

    讀起便可以知道廉頗為人短處在褊狹,長處在重意氣,識大體。

     二 《郦食其列傳》記食其想見漢高祖,找同裡騎士做引線,教他幾句話,說道:“臣裡中有郦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記他自己這幾句話,便把一位胸有經緯,倜傥不群的老名士,活畫出來。

    又寫他初見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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