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梁任公《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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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生思想缜密，非教他們多做這層工夫不可。
學做記事文，尤以為緊要途徑。
好在學生學别種功課時，已經随時得有分類的智識。
教授作文時，一面他們已學過的功課當題目，叫他們就所聽受者加詳加密分類，一面别出新題目，叫他們自己找标準去分類。
如此則作文科與别科互相聯絡，學生無形間可以兩面受益。
把分類分清之後，要看文章的體裁篇幅何如。
若是一篇長文乃至著一部書，應該逐類都詳細說明，那便循着步驟說去就是了。
倘若限于篇幅要翦裁，那麼學《史記·西南夷列傳》，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類的重要部分重筆特寫以概其餘。
這是作文求簡潔的最好法門。
試再舉兩個分類的例：各史儒林傳自《晉書》以下都不分類了，我們讀起來，便覺得流派不明。
《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叙各儒者，都不以年代為次，但以各人所專經為分類。
《後漢書》更分得清晰，每部經分今文家、古文家，兩家中又分派，每派各舉出幾個代表人物，讀過去，自然把一代經術原流派别都了然。
所以《晉書》以下的儒林傳，可以說是無組織的。
前三史是有組織的，《後漢書》是組織得最精密巧妙的。
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體例和舊史很有不同。
他立的傳很少，應立傳的都把他分類，他隻用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曆治水諸臣等等名目[3]做列傳标題，把人都納在裡頭，于是凡關于這一類人所做的事，都歸攏在一處。
每篇之首，把事的大綱，提絜清楚，用幾個重要人物做代表，其餘二三等人附帶叙入，事迹既免罣漏，又免重複，又主從分明。
比較各史，确應認為有進步的組織。
這段是講的著書體例，教學生作文或說不到此。
但以文章構造的理法論，構造幾十卷書，卻和構造幾百字的短文，不外一理。
總要令學生知道怎樣才算有組織，怎樣才算組織得好。
做有組織的文字，下筆前甚難，下筆後便易。
做無組織的文，恰恰相反。
同是一種材料，組織得好，費話少而能令讀者了解，且有興趣。
組織得不好，便恰恰相反。
想學記載文的組織文嗎？分類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工夫了。
五 鳥瞰法和前兩法不同：前兩法都要精密的觀察，鳥瞰法隻要大略觀察。
像一隻鳥飛在空中，拿斜眼一瞥下面的人民城郭，像在騰高二千尺的飛機上頭，用照相鏡照取山川形勢。
這種觀察法，在學問上很是必要。
前人有兩句詩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若僅有部分的精密的觀察，結果會鬧成顯微鏡的生活，鏡圈裡的情形雖然看得無微不至，圈子外卻是茫然。
如此則部分與部分間的相互關系看不出來，甚至連部分的位置也是糢糊，決不能算是看出該事物的真相。
鳥瞰法雖然是隻得着一個朦胧的影子，但這影子卻是全個的。
這個方法，凡做一部書的提要，或做一個人的略傳，一件事的略記，都要用他。
而且在一篇長文中，總須有地方用他。
鳥瞰法的最好模範，莫如《史記·貨殖列傳》。
從“漢興海内為一”起，到“燕代田畜而事蠶”止，這幾大段講的是當時經濟社會狀況。
物的方面，把各地主要都市所在，與及物産的區畫，交通的脈絡，人的方面，把各地曆史的關系，人民性質遺傳上好處壞處，習慣怎樣養成，職業怎樣分布，都說到了。
他全篇大略分為六部：一、關中（陝西），當時帝都，把隴（甘肅）、蜀（四川）附入。
二、三河（河南），把種、代、趙、中山（山西及直隸之一部）附入，又附論鄭、衛（河南）。
三、燕（直隸），把遼東附入。
四、齊魯（山東）。
五、梁、宋（山東、河南間）。
六、三楚。
西楚指江淮上遊一帶（湖北及河南、四川之各一部），東楚指江淮下遊一帶（江蘇、安徽附浙江），南楚指東南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南、廣東、廣西）。
他分類不見得十分正确，所論亦互有詳略，加以太史公一派固有的文體，很有些缭糾，像不易理出頭緒。
但他能把各地的特點說出，各地相互間的關系處處聯絡，确是極有價值的一篇大文。
鳥瞰法的文做得好不好，全看他能不能提挈起全部的概要。
試舉兩篇同題目的為例：漢朝的高誘做了一篇《呂氏春秋序》（現在冠于原書篇首），清朝的汪中也同樣有一篇（《述學補遺》）。
高誘的鈔《史記·呂不韋列傳》，占了四分之三，都是說呂氏的故事。
其實呂氏并非學者，這書又是他的門客所編，與本人無甚關系。
況且這些話，《史記》都說過，何必再說呢？末段才說到這書的内容，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标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全是空話。
而且四句之中，便有重複。
我們讀了，絕不能對于這部書得何等印象。
汪中的便不是這樣。
他說他某篇某篇采自儒家言，某篇某篇采自道家言，某篇某篇采自法家、墨家、兵家、農家言，末後總結說：“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為後世修文禦覽華林編略（書類）之所托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
”我們讀了這篇序，就令看不見原書，然而全書的規模性質，都可以理會了。
六 移進法和前三項不同：前三項都是立在一個定點上從事觀察，或立在旁邊，或立在高頂，或精密的觀察局部，或粗略的觀察全體。
要之作者揀擇一個定點站住，自然邀同讀者也站定這一點，把我觀察所得傳達給他。
移進法恰與相反。
作者不站定一點，循着自己所要觀察的路線，挪同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讀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觀察。
這種作法，《漢書·西域傳》便是一個好例。
《西域傳序》先叙述西域交通的兩條路，說道：“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顔注雲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自車師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
”因為這些地方初通中國，一般人不知其所在，不能像什麼關中、河内、燕、薊、齊、魯，提起名來，大家都會想象他在某地點，所以這篇傳換一種記載法，先把兩條大路點清眉目，後入本傳正文，就跟着路線叙去。
路線是從南道往，從北道歸。
頭一段說：“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西北至鄯善乃當道雲。
”自此便順着南道叙鄯善且末……經過蔥嶺中的西夜子合，度嶺叙罽賓、安息、大月氏，算是南道的最遠點。
跟着趨北，叙北道
學做記事文，尤以為緊要途徑。
好在學生學别種功課時，已經随時得有分類的智識。
教授作文時，一面他們已學過的功課當題目，叫他們就所聽受者加詳加密分類，一面别出新題目，叫他們自己找标準去分類。
如此則作文科與别科互相聯絡，學生無形間可以兩面受益。
把分類分清之後，要看文章的體裁篇幅何如。
若是一篇長文乃至著一部書，應該逐類都詳細說明，那便循着步驟說去就是了。
倘若限于篇幅要翦裁，那麼學《史記·西南夷列傳》，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類的重要部分重筆特寫以概其餘。
這是作文求簡潔的最好法門。
試再舉兩個分類的例：各史儒林傳自《晉書》以下都不分類了，我們讀起來，便覺得流派不明。
《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叙各儒者，都不以年代為次，但以各人所專經為分類。
《後漢書》更分得清晰，每部經分今文家、古文家，兩家中又分派，每派各舉出幾個代表人物，讀過去，自然把一代經術原流派别都了然。
所以《晉書》以下的儒林傳，可以說是無組織的。
前三史是有組織的，《後漢書》是組織得最精密巧妙的。
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體例和舊史很有不同。
他立的傳很少，應立傳的都把他分類，他隻用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曆治水諸臣等等名目[3]做列傳标題，把人都納在裡頭，于是凡關于這一類人所做的事，都歸攏在一處。
每篇之首，把事的大綱，提絜清楚，用幾個重要人物做代表，其餘二三等人附帶叙入，事迹既免罣漏，又免重複，又主從分明。
比較各史，确應認為有進步的組織。
這段是講的著書體例，教學生作文或說不到此。
但以文章構造的理法論，構造幾十卷書，卻和構造幾百字的短文，不外一理。
總要令學生知道怎樣才算有組織，怎樣才算組織得好。
做有組織的文字，下筆前甚難，下筆後便易。
做無組織的文，恰恰相反。
同是一種材料，組織得好，費話少而能令讀者了解，且有興趣。
組織得不好，便恰恰相反。
想學記載文的組織文嗎？分類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工夫了。
五 鳥瞰法和前兩法不同：前兩法都要精密的觀察，鳥瞰法隻要大略觀察。
像一隻鳥飛在空中，拿斜眼一瞥下面的人民城郭，像在騰高二千尺的飛機上頭，用照相鏡照取山川形勢。
這種觀察法，在學問上很是必要。
前人有兩句詩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若僅有部分的精密的觀察，結果會鬧成顯微鏡的生活，鏡圈裡的情形雖然看得無微不至，圈子外卻是茫然。
如此則部分與部分間的相互關系看不出來，甚至連部分的位置也是糢糊，決不能算是看出該事物的真相。
鳥瞰法雖然是隻得着一個朦胧的影子，但這影子卻是全個的。
這個方法，凡做一部書的提要，或做一個人的略傳，一件事的略記，都要用他。
而且在一篇長文中，總須有地方用他。
鳥瞰法的最好模範，莫如《史記·貨殖列傳》。
從“漢興海内為一”起，到“燕代田畜而事蠶”止，這幾大段講的是當時經濟社會狀況。
物的方面，把各地主要都市所在，與及物産的區畫，交通的脈絡，人的方面，把各地曆史的關系，人民性質遺傳上好處壞處，習慣怎樣養成，職業怎樣分布，都說到了。
他全篇大略分為六部：一、關中（陝西），當時帝都，把隴（甘肅）、蜀（四川）附入。
二、三河（河南），把種、代、趙、中山（山西及直隸之一部）附入，又附論鄭、衛（河南）。
三、燕（直隸），把遼東附入。
四、齊魯（山東）。
五、梁、宋（山東、河南間）。
六、三楚。
西楚指江淮上遊一帶（湖北及河南、四川之各一部），東楚指江淮下遊一帶（江蘇、安徽附浙江），南楚指東南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南、廣東、廣西）。
他分類不見得十分正确，所論亦互有詳略，加以太史公一派固有的文體，很有些缭糾，像不易理出頭緒。
但他能把各地的特點說出，各地相互間的關系處處聯絡，确是極有價值的一篇大文。
鳥瞰法的文做得好不好，全看他能不能提挈起全部的概要。
試舉兩篇同題目的為例：漢朝的高誘做了一篇《呂氏春秋序》（現在冠于原書篇首），清朝的汪中也同樣有一篇（《述學補遺》）。
高誘的鈔《史記·呂不韋列傳》，占了四分之三，都是說呂氏的故事。
其實呂氏并非學者，這書又是他的門客所編，與本人無甚關系。
況且這些話，《史記》都說過，何必再說呢？末段才說到這書的内容，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标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全是空話。
而且四句之中，便有重複。
我們讀了，絕不能對于這部書得何等印象。
汪中的便不是這樣。
他說他某篇某篇采自儒家言，某篇某篇采自道家言，某篇某篇采自法家、墨家、兵家、農家言，末後總結說：“是書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為後世修文禦覽華林編略（書類）之所托始，《藝文志》列之雜家，良有以也。
”我們讀了這篇序，就令看不見原書，然而全書的規模性質，都可以理會了。
六 移進法和前三項不同：前三項都是立在一個定點上從事觀察，或立在旁邊，或立在高頂，或精密的觀察局部，或粗略的觀察全體。
要之作者揀擇一個定點站住，自然邀同讀者也站定這一點，把我觀察所得傳達給他。
移進法恰與相反。
作者不站定一點，循着自己所要觀察的路線，挪同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讀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觀察。
這種作法，《漢書·西域傳》便是一個好例。
《西域傳序》先叙述西域交通的兩條路，說道：“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顔注雲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自車師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
”因為這些地方初通中國，一般人不知其所在，不能像什麼關中、河内、燕、薊、齊、魯，提起名來，大家都會想象他在某地點，所以這篇傳換一種記載法，先把兩條大路點清眉目，後入本傳正文，就跟着路線叙去。
路線是從南道往，從北道歸。
頭一段說：“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西北至鄯善乃當道雲。
”自此便順着南道叙鄯善且末……經過蔥嶺中的西夜子合，度嶺叙罽賓、安息、大月氏，算是南道的最遠點。
跟着趨北，叙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