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宋學與老氏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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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經籍志三》：“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
”又唐玄宗時設有“道舉”。
老氏之學在宋代有各種相關的名稱，如黃老之學、老莊之學、道家、道教、道學等。
在先秦，隻有老子學派、莊子學派而無道家。
道家之名，始于西漢，道教則直到東漢末年才建立。
“道學”之名，就管見所及，始于隋唐。
它們之間有聯系，但又不是同等的概念，但道家溯其源流，以黃、老并稱，而道教也以老子作為始祖，道學又是以道教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通稱老氏之學，大抵可以囊而括之。
正如“佛老”并稱，“佛”（釋氏）是一個籠統的術語，“老”（老氏）也是含義寬泛的名詞。
此事又見《長編》，卷十七，開寶七年十月記事，引《國史·符瑞志》。
《長編》，卷三十四，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條。
（南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三，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二。
北宋對老氏的重視，不在釋氏之下，尤以太宗、真宗、徽宗三朝為甚，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引《太宗實錄》和《國史·釋道志》，開寶七年，太祖召鳳翔府道士張守真，令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第二天太祖即死，太宗（即晉王）登極。
此事自然屬于僞托，但由此反映了宋太宗利用道教為政治鬥争服務的意向和具體行動。
太宗即位後對老氏之學的倚重更是史不絕書。
如淳化四年（993）太宗對近臣說：“清靜緻治，黃、老之深旨也。
夫萬務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
”又說：“伯陽（按：老子字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并在其内。
”皇帝既喜老氏之學，宰臣如呂端之輩也就随聲附和，以黃、老之道而臨政。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又《長編》，卷六十三，景德三年八月乙酉條錄，真宗語“道、釋二門，有助世教”雲雲，與此略同。
詳（南宋）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二百十七，《道學》，重和元年九月乙亥條；又《宋史·選舉志三》。
真宗得繼大統，據《東軒筆錄》、《邵氏聞見錄》等書記載，曾得到過道士陳抟的助力，即位之後尊奉老子，利用道教為鞏固政權服務比乃父有過之無不及。
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開場的“天書”下凡鬧劇，即由真宗利用道教迷信親自導演而成。
早在景德三年（1006），真宗即下诏崇道：“老氏之言，實宗于衆妙，能仁（按：“能仁”即“佛佗”的另一意譯，詳《魏書·釋老志》）垂教，蓋誘夫群迷，用廣化樞，式資善利。
”以老子與釋迦牟尼相提并論，與前節所引祥符《感應論》三教并尊之意并同。
此外，在作《崇儒論》、《釋氏論》的同時，真宗還為《道德經集注》撰序，以為“《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
從大中祥符五年開始的《道藏》整理，至天禧三年（1019）編成《大宋天宮寶藏》七藏，即是在真宗的支持下實現的。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真宗還曾诏賜信州道士張正随為虛靜先生，即後來名揚海内的江西張天師。
宋徽宗的迷戀道教，大興宮觀，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立“道學”以培養專門人材，則更不用說了。
《長編》，卷八十。
李唐時代，釋、道兩教介入宮廷鬥争，互不相能，形同水火，入宋之後則頗能相安。
如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自建安軍奉迎玉皇、聖祖（即所謂趙氏之始祖軒轅黃帝）、太祖、太宗四像至玉清昭應宮，所過州縣，“官吏出城十裡，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
和尚、道士混在一起，相安無事。
至少在統治者的心目中，佛、老兩氏，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在一般知識分子看來，老氏比之釋氏，要離得儒家傳統文化近一點。
如契嵩說： 《镡津文集》，卷十七，《非韓子第一》。
夫析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于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
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
詳（北宋）僧智圓：《閑居編》，卷二十八，《駁嗣禹說》。
《小畜集》，卷八，《道服》。
《小畜集》，卷九，《日長簡仲鹹》。
先秦時代，儒家自稱為儒，墨家自稱為墨，老、莊之徒均未嘗自稱道家，但其學說，與孔、孟異轍。
契嵩從佛家的立場上看待兩者，居然可以混而為一。
無獨有偶，宋初道徒種放站在道教的立場上攻擊佛氏，撰《嗣禹說》稱贊韓愈的排佛有大禹治水之功，正是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儒家表示文化的認同。
這種認同，也
”又唐玄宗時設有“道舉”。
老氏之學在宋代有各種相關的名稱，如黃老之學、老莊之學、道家、道教、道學等。
在先秦，隻有老子學派、莊子學派而無道家。
道家之名，始于西漢，道教則直到東漢末年才建立。
“道學”之名，就管見所及，始于隋唐。
它們之間有聯系，但又不是同等的概念，但道家溯其源流，以黃、老并稱，而道教也以老子作為始祖，道學又是以道教為研究對象的學問，通稱老氏之學，大抵可以囊而括之。
正如“佛老”并稱，“佛”（釋氏）是一個籠統的術語，“老”（老氏）也是含義寬泛的名詞。
此事又見《長編》，卷十七，開寶七年十月記事，引《國史·符瑞志》。
《長編》，卷三十四，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條。
（南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三，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二。
北宋對老氏的重視，不在釋氏之下，尤以太宗、真宗、徽宗三朝為甚，據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引《太宗實錄》和《國史·釋道志》，開寶七年，太祖召鳳翔府道士張守真，令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第二天太祖即死，太宗（即晉王）登極。
此事自然屬于僞托，但由此反映了宋太宗利用道教為政治鬥争服務的意向和具體行動。
太宗即位後對老氏之學的倚重更是史不絕書。
如淳化四年（993）太宗對近臣說：“清靜緻治，黃、老之深旨也。
夫萬務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
”又說：“伯陽（按：老子字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并在其内。
”皇帝既喜老氏之學，宰臣如呂端之輩也就随聲附和，以黃、老之道而臨政。
《宋朝事實》，卷七，《道釋》。
又《長編》，卷六十三，景德三年八月乙酉條錄，真宗語“道、釋二門，有助世教”雲雲，與此略同。
詳（南宋）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二百十七，《道學》，重和元年九月乙亥條；又《宋史·選舉志三》。
真宗得繼大統，據《東軒筆錄》、《邵氏聞見錄》等書記載，曾得到過道士陳抟的助力，即位之後尊奉老子，利用道教為鞏固政權服務比乃父有過之無不及。
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開場的“天書”下凡鬧劇，即由真宗利用道教迷信親自導演而成。
早在景德三年（1006），真宗即下诏崇道：“老氏之言，實宗于衆妙，能仁（按：“能仁”即“佛佗”的另一意譯，詳《魏書·釋老志》）垂教，蓋誘夫群迷，用廣化樞，式資善利。
”以老子與釋迦牟尼相提并論，與前節所引祥符《感應論》三教并尊之意并同。
此外，在作《崇儒論》、《釋氏論》的同時，真宗還為《道德經集注》撰序，以為“《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
從大中祥符五年開始的《道藏》整理，至天禧三年（1019）編成《大宋天宮寶藏》七藏，即是在真宗的支持下實現的。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真宗還曾诏賜信州道士張正随為虛靜先生，即後來名揚海内的江西張天師。
宋徽宗的迷戀道教，大興宮觀，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立“道學”以培養專門人材，則更不用說了。
《長編》，卷八十。
李唐時代，釋、道兩教介入宮廷鬥争，互不相能，形同水火，入宋之後則頗能相安。
如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自建安軍奉迎玉皇、聖祖（即所謂趙氏之始祖軒轅黃帝）、太祖、太宗四像至玉清昭應宮，所過州縣，“官吏出城十裡，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
和尚、道士混在一起，相安無事。
至少在統治者的心目中，佛、老兩氏，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在一般知識分子看來，老氏比之釋氏，要離得儒家傳統文化近一點。
如契嵩說： 《镡津文集》，卷十七，《非韓子第一》。
夫析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于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
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
詳（北宋）僧智圓：《閑居編》，卷二十八，《駁嗣禹說》。
《小畜集》，卷八，《道服》。
《小畜集》，卷九，《日長簡仲鹹》。
先秦時代，儒家自稱為儒，墨家自稱為墨，老、莊之徒均未嘗自稱道家，但其學說，與孔、孟異轍。
契嵩從佛家的立場上看待兩者，居然可以混而為一。
無獨有偶，宋初道徒種放站在道教的立場上攻擊佛氏，撰《嗣禹說》稱贊韓愈的排佛有大禹治水之功，正是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儒家表示文化的認同。
這種認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