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學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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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從橫的方面講，它相當于包括哲學、宗教、政治、文學、藝術、史學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趙宋一朝之文化；從縱的方面講，它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在11世紀初期興起的一個新流派，一種跨時代的文化模式。
前者的用例如明代唐樞的《宋學商求》，該書所列舉的“橫渠之學”、“明道之學”、“伊川之學”、“金陵之學”和“涑水之學”、“魏公之學”、“乖崖之學”、“安定之學”、“希夷之學”、“雲溪之學”等，不僅指現代稱之為哲學家的張載、程颢、程頤、王安石，而且将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主要是史學家的司馬光、政治家的韓琦以及宋初西昆體詩人張詠、教育家胡瑗包括在内，而陳抟（希夷）、種放（雲溪）兩人，則是被儒者斥為“異學”的道教徒了。
後者的用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書卷一《經部·總叙》說： 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
所謂國初，指清初。
漢學指兩漢的訓诂之學。
伍崇曜跋江藩之《宋學淵源記》曰：“漢儒專言訓诂，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
”可知宋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文化，上抗傳統儒學之全盛時期——漢，下開近代學術革命之前夜——清，正是一種跨越朝代限制的龐大學術體系。
不過清人囿于傳統的經學立場，把漢、宋兩學之争僅僅看成治學方法的分歧，則未免對宋學作為中國文化史上一種劃時代的新生事物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特點認識不足。
儒家文化，在其初興之時，本來就具有“包舉宇内，囊括天下”的氣概。
以所謂六經而言，作為早期儒學的代表作，從現代分類法的立場上看，《易》屬于哲學，《詩》屬于文學，《禮》屬于政治制度，《書》、《春秋》屬于曆史著作，已經亡佚的《樂》屬于藝術。
可知除了當時還沒有興起的宗教之外，精神文化的主要門類，差不多都包括在内，盡管在先秦時代，儒家僅是諸多學派中的一家。
降及漢武帝，定儒術于一尊，實具有文化整合的性質，除了繼續保持孔子以來儒學兼涵文史哲各方面内容這一特點之外，又進一步把其他學派如黃老刑名之說融進了儒家傳統文化。
正如當時的政治局面，儒學仍不乏大一統的氣象。
《史記》中有“儒學”之稱而無“經學”之名。
班固修《漢書》，始以“儒學”為“經學”，兩名通用。
儒學的成為經學，是它的大幸，也是大不幸。
所謂大幸，是指“經”所具有的神聖地位使儒學在此後的中國文化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
所謂大不幸是指緊接着而來的章句訓诂、專門之學的興起使它喪失了原先具有的開放精神，轉而成了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
所以說，儒學的大盛在于西漢，儒學的衰落即從東漢開始。
與此同時則有佛教的傳入。
随着佛教的傳入、佛經的大量翻譯，佛學從魏晉以來，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步流行。
儒學面臨着它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來自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的挑戰。
關學門人範育為張載的《正蒙》作序時，回顧秦漢以來的儒學發展史說： 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并行。
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
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
”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于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 （東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可知“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的訓诂之學，由漢迄唐，一成不變，在越來越強盛的佛學面前，實難成為敵手。
于是宋學應運而生，在複興儒學的同時複蘇了儒家舊有的開放精神，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傳統文化對異質文化的融合和吸收。
所謂宋儒專言義理，從治學的門徑上說，自然是對漢儒專言訓诂的反動，但它的意義卻遠不止是一場經學史上的革命。
“義理”兩字，本是從魏晉時代開始佛學用以對付儒門訓诂之學的利器，宋儒将它接過之後，引作文化整合的中介，不唯吸掉了佛門的精髓，使佛學蛻變為宋學的一部分，而且滲透到文學、藝術、史學、教育包括自然科學思想等各個文化的層面，蔚為一代民族文化之瑰寶。
近人陳寅恪先生為鄧廣銘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考正》一書作序時說： 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
将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此處“宋學”一詞，實兼有前文所謂趙宋一代文化之總和及跨時代文化之模式兩義。
照陳寅恪先生的預言，宋學不僅是中國文化之“造極”，而且還代表了中國學術的将來。
此一預言正确與否尚可讨論，僅就陳先生以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專家而推崇天水一朝之文化若此，并屢屢形之于言而論，即頗可發人深思。
當前，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将來中國文化是否真像陳寅恪先生所講的“新宋學之建立是已”且暫置勿論。
為着深切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對“近代中國之面目為宋人所造就者十之八九”（嚴複語）的天水一朝之文化加以全面的、比較切合實際的研究，則是一件亟待開展的工作。
拙稿試從陳序所使用的“宋學”這一概念開始，對北宋文化作一初步的探索。
要描述趙宋一代的文化，除了“宋學”之外，常會碰到的名稱，還有“道學”和“理學”。
近人前此多以是二名概指兩宋之學術，其實均不免以偏概全之纰漏。
欲為宋學正名，先須辨明道學、理學兩稱。
先說“道學”。
南宋末年周密所著的《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有《道學》之專篇，開首引吳興老儒沈仲固對他所說的一番話，解釋“道學”之得名曰： “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
元祐（1086—1094）是北宋哲宗即位的第一個年号，淳熙（1174—1189）則是南宋孝宗的最後一個年号。
前者大概指元祐元年程頤任崇政殿說書後于當年六月所進的《上太皇太後書》中的一段話：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第542頁。
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于此矣。
（南宋）李心傳：《道命錄》，卷五；（明代）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
按：《道命錄》引作“淳熙十五年上”。
考《宋史·朱熹傳》，陳賈、鄭丙上疏實與淳熙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同時之事。
又《宋史·孝宗紀》系“監察禦史陳賈請禁僞學”于淳熙十年六月戊戌，與本傳同。
今據改。
後者則指淳熙十年（1183）監察禦史陳賈、吏部尚書鄭丙等人的“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之疏。
此疏在當時朝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其實兩篇奏議中的“道學”一詞所指不同。
先講前者。
先上書太皇太後一年，元豐八年（1085）十月，程頤為其亡兄撰《明道先生墓表》時已明确地提出了倡明“道學”的問題。
其表略雲：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40頁。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轲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将以斯道覺斯民。
這裡頭兩句，所謂聖人之道，聖人之學，已隐括“道學”兩字在其中了。
而其意義，則顯然是指所謂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傳統文化。
《上太皇太後書》又曰：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
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
方将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觊能傳于後世。
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于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可知此書中所說的“道學”，也就是“聖學”。
上引頭兩句，同程頤為其兄所撰墓表中的評述，口徑完全一緻，隻不過一是用以擡高自己，一是用以贊許亡兄。
以振興孔、孟之後千四百年不傳之道學自任，大抵是程頤元祐初年前後的主要思想動态。
如此後一年，門人劉絢（1045—1087）、李籲相繼亡故，程頤在祭文中也反複宣揚了這一觀點。
兩篇祭文并收入《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緊挨在一起，内容也大同小異。
其一曰： 《二程集》，第643頁。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
吾生百世之後，志将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力小任重……方賴子緻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
以上《祭劉質夫（絢）文》。
所謂志将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與《明道先生墓表》、《上太皇太後書》之言正同。
《祭李端伯（籲）文》則曰：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絢）為有力矣……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
詳《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祭朱公掞（光庭）文》，《二程集》，第644頁。
此處“道學”一詞與上文“聖學”正可以對看，而同結以“悲傳學之難”雲雲，尤足為證。
前之所謂程氏“道學”一名實指周、孔以來之傳統儒學，蓋無可疑。
而上引《上太皇太後書》所謂近年信從者亦衆，指的也就是劉、李諸人。
類似的提法還見于同卷所收撰寫于元祐末年的祭門人朱光庭（1037—1094）文，不複贅引。
不過，以“道學”兩字作為儒學的别稱，非自宋人始，東漢已有此目。
如王充在《論衡·量知篇》中引述時人之論雲： 或曰：文吏筆劄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于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
此外猶有以“道學”為“道教之學”之省稱者。
如《舊唐書·李德裕傳》：“（隐士周）息元至京，帝（按指唐敬宗）館之于山亭，問以道術……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
”此處“道術”即神仙之術，“道學”即道教之學。
可置而不論。
本篇論文吏與儒生之優劣，“道學”即儒學、經學的代名詞。
故後文既雲“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又雲“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
名雖異而所指實同。
晉許穆之《孔門三子·子思子》雲：“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
”并同此義而尤顯。
宋人言道學者，亦非自程頤始。
南宋陳謙《儒志學業傳》說： （北宋）王開祖：《儒志編·附錄》。
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
景山即王開祖，号儒志先生，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皇祐五年（1053）進士，應制舉黜落，不調而歸，講學鄉裡，未幾卒；年僅32。
所謂倡明道學，著之話言，見其遺文《儒志編》末章： 或曰：荀、揚之學何如？ 曰：奚以問欤！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我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 《長編》，卷二百三十二，熙甯五年四月辛
前者的用例如明代唐樞的《宋學商求》，該書所列舉的“橫渠之學”、“明道之學”、“伊川之學”、“金陵之學”和“涑水之學”、“魏公之學”、“乖崖之學”、“安定之學”、“希夷之學”、“雲溪之學”等，不僅指現代稱之為哲學家的張載、程颢、程頤、王安石，而且将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主要是史學家的司馬光、政治家的韓琦以及宋初西昆體詩人張詠、教育家胡瑗包括在内，而陳抟（希夷）、種放（雲溪）兩人，則是被儒者斥為“異學”的道教徒了。
後者的用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書卷一《經部·總叙》說： 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
所謂國初，指清初。
漢學指兩漢的訓诂之學。
伍崇曜跋江藩之《宋學淵源記》曰：“漢儒專言訓诂，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
”可知宋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文化，上抗傳統儒學之全盛時期——漢，下開近代學術革命之前夜——清，正是一種跨越朝代限制的龐大學術體系。
不過清人囿于傳統的經學立場，把漢、宋兩學之争僅僅看成治學方法的分歧，則未免對宋學作為中國文化史上一種劃時代的新生事物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特點認識不足。
儒家文化，在其初興之時，本來就具有“包舉宇内，囊括天下”的氣概。
以所謂六經而言，作為早期儒學的代表作，從現代分類法的立場上看，《易》屬于哲學，《詩》屬于文學，《禮》屬于政治制度，《書》、《春秋》屬于曆史著作，已經亡佚的《樂》屬于藝術。
可知除了當時還沒有興起的宗教之外，精神文化的主要門類，差不多都包括在内，盡管在先秦時代，儒家僅是諸多學派中的一家。
降及漢武帝，定儒術于一尊，實具有文化整合的性質，除了繼續保持孔子以來儒學兼涵文史哲各方面内容這一特點之外，又進一步把其他學派如黃老刑名之說融進了儒家傳統文化。
正如當時的政治局面，儒學仍不乏大一統的氣象。
《史記》中有“儒學”之稱而無“經學”之名。
班固修《漢書》，始以“儒學”為“經學”，兩名通用。
儒學的成為經學，是它的大幸，也是大不幸。
所謂大幸，是指“經”所具有的神聖地位使儒學在此後的中國文化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
所謂大不幸是指緊接着而來的章句訓诂、專門之學的興起使它喪失了原先具有的開放精神，轉而成了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
所以說，儒學的大盛在于西漢，儒學的衰落即從東漢開始。
與此同時則有佛教的傳入。
随着佛教的傳入、佛經的大量翻譯，佛學從魏晉以來，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步流行。
儒學面臨着它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來自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的挑戰。
關學門人範育為張載的《正蒙》作序時，回顧秦漢以來的儒學發展史說： 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并行。
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
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
”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于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 （東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可知“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的訓诂之學，由漢迄唐，一成不變，在越來越強盛的佛學面前，實難成為敵手。
于是宋學應運而生，在複興儒學的同時複蘇了儒家舊有的開放精神，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傳統文化對異質文化的融合和吸收。
所謂宋儒專言義理，從治學的門徑上說，自然是對漢儒專言訓诂的反動，但它的意義卻遠不止是一場經學史上的革命。
“義理”兩字，本是從魏晉時代開始佛學用以對付儒門訓诂之學的利器，宋儒将它接過之後，引作文化整合的中介，不唯吸掉了佛門的精髓，使佛學蛻變為宋學的一部分，而且滲透到文學、藝術、史學、教育包括自然科學思想等各個文化的層面，蔚為一代民族文化之瑰寶。
近人陳寅恪先生為鄧廣銘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考正》一書作序時說： 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
将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此處“宋學”一詞，實兼有前文所謂趙宋一代文化之總和及跨時代文化之模式兩義。
照陳寅恪先生的預言，宋學不僅是中國文化之“造極”，而且還代表了中國學術的将來。
此一預言正确與否尚可讨論，僅就陳先生以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專家而推崇天水一朝之文化若此，并屢屢形之于言而論，即頗可發人深思。
當前，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将來中國文化是否真像陳寅恪先生所講的“新宋學之建立是已”且暫置勿論。
為着深切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對“近代中國之面目為宋人所造就者十之八九”（嚴複語）的天水一朝之文化加以全面的、比較切合實際的研究，則是一件亟待開展的工作。
拙稿試從陳序所使用的“宋學”這一概念開始，對北宋文化作一初步的探索。
要描述趙宋一代的文化，除了“宋學”之外，常會碰到的名稱，還有“道學”和“理學”。
近人前此多以是二名概指兩宋之學術，其實均不免以偏概全之纰漏。
欲為宋學正名，先須辨明道學、理學兩稱。
先說“道學”。
南宋末年周密所著的《癸辛雜識續集》卷下有《道學》之專篇，開首引吳興老儒沈仲固對他所說的一番話，解釋“道學”之得名曰： “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
元祐（1086—1094）是北宋哲宗即位的第一個年号，淳熙（1174—1189）則是南宋孝宗的最後一個年号。
前者大概指元祐元年程頤任崇政殿說書後于當年六月所進的《上太皇太後書》中的一段話： 《河南程氏文集》，卷六，《二程集》，第542頁。
臣竊内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于此矣。
（南宋）李心傳：《道命錄》，卷五；（明代）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
按：《道命錄》引作“淳熙十五年上”。
考《宋史·朱熹傳》，陳賈、鄭丙上疏實與淳熙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同時之事。
又《宋史·孝宗紀》系“監察禦史陳賈請禁僞學”于淳熙十年六月戊戌，與本傳同。
今據改。
後者則指淳熙十年（1183）監察禦史陳賈、吏部尚書鄭丙等人的“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之疏。
此疏在當時朝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其實兩篇奏議中的“道學”一詞所指不同。
先講前者。
先上書太皇太後一年，元豐八年（1085）十月，程頤為其亡兄撰《明道先生墓表》時已明确地提出了倡明“道學”的問題。
其表略雲：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40頁。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轲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将以斯道覺斯民。
這裡頭兩句，所謂聖人之道，聖人之學，已隐括“道學”兩字在其中了。
而其意義，則顯然是指所謂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傳統文化。
《上太皇太後書》又曰：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
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
方将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觊能傳于後世。
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于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可知此書中所說的“道學”，也就是“聖學”。
上引頭兩句，同程頤為其兄所撰墓表中的評述，口徑完全一緻，隻不過一是用以擡高自己，一是用以贊許亡兄。
以振興孔、孟之後千四百年不傳之道學自任，大抵是程頤元祐初年前後的主要思想動态。
如此後一年，門人劉絢（1045—1087）、李籲相繼亡故，程頤在祭文中也反複宣揚了這一觀點。
兩篇祭文并收入《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緊挨在一起，内容也大同小異。
其一曰： 《二程集》，第643頁。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
吾生百世之後，志将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力小任重……方賴子緻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
以上《祭劉質夫（絢）文》。
所謂志将明斯道、興斯文于既絕，與《明道先生墓表》、《上太皇太後書》之言正同。
《祭李端伯（籲）文》則曰：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絢）為有力矣……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
詳《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祭朱公掞（光庭）文》，《二程集》，第644頁。
此處“道學”一詞與上文“聖學”正可以對看，而同結以“悲傳學之難”雲雲，尤足為證。
前之所謂程氏“道學”一名實指周、孔以來之傳統儒學，蓋無可疑。
而上引《上太皇太後書》所謂近年信從者亦衆，指的也就是劉、李諸人。
類似的提法還見于同卷所收撰寫于元祐末年的祭門人朱光庭（1037—1094）文，不複贅引。
不過，以“道學”兩字作為儒學的别稱，非自宋人始，東漢已有此目。
如王充在《論衡·量知篇》中引述時人之論雲： 或曰：文吏筆劄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于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
此外猶有以“道學”為“道教之學”之省稱者。
如《舊唐書·李德裕傳》：“（隐士周）息元至京，帝（按指唐敬宗）館之于山亭，問以道術……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
”此處“道術”即神仙之術，“道學”即道教之學。
可置而不論。
本篇論文吏與儒生之優劣，“道學”即儒學、經學的代名詞。
故後文既雲“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又雲“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
名雖異而所指實同。
晉許穆之《孔門三子·子思子》雲：“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
”并同此義而尤顯。
宋人言道學者，亦非自程頤始。
南宋陳謙《儒志學業傳》說： （北宋）王開祖：《儒志編·附錄》。
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
景山即王開祖，号儒志先生，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皇祐五年（1053）進士，應制舉黜落，不調而歸，講學鄉裡，未幾卒；年僅32。
所謂倡明道學，著之話言，見其遺文《儒志編》末章： 或曰：荀、揚之學何如？ 曰：奚以問欤！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我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 《長編》，卷二百三十二，熙甯五年四月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