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學概說
關燈
小
中
大
未條。
這種意義上的道學概念，漢代也已有之，如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文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張載集·文集佚存·答範巽之書》。
《蘇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
上引文字以問答的形式闡明道學之統，推崇孟子而上承堯、舜、文、武，至少比程頤早三十餘年。
王開祖生前曾與王安石遊，《王文公文集》卷八《答王景山書》即載有二人關于“道與藝”問題的讨論。
開祖以歐陽修、尹洙、蔡襄等前輩學者比王安石，安石則介紹開祖與他的朋友李觏、曾鞏交往。
可知倡明道學，這一批江南名士，實在伊、洛之先。
熙甯五年（1072）四月王安石以“人主所務，在于明道術以應人情無方之變”開導神宗，猶經術之為經學之用，“道術”即見于政務之道學。
張載“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雲雲，即此之謂。
蘇轼論“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所用亦此義。
張載是二程的表叔，卒于熙甯十年（1077）。
可知早在神宗初期或以前，“道學”一名，已為早于洛學的王學、關學所習用。
據《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東見錄》，二程嘗以“道學”二字許洛陽前輩學者邵雍： 《二程集》，第32頁。
按：這種意義上的“道學”，也可理解為“道德與學問”之并列組詞，為當時所通用。
如（北宋）呂本中《童蒙訓》卷中：“元祐中，荥陽公在經筵，除司谏，姚舍人輝中勔當制，詞雲：‘道學至于無心，立行至于無愧。
心若止水，退然淵靜。
’當時謂之實錄。
”又如《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志書》：“（家兄）功業不得施于時，道學不及傳之書。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七，《二程集》，第177頁。
呂大臨（與叔）《東見錄》撰于元豐二年己未（1079）。
由知即使是程頤本人，元祐之前也已在使用道學一稱，且用以指人而非專指自己。
所謂道學之有所得者，即于孔孟之道、孔孟之學有一定的體會，故“道學”兩字有時也可拆開使用，如程頤論漢代人物，曰：“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
”即指在“道學”的“學”這一方面有所得的意思。
《居士外集》，卷十六，《與張秀才第二書》。
要而言之，所謂道學，乃孔、孟以來儒學之通名。
歐陽修說：“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1239）李心傳撰《道命錄·自序》，為道學一詞正名曰： 夫道學雲者，謂以道為學也。
其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轲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
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并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 作為南宋後期喧傳一時的道學崇黜之争的總結，李心傳這裡采用的，正是歐陽修所下的定義。
“周公”、“孟轲”二句見前引程頤《明道先生墓表》。
後文是：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
……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
把“聖人”之經作為道學傳承的中介，正與前引歐陽修之意同。
由知道學一名指稱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文化而非專指宋學，更非特指程氏之學，這一點不僅為北宋學者關于此詞的使用與解釋所證明，也是程頤本人所承認。
乾道四年（1168）朱熹整理《河南程氏遺書》成二十五卷并為之跋曰：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程氏遺書後序》。
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
可知洛學的傳人在提到二程之生平事業時，“道學”二字仍指傳統儒學而言。
“倡明”雲雲，與前引陳謙《儒志學業傳》以及程頤自己的有關提法正同。
因此，淳熙年間陳賈等請摒棄道學之疏傳布之後，馬上有太學生寫了一首打油詩嘲笑他： 《道命錄》，卷五。
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
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慶元黨禁》。
按：《孟子·公孫醜下》載齊宣王不聽孟子勸告而伐燕，因而感到“甚慚于孟子”。
臣下陳賈卻說：“王無患焉。
”并自請去同孟子辯論。
太學生利用同姓名之巧，請出“周公大聖”和賢人孟子為“道學”正名，意謂請禁道學，矛頭所指實是“周公大聖”和賢人孟子之道、之學，譏笑陳賈之徒犯了常識性的錯誤。
此處所用“道學”一詞的涵義，正本自程頤的《明道先生墓表》。
因此，連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孝宗皇帝，也不得不說：“‘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奸，真僞相亂耳！”為了避免誤會，“道學之禁”後來也就成了“僞學之禁”。
不過淳熙年間，朱熹的門徒，在事實上是曾經把本派的學術稱作“道學”了的。
如： 某問：“已前皆衮纏成風俗。
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衮纏？” 先生曰：“亦有其漸。
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複，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 這一段對話發生在朱熹和他的學生福建莆田人鄭可學之間。
由朱熹所開列的由範仲淹和孫複、石介、胡瑗等人開始的，以周敦頤、二程、張載為學統的名單來看，所謂本朝道學，顯指程朱學派本身而言。
鄭可學這段記錄編入南宋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該書卷首《朱子語錄姓氏》注作“辛亥所聞”。
辛亥即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離淳熙十年（1183）“道學之禁”不滿十載。
《慶元黨禁》說：“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诋。
”可知在攻擊剛剛開始的時候，朱熹及其門徒一面指出程頤倡明“道學”兩字的本來涵義加以反駁，一面也樂其名美而承為本派之自稱。
這種情況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即位對“道學”轉而采取備極尊崇的積極态度之後，更是明顯。
關于南宋後期程朱學派以“道學”自命，不可一世的狀況，前揭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繪，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茲全引如下：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道學》記載了這段話後說：“餘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甚矣之歎。
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
然密而索之，則殊有大不然者。
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
蓋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執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愦愦，不緻掣其肘耳。
以緻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
嗚呼，尚忍言之哉！”周密（1232—1298）生于理宗紹定五年（1232），淳祐元年（1241）十歲。
少年時間老儒沈仲固說時事，長大後親加驗證，信以為真，已是師憲賈似道（1213—1275）當國的南宋末年之事了。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雲：“‘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
凡治财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阃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
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
’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号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緻膴仕。
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
于是天下競趨之。
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
其氣焰可畏如此。
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
異時必将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
”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第458頁。
《二程集》，第239頁。
《道命錄》，卷六，《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又（南宋）葉适：《葉适集·水心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宋史·朱熹傳》有轉引。
所謂凡治财賦者，則目為聚斂，大抵本于程颢。
程颢熙甯三年兩上《谏新法疏》，攻擊青苗等新法行“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即同此意。
“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所錄程頤答門人“作文害道否”之問。
“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等四句，則是張載的名言。
而《通書》、《太極圖》，則是周敦頤的著作。
據淳熙十五年（1188）兵部侍郎林栗彈劾朱熹奏狀，以為“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
所至辄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态，妄希孔、孟曆聘之風”，足見朱熹結黨成派并以“道學”自命，自南宋孝宗一朝即然。
為了壯大聲勢，還将本派的隊伍構成上溯到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頤諸人。
當然，事實上在北宋并不存在着這一派别（如張載另稱“關學”，二程另稱“洛學”等等，詳拙稿下節），“道學”一名，所指也并不相同。
要而言之，在北宋，“道學”之稱本指孔、孟以來的傳統儒學。
在南宋，朱熹一派借其名以自大而包括周、程、張諸人，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宋儒之一派，絕不能用以概稱兩宋，尤其是北宋一代之學術。
《宋史》編者囿于後世程朱學派的強大影響，特立《道學傳》，據朱熹《伊洛淵源錄》的口徑，列入北宋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南宋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各數名。
原其初衷，實示尊崇之意而并非以“道學”兩字涵蓋天水一朝學術之全部。
其書在卷四百三十《道學四》之後，别有《儒林傳》八卷，即可為證。
依其本義，道學、儒林，其用實一，并為孔、孟一水之總彙。
《宋史》并列兩傳，本已重出而乖統一之例，後世一誤再誤，遂以道學一名為程朱學派之特指并進而以偏概全，用以泛稱兩宋學術之全部，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裡。
拙稿論宋代文化，用“宋學”之名而不用“道學”，文中言及北宋以前儒學，甯用“儒家傳統文化”也不取雖然現成但已含混的“道學”一稱，即緣此。
再講理學。
理學一名，與道學一樣，亦非始自趙宋。
如東晉宗炳（375—443）的《明佛論》中就已有“理學”之稱。
其言曰： 《弘明集》，卷二。
遠和尚澄業廬山……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
另如《出三藏記集》，卷六，《人本欲生經序》附釋道安之評，亦有“言古文悉，義妙理婉”之語。
遠和尚即慧遠（334—416），乃中國佛教早期理論家之一。
宗炳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宋書》本傳說他“精于言理”，曾盤桓慧遠居地廬山，與他一起“考尋文義”，即讨論佛學之義理。
所謂理學，即佛教義理之學。
慧遠理學，大要見
這種意義上的道學概念，漢代也已有之，如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文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張載集·文集佚存·答範巽之書》。
《蘇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
上引文字以問答的形式闡明道學之統，推崇孟子而上承堯、舜、文、武，至少比程頤早三十餘年。
王開祖生前曾與王安石遊，《王文公文集》卷八《答王景山書》即載有二人關于“道與藝”問題的讨論。
開祖以歐陽修、尹洙、蔡襄等前輩學者比王安石，安石則介紹開祖與他的朋友李觏、曾鞏交往。
可知倡明道學，這一批江南名士，實在伊、洛之先。
熙甯五年（1072）四月王安石以“人主所務，在于明道術以應人情無方之變”開導神宗，猶經術之為經學之用，“道術”即見于政務之道學。
張載“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雲雲，即此之謂。
蘇轼論“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所用亦此義。
張載是二程的表叔，卒于熙甯十年（1077）。
可知早在神宗初期或以前，“道學”一名，已為早于洛學的王學、關學所習用。
據《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東見錄》，二程嘗以“道學”二字許洛陽前輩學者邵雍： 《二程集》，第32頁。
按：這種意義上的“道學”，也可理解為“道德與學問”之并列組詞，為當時所通用。
如（北宋）呂本中《童蒙訓》卷中：“元祐中，荥陽公在經筵，除司谏，姚舍人輝中勔當制，詞雲：‘道學至于無心，立行至于無愧。
心若止水，退然淵靜。
’當時謂之實錄。
”又如《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志書》：“（家兄）功業不得施于時，道學不及傳之書。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七，《二程集》，第177頁。
呂大臨（與叔）《東見錄》撰于元豐二年己未（1079）。
由知即使是程頤本人，元祐之前也已在使用道學一稱，且用以指人而非專指自己。
所謂道學之有所得者，即于孔孟之道、孔孟之學有一定的體會，故“道學”兩字有時也可拆開使用，如程頤論漢代人物，曰：“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
”即指在“道學”的“學”這一方面有所得的意思。
《居士外集》，卷十六，《與張秀才第二書》。
要而言之，所謂道學，乃孔、孟以來儒學之通名。
歐陽修說：“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1239）李心傳撰《道命錄·自序》，為道學一詞正名曰： 夫道學雲者，謂以道為學也。
其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轲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
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并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 作為南宋後期喧傳一時的道學崇黜之争的總結，李心傳這裡采用的，正是歐陽修所下的定義。
“周公”、“孟轲”二句見前引程頤《明道先生墓表》。
後文是：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
……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
把“聖人”之經作為道學傳承的中介，正與前引歐陽修之意同。
由知道學一名指稱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文化而非專指宋學，更非特指程氏之學，這一點不僅為北宋學者關于此詞的使用與解釋所證明，也是程頤本人所承認。
乾道四年（1168）朱熹整理《河南程氏遺書》成二十五卷并為之跋曰：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程氏遺書後序》。
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
可知洛學的傳人在提到二程之生平事業時，“道學”二字仍指傳統儒學而言。
“倡明”雲雲，與前引陳謙《儒志學業傳》以及程頤自己的有關提法正同。
因此，淳熙年間陳賈等請摒棄道學之疏傳布之後，馬上有太學生寫了一首打油詩嘲笑他： 《道命錄》，卷五。
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
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慶元黨禁》。
按：《孟子·公孫醜下》載齊宣王不聽孟子勸告而伐燕，因而感到“甚慚于孟子”。
臣下陳賈卻說：“王無患焉。
”并自請去同孟子辯論。
太學生利用同姓名之巧，請出“周公大聖”和賢人孟子為“道學”正名，意謂請禁道學，矛頭所指實是“周公大聖”和賢人孟子之道、之學，譏笑陳賈之徒犯了常識性的錯誤。
此處所用“道學”一詞的涵義，正本自程頤的《明道先生墓表》。
因此，連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孝宗皇帝，也不得不說：“‘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奸，真僞相亂耳！”為了避免誤會，“道學之禁”後來也就成了“僞學之禁”。
不過淳熙年間，朱熹的門徒，在事實上是曾經把本派的學術稱作“道學”了的。
如： 某問：“已前皆衮纏成風俗。
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衮纏？” 先生曰：“亦有其漸。
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複，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 這一段對話發生在朱熹和他的學生福建莆田人鄭可學之間。
由朱熹所開列的由範仲淹和孫複、石介、胡瑗等人開始的，以周敦頤、二程、張載為學統的名單來看，所謂本朝道學，顯指程朱學派本身而言。
鄭可學這段記錄編入南宋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該書卷首《朱子語錄姓氏》注作“辛亥所聞”。
辛亥即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離淳熙十年（1183）“道學之禁”不滿十載。
《慶元黨禁》說：“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诋。
”可知在攻擊剛剛開始的時候，朱熹及其門徒一面指出程頤倡明“道學”兩字的本來涵義加以反駁，一面也樂其名美而承為本派之自稱。
這種情況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即位對“道學”轉而采取備極尊崇的積極态度之後，更是明顯。
關于南宋後期程朱學派以“道學”自命，不可一世的狀況，前揭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繪，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茲全引如下：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道學》記載了這段話後說：“餘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甚矣之歎。
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
然密而索之，則殊有大不然者。
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
蓋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執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為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愦愦，不緻掣其肘耳。
以緻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
嗚呼，尚忍言之哉！”周密（1232—1298）生于理宗紹定五年（1232），淳祐元年（1241）十歲。
少年時間老儒沈仲固說時事，長大後親加驗證，信以為真，已是師憲賈似道（1213—1275）當國的南宋末年之事了。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雲：“‘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
凡治财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阃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
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
’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号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緻膴仕。
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
于是天下競趨之。
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
其氣焰可畏如此。
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
異時必将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
”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程集》，第458頁。
《二程集》，第239頁。
《道命錄》，卷六，《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又（南宋）葉适：《葉适集·水心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宋史·朱熹傳》有轉引。
所謂凡治财賦者，則目為聚斂，大抵本于程颢。
程颢熙甯三年兩上《谏新法疏》，攻擊青苗等新法行“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即同此意。
“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所錄程頤答門人“作文害道否”之問。
“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等四句，則是張載的名言。
而《通書》、《太極圖》，則是周敦頤的著作。
據淳熙十五年（1188）兵部侍郎林栗彈劾朱熹奏狀，以為“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
所至辄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态，妄希孔、孟曆聘之風”，足見朱熹結黨成派并以“道學”自命，自南宋孝宗一朝即然。
為了壯大聲勢，還将本派的隊伍構成上溯到北宋周敦頤、張載、程頤諸人。
當然，事實上在北宋并不存在着這一派别（如張載另稱“關學”，二程另稱“洛學”等等，詳拙稿下節），“道學”一名，所指也并不相同。
要而言之，在北宋，“道學”之稱本指孔、孟以來的傳統儒學。
在南宋，朱熹一派借其名以自大而包括周、程、張諸人，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宋儒之一派，絕不能用以概稱兩宋，尤其是北宋一代之學術。
《宋史》編者囿于後世程朱學派的強大影響，特立《道學傳》，據朱熹《伊洛淵源錄》的口徑，列入北宋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南宋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各數名。
原其初衷，實示尊崇之意而并非以“道學”兩字涵蓋天水一朝學術之全部。
其書在卷四百三十《道學四》之後，别有《儒林傳》八卷，即可為證。
依其本義，道學、儒林，其用實一，并為孔、孟一水之總彙。
《宋史》并列兩傳，本已重出而乖統一之例，後世一誤再誤，遂以道學一名為程朱學派之特指并進而以偏概全，用以泛稱兩宋學術之全部，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裡。
拙稿論宋代文化，用“宋學”之名而不用“道學”，文中言及北宋以前儒學，甯用“儒家傳統文化”也不取雖然現成但已含混的“道學”一稱，即緣此。
再講理學。
理學一名，與道學一樣，亦非始自趙宋。
如東晉宗炳（375—443）的《明佛論》中就已有“理學”之稱。
其言曰： 《弘明集》，卷二。
遠和尚澄業廬山……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
另如《出三藏記集》，卷六，《人本欲生經序》附釋道安之評，亦有“言古文悉，義妙理婉”之語。
遠和尚即慧遠（334—416），乃中國佛教早期理論家之一。
宗炳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宋書》本傳說他“精于言理”，曾盤桓慧遠居地廬山，與他一起“考尋文義”，即讨論佛學之義理。
所謂理學，即佛教義理之學。
慧遠理學，大要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