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教育改革對宋學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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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教育改革的主要特點是各類學校的興建。
北宋興學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天聖、景祐時期的州縣學校大量興辦，第二次是慶曆、嘉祐時期的太學盛建，第三次是熙甯、元豐時期太學三舍法的實施，第四次是崇甯以後，三舍法由太學推廣至州縣，學校考選代替科舉成為取士的主要途徑。
從總體上講經曆了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這樣兩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
其予宋學的影響，在時間斷限上大體與科舉一緻。
茲考辨并依次叙述如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第343頁。
研究宋代教育史者，一般持北宋三次興學說，并把慶曆四年（1044）作為北宋興學之始。
如近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史》，即仍沿用“宋的三次興學運動，首先是以範仲淹為首的仁宗慶曆四年（1044）的興學”的觀點。
這大概是受了下列一些說法的影響。
《宋史·選舉志三》曰： 慶曆四年，诏曰：“……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裡宿學有道業者。
”由是州郡奉诏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這段話，前半錄自乙亥诏令的原文（詳《長編》卷一百四十七，慶曆四年三月所載乙亥诏令），後半則采自奉敕執筆起草了這一诏令的歐陽修慶曆四年作《吉州學記》時關于興學過程的叙述。
其文開篇曰：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三十九。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
此即著名的慶曆新政所由始。
所謂政事之臣八人，即範仲淹、韓琦、富弼等。
其文繼而雲：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三十九。
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
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裡之外，莫不皆有學。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
詳（北宋）歐陽修：《居士外集》，卷二十三，《論尹師魯墓志》。
作為慶曆新政的健将歐陽修這番話大抵說得過于生動了一點，故後世對慶曆興學的理解，都帶有一點斷然決定、一哄而上的印象，而忽略了這位以“簡而有法”為作文宗旨的古文大家，在這裡精心安插的“诏天下皆立學”的“皆”字，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的“大”字。
關于北宋興學行之有漸的情況，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時已經注意到了。
其書卷六十三《職官十七》說：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
乾興元年，兖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
餘鎮未置學也。
景祐四年诏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
寶元元年（1038）颍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
慶曆四年（1044）诏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
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
于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
《宋史》關于北宋興學之始所說的另一段話即本于此，詳其書《職官志》七“教授”條： 景祐四年，诏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
慶曆四年，诏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
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
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
（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七，《建學》：“祥符二年二月，诏許曲阜先聖廟立學，賜應天書院額。
州郡置學始此。
”此處将廟學、書院這些州郡學的前身直接作為州郡置學之始，故以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為最早，存以備考。
又《長編》卷七十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記事：“以孔宜子殿中丞勖知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勖請就宣聖廟創立學舍及于齋廳講說，皆許之。
”即無以為州郡興學之始。
另據《嚴州圖經》卷一，早在太宗雍熙二年（985），田錫知睦州時已“即廟建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
《長編》，卷九十九，乾興元年十一月庚辰條。
把乾興元年（1022）産生的兖州州學列為“私建”，作為特例而非大規模興學之始，是對的。
因兖州有“以鄒魯之舊封，有周孔之遺化”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即已奉诏立文宣王廟學，守臣孫奭即在此基礎上予以擴大，“修建學舍四十餘區”，受納生徒“不下數百人”。
不過此年十一月賜兖州文宣王廟學田十頃，以為學糧，從此成為定制，在宋代教育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開端。
《長編》叙此事稱：“諸州給學田，蓋始此。
”叙天聖五年應天府學則曰：“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晏）殊始。
”（詳前節所引）頗有分寸。
參《長編》，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十月記事；《宋史·範仲淹傳》附子純祐傳。
《長編》，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條。
不過，《文獻通考》以景祐四年為诏藩鎮立學之始，他州勿聽，仍與史實有很大的距離。
以《範文正公集》為例。
書中提到景祐四年以前州郡立學者即有四處之多。
如景祐二年，範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見附錄《範文正公年譜》。
景祐三年，範仲淹因反對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又在饒州創郡學，亦見《年譜》。
明年十二月，範仲淹由饒州移知潤州，又在潤建郡學，拟聘李觏赴任教授，見《範文正公集·尺牍》卷下《與李泰伯（觏）書一》。
又《範文正公集》卷十五《代胡侍郎（則）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載“前知州李（诏）〔谘〕在任日，重修宣聖廟，置學舍數十廈。
”據清人吳廷燮所編《北宋經撫年表》卷四，李谘天聖六年正月戊午知杭州，次年十月丙戌改永興軍，明道二年四月甲子胡則再知杭州。
由知天聖六年或七年，杭州也已建州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參《長編》卷一百零九，天聖八年十二月庚寅條。
杭州、蘇州、潤州（今江蘇鎮江）、饒州（今屬江西）并是江南都會。
另一與這四處齊名而同屬東南五路經濟、文化發達之城市的江甯府（今江蘇南京），也于天聖七年建立了府學。
知府為前宰相張士遜。
在北方，天聖年間熱衷于辦學的也不少。
如宰相王曾。
石介《題郓州學壁》說： 沂公（王曾）之賢，人不可及。
初罷相，知青州，為青立學。
移魏，為魏立學。
再罷相知郓州，為郓立學。
而罷相為三郡，建三學。
（北宋）夏竦：《文莊集》，卷二十一，《青州州學後記》即作“天聖七載，至相太原公來牧故鄉”雲雲。
據《北宋經撫年表》，王曾知青州（今屬山東），乃在天聖七年；移魏（即天雄軍，今屬河北），在天聖九年；知郓州（今屬山東），在景祐四年四月，次年卒。
除郓州外，其餘二學皆立于天聖年間。
據《長編》卷一百一十，天聖九年三月，頒賜青州州學《九經》，即從王曾之請。
山東是儒學的故鄉，河朔在唐代也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僅次于京城長安近畿一帶），曆來有崇儒的傳統，故入宋後經濟雖已遜于東南，但興學的熱潮仍不減于南土。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筆者以《長編》為依據，查考了景祐元年（1034）至寶元二年（1039）州郡建學及賜學田的記載，其結果如下： 《長編》，卷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戊午條：“賜杭州學田五頃。
”如前所述，杭州學已立于天聖六年或七年。
大抵先立學而後賜學田，以下重出者皆不再錄。
景祐元年，共六處：京兆府、河南府、陳州、揚州、杭州（以上卷一百十四）、舒州（卷一百十五）。
景祐二年，共十處：亳州、秀州、濮州、鄭州、楚州（以上卷一百十六）、蔡州、蘇州、應天府、孟州（以上卷一百十七）。
景祐三年，共十七處：洪州、密州、潞州、常州、衡州、許州、潤州、真州、越州、階州、真定府、博州、郢州（以上卷一百十八）、并州、绛州、合州、江州（以上卷一百十九）。
景祐四年，共三處：宣州、福州、徐州（以上卷一百二十）。
寶元元年，共三處：郓州、颍州（以上卷一百二十一）、襄州（卷一百二十二）。
寶元二年，共三處：明州、泉州（以上卷一百二十三）、建州（卷一百二十五）。
綜觀以上統計，景祐三年最多，達十七處。
其次景祐二年，十處。
景祐四年至寶元二年，每年僅三處。
足見北宋州郡建學，在景祐四年之前已形成高潮，而如前所述，較早的州郡，在天聖年間就已經興辦了學校，不過為數不多。
因此，盡管以景祐四年為州郡興學之始是錯誤的，但粗略地說，将“景祐”作為北宋州郡興學開始階段的标志，還是大緻不差的。
宋人的許多有關記載，皆可作如是觀。
如慶曆年間與賈昌朝同判國子監的田況在所著《儒林公議》卷上說： 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
哲宗朝官至宰相的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十五《議學校法》中說： 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
景祐（1034—1038）在慶曆（1041—1048）之前，天聖（1023—1032）又在景祐之前。
然則宋籍中既有如許衆多明确之記載，緣何後世一誤再誤，總是将慶曆作為北宋興學之始呢？正如本節一開頭即指出過的，其源蓋出于《宋史·選舉志》所轉錄的《長編》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诏令“其令州若縣皆立學”的記載。
為了徹底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将《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四有關這個诏令原始材料的著錄摘引如下： 慶曆四年三月，诏諸路府、軍、監，除舊有學外，餘并各令立學。
顯而易見，假如在前引《長編》等所載“州若縣皆立學”之前補上“除舊有學外，餘”等六個字，疑義也就即刻可以冰釋了。
所謂舊有學者，即指天聖、景祐、寶元間已建學校的州縣而言（關于縣學的情況，限于篇幅，且從略）。
中國古代史家，為文尚簡省，宋人尤然。
如歐陽修在《論尹師魯墓志》中作為“簡而有法”的具體原則提出來的“可以互見，不必重出”，即是司馬遷以來史籍著述的一個基本方法。
大抵《長編》既在前幾卷有衆多州郡立學的詳細記載，故編錄乙亥诏令時自然也就可以簡略作“其令州若縣皆立學”，以免重出了。
——當然，這樣的簡省是極易引起誤解而不可取的：在作者，這無非是“承前省略”法的運用，對讀者來說，假如從頭到尾地讀《長編》，也不至于曲解。
問題在于，一般使用《長編》這樣的大書，總是隻找其中某一條目加以引證，輾轉傳抄者如《宋史》的編者，則更不待論了。
拙著上節已論《長編》關于“道考為去留”的簡省出歧義如前，今複舉“州若縣皆立學”之啟後世以疑窦，幾誤一代教育之信史于此，以見文化史研究史料鑒别方面的重要。
後人之所以誤以慶曆為北宋興學之始，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隻注意到太學的興廢而忽視了州郡學校的發展。
這與對當時人的記載之理解也有很大的關系。
下引歐陽修《胡（瑗）先生墓表》中的一段話是經常為論者所提到的：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诏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
把“于是建太學于京師”一句連下讀，州學（具體到本文是湖州州學）興在太學初建之前，十分清楚。
若連上
北宋興學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天聖、景祐時期的州縣學校大量興辦，第二次是慶曆、嘉祐時期的太學盛建，第三次是熙甯、元豐時期太學三舍法的實施，第四次是崇甯以後，三舍法由太學推廣至州縣，學校考選代替科舉成為取士的主要途徑。
從總體上講經曆了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這樣兩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
其予宋學的影響，在時間斷限上大體與科舉一緻。
茲考辨并依次叙述如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第一版，第343頁。
研究宋代教育史者，一般持北宋三次興學說，并把慶曆四年（1044）作為北宋興學之始。
如近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史》，即仍沿用“宋的三次興學運動，首先是以範仲淹為首的仁宗慶曆四年（1044）的興學”的觀點。
這大概是受了下列一些說法的影響。
《宋史·選舉志三》曰： 慶曆四年，诏曰：“……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裡宿學有道業者。
”由是州郡奉诏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這段話，前半錄自乙亥诏令的原文（詳《長編》卷一百四十七，慶曆四年三月所載乙亥诏令），後半則采自奉敕執筆起草了這一诏令的歐陽修慶曆四年作《吉州學記》時關于興學過程的叙述。
其文開篇曰：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三十九。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
此即著名的慶曆新政所由始。
所謂政事之臣八人，即範仲淹、韓琦、富弼等。
其文繼而雲：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三十九。
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
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裡之外，莫不皆有學。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
詳（北宋）歐陽修：《居士外集》，卷二十三，《論尹師魯墓志》。
作為慶曆新政的健将歐陽修這番話大抵說得過于生動了一點，故後世對慶曆興學的理解，都帶有一點斷然決定、一哄而上的印象，而忽略了這位以“簡而有法”為作文宗旨的古文大家，在這裡精心安插的“诏天下皆立學”的“皆”字，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的“大”字。
關于北宋興學行之有漸的情況，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時已經注意到了。
其書卷六十三《職官十七》說：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未建州學也。
乾興元年，兖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
餘鎮未置學也。
景祐四年诏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
寶元元年（1038）颍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
慶曆四年（1044）诏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
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
于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
《宋史》關于北宋興學之始所說的另一段話即本于此，詳其書《職官志》七“教授”條： 景祐四年，诏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
慶曆四年，诏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
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
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
（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七，《建學》：“祥符二年二月，诏許曲阜先聖廟立學，賜應天書院額。
州郡置學始此。
”此處将廟學、書院這些州郡學的前身直接作為州郡置學之始，故以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為最早，存以備考。
又《長編》卷七十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記事：“以孔宜子殿中丞勖知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勖請就宣聖廟創立學舍及于齋廳講說，皆許之。
”即無以為州郡興學之始。
另據《嚴州圖經》卷一，早在太宗雍熙二年（985），田錫知睦州時已“即廟建學”。
《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
《長編》，卷九十九，乾興元年十一月庚辰條。
把乾興元年（1022）産生的兖州州學列為“私建”，作為特例而非大規模興學之始，是對的。
因兖州有“以鄒魯之舊封，有周孔之遺化”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即已奉诏立文宣王廟學，守臣孫奭即在此基礎上予以擴大，“修建學舍四十餘區”，受納生徒“不下數百人”。
不過此年十一月賜兖州文宣王廟學田十頃，以為學糧，從此成為定制，在宋代教育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開端。
《長編》叙此事稱：“諸州給學田，蓋始此。
”叙天聖五年應天府學則曰：“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晏）殊始。
”（詳前節所引）頗有分寸。
參《長編》，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十月記事；《宋史·範仲淹傳》附子純祐傳。
《長編》，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條。
不過，《文獻通考》以景祐四年為诏藩鎮立學之始，他州勿聽，仍與史實有很大的距離。
以《範文正公集》為例。
書中提到景祐四年以前州郡立學者即有四處之多。
如景祐二年，範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見附錄《範文正公年譜》。
景祐三年，範仲淹因反對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又在饒州創郡學，亦見《年譜》。
明年十二月，範仲淹由饒州移知潤州，又在潤建郡學，拟聘李觏赴任教授，見《範文正公集·尺牍》卷下《與李泰伯（觏）書一》。
又《範文正公集》卷十五《代胡侍郎（則）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載“前知州李（诏）〔谘〕在任日，重修宣聖廟，置學舍數十廈。
”據清人吳廷燮所編《北宋經撫年表》卷四，李谘天聖六年正月戊午知杭州，次年十月丙戌改永興軍，明道二年四月甲子胡則再知杭州。
由知天聖六年或七年，杭州也已建州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八，參《長編》卷一百零九，天聖八年十二月庚寅條。
杭州、蘇州、潤州（今江蘇鎮江）、饒州（今屬江西）并是江南都會。
另一與這四處齊名而同屬東南五路經濟、文化發達之城市的江甯府（今江蘇南京），也于天聖七年建立了府學。
知府為前宰相張士遜。
在北方，天聖年間熱衷于辦學的也不少。
如宰相王曾。
石介《題郓州學壁》說： 沂公（王曾）之賢，人不可及。
初罷相，知青州，為青立學。
移魏，為魏立學。
再罷相知郓州，為郓立學。
而罷相為三郡，建三學。
（北宋）夏竦：《文莊集》，卷二十一，《青州州學後記》即作“天聖七載，至相太原公來牧故鄉”雲雲。
據《北宋經撫年表》，王曾知青州（今屬山東），乃在天聖七年；移魏（即天雄軍，今屬河北），在天聖九年；知郓州（今屬山東），在景祐四年四月，次年卒。
除郓州外，其餘二學皆立于天聖年間。
據《長編》卷一百一十，天聖九年三月，頒賜青州州學《九經》，即從王曾之請。
山東是儒學的故鄉，河朔在唐代也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僅次于京城長安近畿一帶），曆來有崇儒的傳統，故入宋後經濟雖已遜于東南，但興學的熱潮仍不減于南土。
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筆者以《長編》為依據，查考了景祐元年（1034）至寶元二年（1039）州郡建學及賜學田的記載，其結果如下： 《長編》，卷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戊午條：“賜杭州學田五頃。
”如前所述，杭州學已立于天聖六年或七年。
大抵先立學而後賜學田，以下重出者皆不再錄。
景祐元年，共六處：京兆府、河南府、陳州、揚州、杭州（以上卷一百十四）、舒州（卷一百十五）。
景祐二年，共十處：亳州、秀州、濮州、鄭州、楚州（以上卷一百十六）、蔡州、蘇州、應天府、孟州（以上卷一百十七）。
景祐三年，共十七處：洪州、密州、潞州、常州、衡州、許州、潤州、真州、越州、階州、真定府、博州、郢州（以上卷一百十八）、并州、绛州、合州、江州（以上卷一百十九）。
景祐四年，共三處：宣州、福州、徐州（以上卷一百二十）。
寶元元年，共三處：郓州、颍州（以上卷一百二十一）、襄州（卷一百二十二）。
寶元二年，共三處：明州、泉州（以上卷一百二十三）、建州（卷一百二十五）。
綜觀以上統計，景祐三年最多，達十七處。
其次景祐二年，十處。
景祐四年至寶元二年，每年僅三處。
足見北宋州郡建學，在景祐四年之前已形成高潮，而如前所述，較早的州郡，在天聖年間就已經興辦了學校，不過為數不多。
因此，盡管以景祐四年為州郡興學之始是錯誤的，但粗略地說，将“景祐”作為北宋州郡興學開始階段的标志，還是大緻不差的。
宋人的許多有關記載，皆可作如是觀。
如慶曆年間與賈昌朝同判國子監的田況在所著《儒林公議》卷上說： 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
哲宗朝官至宰相的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十五《議學校法》中說： 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
景祐（1034—1038）在慶曆（1041—1048）之前，天聖（1023—1032）又在景祐之前。
然則宋籍中既有如許衆多明确之記載，緣何後世一誤再誤，總是将慶曆作為北宋興學之始呢？正如本節一開頭即指出過的，其源蓋出于《宋史·選舉志》所轉錄的《長編》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诏令“其令州若縣皆立學”的記載。
為了徹底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将《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四有關這個诏令原始材料的著錄摘引如下： 慶曆四年三月，诏諸路府、軍、監，除舊有學外，餘并各令立學。
顯而易見，假如在前引《長編》等所載“州若縣皆立學”之前補上“除舊有學外，餘”等六個字，疑義也就即刻可以冰釋了。
所謂舊有學者，即指天聖、景祐、寶元間已建學校的州縣而言（關于縣學的情況，限于篇幅，且從略）。
中國古代史家，為文尚簡省，宋人尤然。
如歐陽修在《論尹師魯墓志》中作為“簡而有法”的具體原則提出來的“可以互見，不必重出”，即是司馬遷以來史籍著述的一個基本方法。
大抵《長編》既在前幾卷有衆多州郡立學的詳細記載，故編錄乙亥诏令時自然也就可以簡略作“其令州若縣皆立學”，以免重出了。
——當然，這樣的簡省是極易引起誤解而不可取的：在作者，這無非是“承前省略”法的運用，對讀者來說，假如從頭到尾地讀《長編》，也不至于曲解。
問題在于，一般使用《長編》這樣的大書，總是隻找其中某一條目加以引證，輾轉傳抄者如《宋史》的編者，則更不待論了。
拙著上節已論《長編》關于“道考為去留”的簡省出歧義如前，今複舉“州若縣皆立學”之啟後世以疑窦，幾誤一代教育之信史于此，以見文化史研究史料鑒别方面的重要。
後人之所以誤以慶曆為北宋興學之始，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隻注意到太學的興廢而忽視了州郡學校的發展。
這與對當時人的記載之理解也有很大的關系。
下引歐陽修《胡（瑗）先生墓表》中的一段話是經常為論者所提到的：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诏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
把“于是建太學于京師”一句連下讀，州學（具體到本文是湖州州學）興在太學初建之前，十分清楚。
若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