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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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
最近十年的中國文學
最近十年來中國新文學進展的曆史，雖為時甚暫，但在文學史上實是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由這個轉變，簡直把舊的文學史截至清末民國初年為止，宣告了它的死刑；從最近十年起，文學界的一切都呈變異之色，又是一部新時代文學史的開場了。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這部新文學史的引子吧。
一、舊的時代是死了 骈散文詩詞等正統派的文學，至清代而極盛，亦至清代而極弊。
到了民國初年，雖然還有王闿運、吳汝綸、章炳麟等以古文著稱于時，雖然還有陳衍、陳三立、鄭孝胥、樊增祥、易順鼎等以詩歌著稱于時，雖然還有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等以詞著稱于時，無論他們的作品如何精工，無論他們的苦心模拟如何得古人的神髓，然而這種機械似的産品，我們已經讀爛了，讀厭了，腐朽的屍骸已經看得再不要看了。
趙翼的《論詩》說得好： 滿眼生機轉化鈞， 天工人巧日争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 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正是因為這些複古家的作品太不新鮮了，沒有絲毫的刺激性，讀者自然要厭棄它了。
這時即使李杜複生，如果他們還是照舊作那樣的詩，也決不能挽回舊文學的頹運于萬一；何況這般假古董的作者，又何能為力呢？我們隻要看清末至民國初年一般号稱名家所苦心孤詣作出來的詩文詞章，竟敵不過幾個無名小卒随意寫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廣陵潮》等的流行；梁啟超所作平易暢達自由放肆的散文，竟把百年來文學界的正宗的桐城文壓倒了。
由此可知古文詩詞等的命運，早已危殆了，已經不堪一擊了。
在民國初年，雖也曾有一個短期流行一些《民權素》《玉梨魂》《雪鴻淚史》等骈俪小說，然此種無病呻吟的作品，一瞥即逝，并無竊據文壇的能力。
林纾的翻譯小說也曾轟動一時，但也是借着原作品内容的精華以吸引讀者，并非由于他所用古奧的文字之力。
那時文壇凋弊已極，舊的文學已經跟着舊的時代漸次沒落下去。
大家都在渴望着新趨向的到來。
二、文學革命運動 文學革命運動的第一聲，是在民國六年（1917）胡适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一篇《文學改良刍議》，提出改良舊文學缺點的“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還是消極的和平的改良論。
陳獨秀接着《文學改良刍議》之後，發表一篇激烈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不久，胡适又發表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很簡要地說明建設新文學的宗旨是：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此時，北京大學幾個開明的教授，如錢玄同、劉複、周作人、沈尹默等，皆起而助胡陳倡導國語的文學。
至民國八年（1919），這種新文學運動乃跟着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而擴大，而風靡一時，很迅速地便把根深蒂固的陳腐的古文學的勢力壓倒了。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兩個學術界的大權威者——蔡元培與梁啟超，都無條件地傾向新文學的主張，增加力量不小。
替古文保镖者，雖前後有林琴南、嚴複、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章士钊等，極力攻擊白話文學，也沒有發生何等效力。
今日中國之文壇，已完全是白話文學的世界了。
我們分析這次文學運動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成功，固然是由于胡适、陳獨秀諸人的極力倡導，但其最大的原因，則在于：一、中國近數十年來産業發達，人口集中，國民教育漸漸普遍，已經是需要白話文的時候；二、感受西洋語體文學的影響，舊文學的缺點乃大露，再也站不住腳；三、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的演進，已經成熟。
所以一經胡陳的倡導，便不期然地舉國景從了。
三、十年間的作品 這十年間的創作在數量上的發展，是很可驚異的。
至低限度估計，作品的總數當在一千種以上，這還是隻就出版的專書而言。
在這時期中文學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注重創造、注重創作的自由精神。
文學團體的組織雖有許多，如創造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南國社等，卻都是私人感情上的結合，并不是文學上的派别，各個的作風仍舊各不相同。
有的提倡自然
由這個轉變，簡直把舊的文學史截至清末民國初年為止，宣告了它的死刑；從最近十年起，文學界的一切都呈變異之色，又是一部新時代文學史的開場了。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這部新文學史的引子吧。
一、舊的時代是死了 骈散文詩詞等正統派的文學，至清代而極盛，亦至清代而極弊。
到了民國初年，雖然還有王闿運、吳汝綸、章炳麟等以古文著稱于時，雖然還有陳衍、陳三立、鄭孝胥、樊增祥、易順鼎等以詩歌著稱于時，雖然還有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等以詞著稱于時，無論他們的作品如何精工，無論他們的苦心模拟如何得古人的神髓，然而這種機械似的産品，我們已經讀爛了，讀厭了，腐朽的屍骸已經看得再不要看了。
趙翼的《論詩》說得好： 滿眼生機轉化鈞， 天工人巧日争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 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正是因為這些複古家的作品太不新鮮了，沒有絲毫的刺激性，讀者自然要厭棄它了。
這時即使李杜複生，如果他們還是照舊作那樣的詩，也決不能挽回舊文學的頹運于萬一；何況這般假古董的作者，又何能為力呢？我們隻要看清末至民國初年一般号稱名家所苦心孤詣作出來的詩文詞章，竟敵不過幾個無名小卒随意寫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廣陵潮》等的流行；梁啟超所作平易暢達自由放肆的散文，竟把百年來文學界的正宗的桐城文壓倒了。
由此可知古文詩詞等的命運，早已危殆了，已經不堪一擊了。
在民國初年，雖也曾有一個短期流行一些《民權素》《玉梨魂》《雪鴻淚史》等骈俪小說，然此種無病呻吟的作品，一瞥即逝，并無竊據文壇的能力。
林纾的翻譯小說也曾轟動一時，但也是借着原作品内容的精華以吸引讀者，并非由于他所用古奧的文字之力。
那時文壇凋弊已極，舊的文學已經跟着舊的時代漸次沒落下去。
大家都在渴望着新趨向的到來。
二、文學革命運動 文學革命運動的第一聲，是在民國六年（1917）胡适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一篇《文學改良刍議》，提出改良舊文學缺點的“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還是消極的和平的改良論。
陳獨秀接着《文學改良刍議》之後，發表一篇激烈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不久，胡适又發表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很簡要地說明建設新文學的宗旨是：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此時，北京大學幾個開明的教授，如錢玄同、劉複、周作人、沈尹默等，皆起而助胡陳倡導國語的文學。
至民國八年（1919），這種新文學運動乃跟着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而擴大，而風靡一時，很迅速地便把根深蒂固的陳腐的古文學的勢力壓倒了。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兩個學術界的大權威者——蔡元培與梁啟超，都無條件地傾向新文學的主張，增加力量不小。
替古文保镖者，雖前後有林琴南、嚴複、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章士钊等，極力攻擊白話文學，也沒有發生何等效力。
今日中國之文壇，已完全是白話文學的世界了。
我們分析這次文學運動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成功，固然是由于胡适、陳獨秀諸人的極力倡導，但其最大的原因，則在于：一、中國近數十年來産業發達，人口集中，國民教育漸漸普遍，已經是需要白話文的時候；二、感受西洋語體文學的影響，舊文學的缺點乃大露，再也站不住腳；三、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的演進，已經成熟。
所以一經胡陳的倡導，便不期然地舉國景從了。
三、十年間的作品 這十年間的創作在數量上的發展，是很可驚異的。
至低限度估計，作品的總數當在一千種以上，這還是隻就出版的專書而言。
在這時期中文學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注重創造、注重創作的自由精神。
文學團體的組織雖有許多，如創造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南國社等，卻都是私人感情上的結合，并不是文學上的派别，各個的作風仍舊各不相同。
有的提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