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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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學
清代的正統文學
清代是文化學術極盛的時代，文學的成績也斐然可觀。
這是因為在清代三百年中，有很長期的太平治安時期，出了好幾個愛好文學的帝王，如康熙、乾隆等，皆極力提倡文學；加以教育因科舉的發達而日益普及，出版印刷事業日益精進，又有許多特設的文化機關從事大規模的編輯工作，印行了許多有名的類書及古籍，這些都是扶助文學發展的大原因。
單就文學發展的數量一方面說，清代的文學者之衆、作品之繁，實為以前任何朝代所遠不及。
如果我們說明代是文學比較衰落的時期，則清代可以說是文學複興的時期。
清代的文學可以分為兩大方面：第一方面是骈散文詩詞等貴族化的正統文學；第二方面是戲曲小說彈詞等通俗化的社會文學。
這兩方面的文學是趨向各異，而做分道揚镳的發展的。
清代骈散文詩詞等正統派的文學，在數量上占着清代文學的重要部分。
這一派的文學思潮，始終傾向于複古。
我們現在可從骈文與散文兩方面來說明這時代文學複古思潮的概況。
請先從骈文說起： 自從魏晉南北朝，辭賦一類的美文特别發達，作文講究平仄韻律，于是骈偶的文章也跟着流行起來。
但号稱“四六文”的骈體，則直至唐末李商隐、溫庭筠等始正式确立。
宋明是古文的世界，骈文異常衰落。
至清代始造成骈文的中興時期。
清初的骈文作者，著名的有陳其年、吳绮及章藻功諸人。
但當時并沒有造成濃厚的骈氣。
後此不久，骈文之所以異軍突起，猖獗一時，實由于一般漢學家極力倡導所緻。
因為清代的漢學家在研究學術的主張上最反對宋明學者，故對于宋明學者所倡導的古文也極力反對。
他們所提倡的是盛唐（唐玄宗時代）以前的骈偶文學。
他們對于盛唐以後的文章，簡直看不起。
自汪琬稱美陳其年之文曰：“唐以前所不敢知，自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等作矣。
”即此可見清代的文學家之如何珍視唐以前的文章，而輕視唐以後的文章了。
因此骈文便盛興起來，風氣所及，不僅漢學家自以作骈文為矜貴，即其他的文人也大作起骈文來了。
乾嘉之際，首出的骈文家有胡天遊。
繼之者有邵齊焘、袁枚、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劉星炜、曾燠等，号稱八大家。
洪亮吉為諸家中的最著者，他是一位極端的骈文家，論經學的文章也用骈文。
不過他們的骈文已不單隻注意詞藻格律，而重視文章内容的思想與情感了。
如孔廣森之論骈文作法說：“文以達意明事為主，當開阖縱橫，一與散文同。
”又如曾燠之言曰：“古文喪真，反遜骈體；骈體脫俗，即是古文。
”這簡直是要拿内容豐富的骈文來奪取散文的地盤了。
到了汪中，則徑把骈文移植于散文裡面，使散文亦骈文化了。
到後來阮元、阮福父子起來，則更力主南北朝“文”與“筆”分立之說，認定“沈思翰藻”（《文選序》語）的骈文，始足稱文學。
至屬于“筆”一類的散文，他們不承認其為文學。
這完全是唯美主義的文學論了。
以上是說明清代骈文的思潮及其主張，至言其作品，則浙人譚獻嘗列舉骈文的代表作如下：“紀昀《四庫全書進呈表》，胡天遊《一統志表》《禹陵銘》，胡浚《論桑植土官書》，陸繁弨《吳山伍員廟碑文》，吳兆骞《孫赤崖詩序》，袁枚《與蔣苕生書》，汪中《自叙》《琴台之銘》，孔廣森《戴氏遺書序》，阮元《葉氏廬墓詩文序》，張惠言《黃山賦》《七十家賦鈔序》，孫星衍《防護昭陵之碑文》，樂鈞《廣儉不至說》，此十五篇者，皆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後所不能為也。
” 當然，清代骈文之可觀者尚不止此，但最傑出者則為汪中。
汪氏天才卓越，所為文多情感肆溢，文思清麗，實為清代骈文中的冠冕。
王念孫《述學序》稱贊他說：“至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
”汪中以後，繼起的著名作者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董祐誠、方履篯、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闿運、李慈銘等十大家。
他們的作風皆不外以兩漢、魏、晉、南北朝及初唐為宗。
但多嫌才力薄弱，又限于格律，視汪氏則遠不逮了。
清代的散文是完全與骈文站在對抗的地位，而做另一方向的複古運動。
其複古的目标是以唐宋的古文為旨歸。
本來，在清初的文章家，如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輩，即皆以能古文負盛名。
但不久因骈文盛行，把古文運動壓倒了。
至桐城方苞氏起，乃大倡古文義法，以鼓動當代文壇。
他解釋“義法”之言曰：“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又書貨殖傳後》）同時，他又制定幾條限制作古文的條例如下： （一）不可入語錄中語； （二）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 （三）不可入漢賦中闆重字法； （四）不可入詩歌中隽語； （五）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語。
方氏古文的旗幟既大張，一唱百和，風靡一時。
其同鄉劉大魁、姚鼐繼起而闡其說，古文之道乃大昌。
姚鼐自序其所編《古文辭類纂》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寓其粗，中而寓其精，終而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拟，不可得而尋其迹也。
”姚氏為文，蓋近法歸有光、方苞，而追拟韓愈為不祧之宗。
曆城周永年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而“桐城派”的文号乃起。
姚鼐晚年主鐘山書院講席，為一代之文宗。
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各以所學于姚氏者傳授徒友，而桐城派之文徒遂日繁。
繼其後者又有大文章家曾國藩及其名弟子張裕钊、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等為之發揚，于是桐城派的古文乃延至清末而不衰。
不僅當時恽敬、張惠言等所倡的“陽湖派”古文不足與桐城派抗衡，即在乾嘉之際猖獗一時的骈文，也竟為桐城派古文所壓倒了，曾國藩在其《複陳右銘書》有一段話論到桐城派文章的戒律，說得很好： 大抵剿竊前言，句摹字拟，是為戒律之首。
稱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征，鄰于小說誕妄者之所為。
貶人之惡，又加慎焉。
一篇之内，端緒不宜繁多。
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衮九章，但絜一領。
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
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竟為僻字澀句，以駭庸俗，斫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
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
由此可知所謂桐城文者，實是一種具有條理、規律森嚴的散文，其好處是簡樸清淡、平易通順、便于閱讀。
其缺點則在格律義法的限制太嚴，最束縛作者才思的發展。
故一般号稱桐城派的小黨徒，抱着一塊“桐城義法”的空招牌，隻知玩弄一點古文的波瀾意度，隻能作内容空疏與形式拘束的文章，其末流之弊乃至不堪設想。
故十年前的文學界發出激烈的打倒“桐城謬種”的口号。
平心而論，清代的骈散文雖一方面都在複古，但一方面也未嘗沒有創新。
有人說清代的骈散文複古運動，都是複古的革新運動。
這個話是不錯的。
試問：我們能夠指出清代的哪一位作家、哪一篇作品，完全是古代古人的作風？我們隻不過是嫌清代文章創新的氣氛太少了，進化的速度太慢了。
并且因為文章複古空氣的彌漫，影響到當代的詩詞，也深受着複古思潮的激蕩而大開倒車，不能走向一條新的解放的路，實在是清代文學很大的不幸。
現在，我們可以講清代的詩和詞。
清代的詩壇，我們似不能指出它有何種一緻的風氣，并不如文壇一樣可以分為明顯的幾派。
我們隻看見許多各自為政的詩人在努力作詩，各不相師，各人走向各人的路，完全不染明代什麼公安派、競陵派的惡劣風氣。
這一點是很可以珍貴的。
不過，清代的詩實有一個共同的大毛病，就是喜歡雕琢刻畫。
每一個詩人都喜歡在詩的形式格律上賣弄他們的才華，這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的流行病。
清初的詩人，最著者有錢謙益和吳偉業。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齋，常熟人。
他以明臣降清，頗為士林所輕視。
然其文章著作在當時實占着第一流的地位。
其詩以沉郁藻麗勝，論者有謂為清初第一人。
吳偉業字駿公，号梅村，太倉人。
他少年時的作品，異常華豔風流，迨遭遇喪亂，閱曆興亡，作風一變為激越蒼勁。
其所作《長歌行》，宗法白居易，極負當代盛譽。
《圓圓》一曲尤稱一時絕唱。
稍後于錢吳之詩家有“南施北宋”。
南施是施閏章，所作有南國溫柔之風；北宋是宋琬，所作具北地剛健之氣。
施宋以後，則号稱一代詩宗的王士禛乃出而領袖詩壇。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稱漁洋山人。
山東新城人。
仕至刑部尚書。
他鑒于當代的詩人多模仿着宋詩的質直無文，乃力主詩的“神韻”說，倡為“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言。
此蓋推尊興會神到之作，而以意在言表為工也，他這種新穎的詩論，曾傾動一時。
其詩長于近體，論者稱其旖旎風華，含情綿渺。
但過于修辭，喜用僻事奇字，亦是大病。
如其轟動一時的《秋柳詩》，即盡是堆砌典故，毫無足觀。
七絕為其特所擅長，頗多佳作： 送胡耑孩赴長江 青草湖邊秋水長， 黃陵廟口幕
這是因為在清代三百年中，有很長期的太平治安時期，出了好幾個愛好文學的帝王，如康熙、乾隆等，皆極力提倡文學；加以教育因科舉的發達而日益普及，出版印刷事業日益精進，又有許多特設的文化機關從事大規模的編輯工作，印行了許多有名的類書及古籍，這些都是扶助文學發展的大原因。
單就文學發展的數量一方面說，清代的文學者之衆、作品之繁，實為以前任何朝代所遠不及。
如果我們說明代是文學比較衰落的時期，則清代可以說是文學複興的時期。
清代的文學可以分為兩大方面：第一方面是骈散文詩詞等貴族化的正統文學；第二方面是戲曲小說彈詞等通俗化的社會文學。
這兩方面的文學是趨向各異，而做分道揚镳的發展的。
清代骈散文詩詞等正統派的文學，在數量上占着清代文學的重要部分。
這一派的文學思潮，始終傾向于複古。
我們現在可從骈文與散文兩方面來說明這時代文學複古思潮的概況。
請先從骈文說起： 自從魏晉南北朝，辭賦一類的美文特别發達，作文講究平仄韻律，于是骈偶的文章也跟着流行起來。
但号稱“四六文”的骈體，則直至唐末李商隐、溫庭筠等始正式确立。
宋明是古文的世界，骈文異常衰落。
至清代始造成骈文的中興時期。
清初的骈文作者，著名的有陳其年、吳绮及章藻功諸人。
但當時并沒有造成濃厚的骈氣。
後此不久，骈文之所以異軍突起，猖獗一時，實由于一般漢學家極力倡導所緻。
因為清代的漢學家在研究學術的主張上最反對宋明學者，故對于宋明學者所倡導的古文也極力反對。
他們所提倡的是盛唐（唐玄宗時代）以前的骈偶文學。
他們對于盛唐以後的文章，簡直看不起。
自汪琬稱美陳其年之文曰：“唐以前所不敢知，自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等作矣。
”即此可見清代的文學家之如何珍視唐以前的文章，而輕視唐以後的文章了。
因此骈文便盛興起來，風氣所及，不僅漢學家自以作骈文為矜貴，即其他的文人也大作起骈文來了。
乾嘉之際，首出的骈文家有胡天遊。
繼之者有邵齊焘、袁枚、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劉星炜、曾燠等，号稱八大家。
洪亮吉為諸家中的最著者，他是一位極端的骈文家，論經學的文章也用骈文。
不過他們的骈文已不單隻注意詞藻格律，而重視文章内容的思想與情感了。
如孔廣森之論骈文作法說：“文以達意明事為主，當開阖縱橫，一與散文同。
”又如曾燠之言曰：“古文喪真，反遜骈體；骈體脫俗，即是古文。
”這簡直是要拿内容豐富的骈文來奪取散文的地盤了。
到了汪中，則徑把骈文移植于散文裡面，使散文亦骈文化了。
到後來阮元、阮福父子起來，則更力主南北朝“文”與“筆”分立之說，認定“沈思翰藻”（《文選序》語）的骈文，始足稱文學。
至屬于“筆”一類的散文，他們不承認其為文學。
這完全是唯美主義的文學論了。
以上是說明清代骈文的思潮及其主張，至言其作品，則浙人譚獻嘗列舉骈文的代表作如下：“紀昀《四庫全書進呈表》，胡天遊《一統志表》《禹陵銘》，胡浚《論桑植土官書》，陸繁弨《吳山伍員廟碑文》，吳兆骞《孫赤崖詩序》，袁枚《與蔣苕生書》，汪中《自叙》《琴台之銘》，孔廣森《戴氏遺書序》，阮元《葉氏廬墓詩文序》，張惠言《黃山賦》《七十家賦鈔序》，孫星衍《防護昭陵之碑文》，樂鈞《廣儉不至說》，此十五篇者，皆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後所不能為也。
” 當然，清代骈文之可觀者尚不止此，但最傑出者則為汪中。
汪氏天才卓越，所為文多情感肆溢，文思清麗，實為清代骈文中的冠冕。
王念孫《述學序》稱贊他說：“至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
”汪中以後，繼起的著名作者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董祐誠、方履篯、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闿運、李慈銘等十大家。
他們的作風皆不外以兩漢、魏、晉、南北朝及初唐為宗。
但多嫌才力薄弱，又限于格律，視汪氏則遠不逮了。
清代的散文是完全與骈文站在對抗的地位，而做另一方向的複古運動。
其複古的目标是以唐宋的古文為旨歸。
本來，在清初的文章家，如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輩，即皆以能古文負盛名。
但不久因骈文盛行，把古文運動壓倒了。
至桐城方苞氏起，乃大倡古文義法，以鼓動當代文壇。
他解釋“義法”之言曰：“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
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又書貨殖傳後》）同時，他又制定幾條限制作古文的條例如下： （一）不可入語錄中語； （二）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 （三）不可入漢賦中闆重字法； （四）不可入詩歌中隽語； （五）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語。
方氏古文的旗幟既大張，一唱百和，風靡一時。
其同鄉劉大魁、姚鼐繼起而闡其說，古文之道乃大昌。
姚鼐自序其所編《古文辭類纂》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寓其粗，中而寓其精，終而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拟，不可得而尋其迹也。
”姚氏為文，蓋近法歸有光、方苞，而追拟韓愈為不祧之宗。
曆城周永年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而“桐城派”的文号乃起。
姚鼐晚年主鐘山書院講席，為一代之文宗。
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各以所學于姚氏者傳授徒友，而桐城派之文徒遂日繁。
繼其後者又有大文章家曾國藩及其名弟子張裕钊、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等為之發揚，于是桐城派的古文乃延至清末而不衰。
不僅當時恽敬、張惠言等所倡的“陽湖派”古文不足與桐城派抗衡，即在乾嘉之際猖獗一時的骈文，也竟為桐城派古文所壓倒了，曾國藩在其《複陳右銘書》有一段話論到桐城派文章的戒律，說得很好： 大抵剿竊前言，句摹字拟，是為戒律之首。
稱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征，鄰于小說誕妄者之所為。
貶人之惡，又加慎焉。
一篇之内，端緒不宜繁多。
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衮九章，但絜一領。
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
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竟為僻字澀句，以駭庸俗，斫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
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
由此可知所謂桐城文者，實是一種具有條理、規律森嚴的散文，其好處是簡樸清淡、平易通順、便于閱讀。
其缺點則在格律義法的限制太嚴，最束縛作者才思的發展。
故一般号稱桐城派的小黨徒，抱着一塊“桐城義法”的空招牌，隻知玩弄一點古文的波瀾意度，隻能作内容空疏與形式拘束的文章，其末流之弊乃至不堪設想。
故十年前的文學界發出激烈的打倒“桐城謬種”的口号。
平心而論，清代的骈散文雖一方面都在複古，但一方面也未嘗沒有創新。
有人說清代的骈散文複古運動，都是複古的革新運動。
這個話是不錯的。
試問：我們能夠指出清代的哪一位作家、哪一篇作品，完全是古代古人的作風？我們隻不過是嫌清代文章創新的氣氛太少了，進化的速度太慢了。
并且因為文章複古空氣的彌漫，影響到當代的詩詞，也深受着複古思潮的激蕩而大開倒車，不能走向一條新的解放的路，實在是清代文學很大的不幸。
現在，我們可以講清代的詩和詞。
清代的詩壇，我們似不能指出它有何種一緻的風氣，并不如文壇一樣可以分為明顯的幾派。
我們隻看見許多各自為政的詩人在努力作詩，各不相師，各人走向各人的路，完全不染明代什麼公安派、競陵派的惡劣風氣。
這一點是很可以珍貴的。
不過，清代的詩實有一個共同的大毛病，就是喜歡雕琢刻畫。
每一個詩人都喜歡在詩的形式格律上賣弄他們的才華，這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的流行病。
清初的詩人，最著者有錢謙益和吳偉業。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齋，常熟人。
他以明臣降清，頗為士林所輕視。
然其文章著作在當時實占着第一流的地位。
其詩以沉郁藻麗勝，論者有謂為清初第一人。
吳偉業字駿公，号梅村，太倉人。
他少年時的作品，異常華豔風流，迨遭遇喪亂，閱曆興亡，作風一變為激越蒼勁。
其所作《長歌行》，宗法白居易，極負當代盛譽。
《圓圓》一曲尤稱一時絕唱。
稍後于錢吳之詩家有“南施北宋”。
南施是施閏章，所作有南國溫柔之風；北宋是宋琬，所作具北地剛健之氣。
施宋以後，則号稱一代詩宗的王士禛乃出而領袖詩壇。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稱漁洋山人。
山東新城人。
仕至刑部尚書。
他鑒于當代的詩人多模仿着宋詩的質直無文，乃力主詩的“神韻”說，倡為“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言。
此蓋推尊興會神到之作，而以意在言表為工也，他這種新穎的詩論，曾傾動一時。
其詩長于近體，論者稱其旖旎風華，含情綿渺。
但過于修辭，喜用僻事奇字，亦是大病。
如其轟動一時的《秋柳詩》，即盡是堆砌典故，毫無足觀。
七絕為其特所擅長，頗多佳作： 送胡耑孩赴長江 青草湖邊秋水長， 黃陵廟口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