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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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學
明代的文學運動
中國文學發展至元代，一向脈絡相傳的正統派的古文詩賦，已凋弊不堪，獨新興的戲曲盛極一時。
文學的趨勢似已完全走向一條新路。
不料到了明代，文學界起了一個很大的反動，文學思潮忽又趨向于複古，明代二百多年的文壇，幾乎全為複古的潮流所支配着。
明代本是一個複古思潮最盛的時期，當時的文人，一則深受那時代“以八股文取士”的影響，養成隻知模拟抄襲的惡習；二則他們都以古代正統文學的繼承者自命，沒有創新的觀念和毅力，故終明代的詩文，陷溺于複古潮中而不能自振。
明代初期，複古的痕迹尚未顯明，其時文章家如宋濂、王袆、方孝孺；詩人如楊基、高啟、張羽、徐贲（此四人号稱“吳中四傑”）、劉基、袁凱等，他們的造詣雖不甚崇高，然所作皆能自備一格，自成一家，不是全然倚傍前人。
至李東陽出，始正式倡為唐宋文。
李夢陽、何景明繼之而起，更明以複古相号召，比李東陽更進一步地主張秦漢之文，又以盛唐之詩，為作詩的準則。
李夢陽為明代複古派最大的健将，他認定作詩文應該尊重模拟，其言曰：“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大似；詩文何獨不然？”他主張詩文應該絕對複古的論調尤其極端偏激。
他把唐宋的文章全部抹煞，而以秦漢為依歸。
他說：“西京以後，作者勿聞矣。
”又說：“宋儒興而古之文廢……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
”總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
何景明的見解雖與李夢陽小有異同，然其主張“複秦漢之古”則與李氏道合志同。
他認定“古文之法亡于韓（愈）”，故大聲疾呼地叫人莫讀唐以後的著作文章。
明代的後起文人，多迷惑于李、何複古之說而從之，互相結納，互相标榜。
其最著名而首出者為“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二氏為領袖，徐桢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諸人附之；時代稍後者有“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二氏為領袖，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諸人附之。
後七子中的李、宗、梁、徐、吳五人，亦稱“前五子”，因此又有謂“後五子”，為餘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諸人；又有所謂“廣五子”，為俞允文、盧枏、李先芳、吳維嶽、歐大任諸人；又有“續五子”，為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趙用賢諸人；又有“末五子”，為李維桢、屠隆、魏允中、胡應鱗、趙用賢諸人。
這許多呐喊複古的作者，都是挂着“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的招牌。
當李、何、李、王一派複古文學風靡天下的時候，也有一部分的文人起而與之抗。
文名最著者如唐順之、王慎中，他們的文章皆近宗唐宋；歸有光則更明白地指斥王世貞為庸妄；茅坤則取唐順之所選的唐宋八大家文，加批評刊之，以示文章的宗法；詩家則有楊慎、薛蕙等；又有号稱“公安體”的袁中郎兄弟及号稱“竟陵體”的鐘惺、譚元春等。
他們處處皆與前後七子一派站在敵視的地位。
可是，他們在當代文壇的号召力及影響，卻遠不及前後七子派的偉大。
至于明末，兩派的鬥争益烈，宗李、何、李、王者，有張溥主持的複社及陳子龍主持的幾社；宗歸、唐者，有艾南英所主持的豫章社。
皆互相攻擊排斥，不遺餘力，以終明世。
上面把明代複古文學的大勢已講明了。
這是很明顯了的，在這樣一個複古逆潮之下，要望文學的進展自是難乎其難。
明代詩文之所以毫無成績而言，應該說完全是複古潮為之阻礙。
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唐宋的文人也曾以複古相号召，不過他們隻是利用複古的名義，以号召人心，其目的是借以打倒骈文，提倡合時用的新式散文，故我們認定唐宋文是進化的，不是複古的。
隻有愚不可及的明代文人，才認定複古為真理。
特别是李、何、李、王一派，他們竟那樣愚妄，想着恢複在唐宋已不合時用的秦漢之文于一千多年後的明代，這豈不荒謬絕倫？故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隻見把許多文人的才力犧牲于複古的牢籠裡面，毫無成績；明代詩文發展的命運也就斷送在這班複古派的手裡。
至于歸、唐等之主唐宋，雖較彼主秦漢者較為時代接近，文章比較合時；然亦嫌他們把才力用于模拟，不從事于創造，成績亦僅略有可觀而已。
至後來兩派傾軋益甚，黨同則相标榜，黨異則相攻擊，舉世文人皆抱着入主出奴的心理，文壇等于政黨，明代詩文的生機便因此斫伐殆盡了。
明代的戲曲 向來講文學史的人都認定明代是中國文學衰微的時期，如果就明代的傳統文學——詩文詞賦等講，這個話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研究明代文學，應該認識明代實是一個新文學的時期，是新興文學壓倒舊的傳統文學的時期。
明代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不是詩文詞賦，乃是傳奇與小說。
我們眼看着許多明代文人用盡才力，拼命地去求詩文的複古，結果落得個“畫虎不成反類犬”，全無成績。
然而當時卻另有一部分的文人，并不向着複古的路走去，卻去創作新興的傳奇和小說，其成績的偉大，可與唐詩、宋詞、元曲并稱，為明代文學增無限的光輝。
所以要講明代文學，應該認定新興的傳奇與小
文學的趨勢似已完全走向一條新路。
不料到了明代，文學界起了一個很大的反動，文學思潮忽又趨向于複古，明代二百多年的文壇，幾乎全為複古的潮流所支配着。
明代本是一個複古思潮最盛的時期，當時的文人，一則深受那時代“以八股文取士”的影響，養成隻知模拟抄襲的惡習；二則他們都以古代正統文學的繼承者自命，沒有創新的觀念和毅力，故終明代的詩文，陷溺于複古潮中而不能自振。
明代初期，複古的痕迹尚未顯明，其時文章家如宋濂、王袆、方孝孺；詩人如楊基、高啟、張羽、徐贲（此四人号稱“吳中四傑”）、劉基、袁凱等，他們的造詣雖不甚崇高，然所作皆能自備一格，自成一家，不是全然倚傍前人。
至李東陽出，始正式倡為唐宋文。
李夢陽、何景明繼之而起，更明以複古相号召，比李東陽更進一步地主張秦漢之文，又以盛唐之詩，為作詩的準則。
李夢陽為明代複古派最大的健将，他認定作詩文應該尊重模拟，其言曰：“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大似；詩文何獨不然？”他主張詩文應該絕對複古的論調尤其極端偏激。
他把唐宋的文章全部抹煞，而以秦漢為依歸。
他說：“西京以後，作者勿聞矣。
”又說：“宋儒興而古之文廢……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
”總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
何景明的見解雖與李夢陽小有異同，然其主張“複秦漢之古”則與李氏道合志同。
他認定“古文之法亡于韓（愈）”，故大聲疾呼地叫人莫讀唐以後的著作文章。
明代的後起文人，多迷惑于李、何複古之說而從之，互相結納，互相标榜。
其最著名而首出者為“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二氏為領袖，徐桢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諸人附之；時代稍後者有“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二氏為領袖，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諸人附之。
後七子中的李、宗、梁、徐、吳五人，亦稱“前五子”，因此又有謂“後五子”，為餘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諸人；又有所謂“廣五子”，為俞允文、盧枏、李先芳、吳維嶽、歐大任諸人；又有“續五子”，為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趙用賢諸人；又有“末五子”，為李維桢、屠隆、魏允中、胡應鱗、趙用賢諸人。
這許多呐喊複古的作者，都是挂着“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的招牌。
當李、何、李、王一派複古文學風靡天下的時候，也有一部分的文人起而與之抗。
文名最著者如唐順之、王慎中，他們的文章皆近宗唐宋；歸有光則更明白地指斥王世貞為庸妄；茅坤則取唐順之所選的唐宋八大家文，加批評刊之，以示文章的宗法；詩家則有楊慎、薛蕙等；又有号稱“公安體”的袁中郎兄弟及号稱“竟陵體”的鐘惺、譚元春等。
他們處處皆與前後七子一派站在敵視的地位。
可是，他們在當代文壇的号召力及影響，卻遠不及前後七子派的偉大。
至于明末，兩派的鬥争益烈，宗李、何、李、王者，有張溥主持的複社及陳子龍主持的幾社；宗歸、唐者，有艾南英所主持的豫章社。
皆互相攻擊排斥，不遺餘力，以終明世。
上面把明代複古文學的大勢已講明了。
這是很明顯了的，在這樣一個複古逆潮之下，要望文學的進展自是難乎其難。
明代詩文之所以毫無成績而言，應該說完全是複古潮為之阻礙。
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唐宋的文人也曾以複古相号召，不過他們隻是利用複古的名義，以号召人心，其目的是借以打倒骈文，提倡合時用的新式散文，故我們認定唐宋文是進化的，不是複古的。
隻有愚不可及的明代文人，才認定複古為真理。
特别是李、何、李、王一派，他們竟那樣愚妄，想着恢複在唐宋已不合時用的秦漢之文于一千多年後的明代，這豈不荒謬絕倫？故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隻見把許多文人的才力犧牲于複古的牢籠裡面，毫無成績；明代詩文發展的命運也就斷送在這班複古派的手裡。
至于歸、唐等之主唐宋，雖較彼主秦漢者較為時代接近，文章比較合時；然亦嫌他們把才力用于模拟，不從事于創造，成績亦僅略有可觀而已。
至後來兩派傾軋益甚，黨同則相标榜，黨異則相攻擊，舉世文人皆抱着入主出奴的心理，文壇等于政黨，明代詩文的生機便因此斫伐殆盡了。
明代的戲曲 向來講文學史的人都認定明代是中國文學衰微的時期，如果就明代的傳統文學——詩文詞賦等講，這個話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研究明代文學，應該認識明代實是一個新文學的時期，是新興文學壓倒舊的傳統文學的時期。
明代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不是詩文詞賦，乃是傳奇與小說。
我們眼看着許多明代文人用盡才力，拼命地去求詩文的複古，結果落得個“畫虎不成反類犬”，全無成績。
然而當時卻另有一部分的文人，并不向着複古的路走去，卻去創作新興的傳奇和小說，其成績的偉大，可與唐詩、宋詞、元曲并稱，為明代文學增無限的光輝。
所以要講明代文學，應該認定新興的傳奇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