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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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王維（701？—761），字摩诘，河東人。
開元中進士，曆官右拾遺、監察禦史、中書舍人、給事中、尚書右丞等職。
他是一位通音樂、善繪畫的美術家，他作詩常寓以畫意，筆調清悠，開創全新的山水派。
尤其是他晚年隐居辋川時候的作品，特别饒有自然風味。
如：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
竹裡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的朋友裴迪、儲光羲，都是自然派的山水詩人，常與維相唱和。
儲光羲的田園詩有很多高明的。
同時的詩人元結，他的山水詩也很著名。
韋應物（約737—791），京兆人。
建中初，官比部員外郎，遷左司郎中，貞元中出為蘇州刺史。
世号韋蘇州。
他為人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潛，号稱“陶韋”。
白居易、蘇轼都贊美他的詩。
例如《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鹂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的朋友顧況、劉長卿，也是大曆、貞元間有名的詩人。
顧詩多诙諧諷刺，劉詩多陳叙愁苦，已不是閑适的自然詩人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人，世稱“柳河東”。
第進士，授校書郎，拜監察禦史，坐黨王叔文貶為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他和韓愈是很好的朋友，同為當代的文宗。
他的散文遊記，精妙絕倫。
詩則清幽隽逸，接近陶派。
我最愛他的一首小詩題名《江雪》的：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外詩人之偶有幾首歌詠山水田園的作品者，則其例不可勝舉了。
（4）怪誕派元和、長慶間的詩壇，顯然分成兩個派别：一派是在前面已經講過的，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的通俗暢達的白話詩；又一派乃是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賈島等的怪誕詩。
他們這一派的詩歌，無論用字、押韻、取材、作法和思想，皆以奇僻怪誕為其特色。
今分叙如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人。
其先世居昌黎，故世稱為韓昌黎。
第進士後，累官監察禦史，國子博士，刑部侍郎。
因谏迎佛骨，貶潮州刺吏。
後官至吏部侍郎。
韓愈是中國古文家的頭一個權威者。
他的詩譽也很高，其特色是豪放。
論者說他專學杜甫的奇險處，愛用怪字，押險韻，失卻詩的神味，隻能說是“押韻之文”。
詩如：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徑微， 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 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床拂席置羹飯， 疏粝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卧百蟲絕， 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 時見松枥皆十圍。
當流赤足踏澗石， 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束為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能至老不更歸！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人。
年過五十始登進士第，官隻試協律郎。
為唐代詩人之最潦倒窮困者。
他作詩陷于苦吟艱思，至有“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之語。
韓愈說他的詩是“橫空盤硬語”，又說“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蓋亦一愛作奇僻詩之詩人也。
詩如：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
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
杵聲不為客，客聞發自白。
杵聲不為衣，欲令遊子歸。
盧仝（約775—835），範陽人，隐居登封縣之少室山，自号玉川子。
征為谏議不起，死于“甘露之變”。
他是一個以作怪誕詩著名的詩人，其最著名的《月蝕詩》《茶歌》等作，皆以奇特的筆調，寫怪妄的思想。
韓愈很稱贊他。
我們随便舉一首小詩就很可以看出作者的怪異風格，例如： 村醉 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
李賀（790—816），字長吉，昌谷人。
七歲能辭章。
憲宗朝，為協律郎。
死時年僅二十七，為唐代著名詩人中之最短命者。
他為人孤僻，不與俗人合，多情善感。
常旦出，騎小驢，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即投其中。
所作詩，辭多奇詭，人稱為“鬼才”。
然其情韻濃厚，富有詩趣，并非韓愈、盧仝一流。
詩如《将進酒》： 琉璃鐘，琥珀濃， 小槽酒滴真珠紅。
烹龍炮鳳玉脂泣， 羅帏繡幕圍香風。
吹龍笛，擊鼍鼓； 皓齒歌，細腰舞。
況是青春日将暮， 桃花亂落如紅雨。
勸君終日酩酊醉，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賈島（779—843），字浪仙（一作阆仙），範陽人。
初為僧，名無本。
後還俗，舉進士，坐诽謗谪長江主薄。
時稱賈長江。
他的詩也是由辛苦推敲而成的，嘗自吟“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其作詩的費氣力可見。
他的詩格也是屬于怪僻一流，寒澀難讀。
隻因曾做過山僧，也偶有較近自然的幽逸詩，如： 尋隐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
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怪誕奇僻”本不是詩的常格，其最大的短處是缺乏詩的情韻。
以韓愈的大才氣，尚不能有很高的造詣，其他作者自更難于此中求良好成績了。
以上是對于盛唐詩的粗略叙述，此外未及提起的詩人，尚有崔颢、常建、丘為、賈至、李益、張繼、戴叔倫、王建、姚合等，亦皆有詩聲于當時。
女詩人則以名妓薛濤及妙尼魚玄機最有名。
第三期晚唐詩 至晚唐，經過長期的戰亂，政治無法清明，已經是唐代一切文化學術衰落的時期了，詩歌的燦爛時期也已經過去了。
晚唐詩壇的主潮，是反對俚俗樸實的詩歌，而返乎六朝唯美主義的文學傾向，以典雅绮麗為宗。
這時期中可述的詩人隻有杜牧、李商隐、溫庭筠等寥寥數位，點綴着衰落的詩壇。
杜牧（803—853），為晚唐詩人中之佼佼者。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
曆殿中侍禦史，内供奉，會昌中遷中書舍人。
人稱為小杜，以别于杜甫。
他為人頗浪漫不拘，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的豔語。
論者都說杜牧的詩豪邁，我則以為其詩的特色在于秀麗。
他的七絕最多傑作，例如：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箫？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 樽前自獻自為酬。
秋山春雨閑吟處， 倚偏江南寺寺樓。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于二月花。
李商隐（813—858），字義山，懷州河内人。
初為弘農尉，官至檢校工部郎中。
他的詩以華豔著稱于世，為“西昆體”的祖師。
但多隐僻難解之作，有人說是寫他自己的戀愛史，故多諱飾難詳。
今舉他一首七絕為例：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 倚樹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後， 更持紅燭賞殘花。
溫庭筠（生平詳見後章）的詩，與李商隐齊名，号稱“溫李”。
不過他的文學成績重在詞的一方面，其詩不免因之減色。
例如《楊柳枝》： 館娃宮外邺城西， 遠映征帆近拂堤。
系得王孫歸意切， 不關春草綠萋萋。
此外晚唐詩人以豔詩著聞者有韓偓、段成式；愛作白話詩者有杜荀鶴、聶夷中、羅隐；其他著名詩人尚有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李群玉、李頻、鄭谷、許渾等。
鄭許二氏的七絕有很好的，例如： 寂寞 鄭谷 江郡人稀便是村， 踏青天氣欲黃昏。
春愁不破還成醉， 衣上淚痕和酒痕。
謝亭送别 許渾 勞歌一曲解行舟， 紅葉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遠， 滿天風雨下西樓。
唐代的歌詞 詞本是一種樂府詩，它的形式，因為協樂的緣故，往往是長短句；它的韻律，也因為協樂的緣故，比詩更嚴格。
但其實質卻是與詩一樣的，以情感為它的靈魂，可以說是詩的一體。
隻因這種新詩體成立以後，非常地發達起來，且其形式韻律也與過去的詩體殊異，便另名為“詞”，為“詩餘”，為“長短句”，以别于詩。
詞是怎樣起來的？簡單的答複，詞乃是樂府歌曲的産兒。
我們在前面說過，唐代的樂坊中人喜歡取文人的詩來協樂歌唱。
在最初，文人作詩與樂曲并無必然的關系，文人自作他的詩，樂工自作他适合樂曲的歌詞。
文人的詩隻是給人欣賞誦讀的，所以他們寫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詩；樂工們的歌辭是要應音樂的需要的，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詞。
但是樂工不是十分能文的人，他們的歌詞往往作得俚俗不雅，故喜歡拿文人作的詩來作歌詞，以擡高歌唱的價值；文人方面也樂得自己的詩給歌伎去唱，以廣布自己的文名。
雙方相互為用，關系便發生出來了。
我們看開元前後的詩人，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為榮。
到了大曆、長慶間，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文人的新作了。
那些著名詩人，如李益、李賀、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的詩，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
文人與樂工的關系更密切了。
于是懂得音樂的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一方面也會提起興趣，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新歌詞，或者模拟樂工們的俚俗歌詞。
一兩個文人嘗試了，其他的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漸漸地風行起來，因此造成數百年詞的發達。
詞起來的時代，向來有很多的說法。
黃昇的《花庵詞選序》說： 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阕，為百代詞曲之祖。
（鄭樵《通志》亦有此說） 徐釚的《詞苑叢談》說： 填詞原本樂府。
《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
前人言之詳矣。
汪森的《詞綜序》說：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
《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
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
謂非詞之源乎？ 這三位古人把詞的起源，一個比一個說得遠。
你看：他們從唐代的李白，說到梁朝的梁武帝、沈約；從梁朝的梁武帝、沈約，竟說到悠遠的先秦時代去了。
這真是錯誤得可笑。
原來我們講詞的起源，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的。
如果說詞起源于先秦時代，而事實上詞的發展又晚在晚唐五代，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年，這如何講得通？即使說起源于梁朝的梁武帝、沈約，中間也隔絕了二百多年，毫無線索可尋。
這些講詞起源的古人，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隻認定詞是長短句，從長短句中去求詞的起源，因此把詞的起源越說越遠。
不錯，“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照他們的說法，則詩的起源即是詞體的起源了。
不更是笑話嗎？我們若嚴格去考求詞發生的源頭脈絡，則不但那些遠征懸拟的詞起源說不可靠，即說李白的《菩薩蠻》與《憶秦娥》為詞體之祖，也是錯誤的。
向來傳為李白作的《菩薩蠻》與《憶秦娥》，實不是李白的作物，證據很多。
第一，蘇鹗《杜陽雜編》說：“太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
其國人危鬓金冠，璎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
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
”《南部新書》亦載此事。
查至太中時，李白之死已近百年，是李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填其篇耶？ 第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遍錄晚唐諸家詞，而不及李白。
歐陽炯作《花間集序》亦隻稱李白有《清平樂調》應制詞四首，（查李白隻有《清平調》七絕三首，此外并無其他的應制詞）而不曾提及他有《菩薩蠻》《憶秦娥》等詞。
第三，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并收後來的《調笑·憶江南》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王維（701？—761），字摩诘，河東人。
開元中進士，曆官右拾遺、監察禦史、中書舍人、給事中、尚書右丞等職。
他是一位通音樂、善繪畫的美術家，他作詩常寓以畫意，筆調清悠，開創全新的山水派。
尤其是他晚年隐居辋川時候的作品，特别饒有自然風味。
如：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
竹裡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的朋友裴迪、儲光羲，都是自然派的山水詩人，常與維相唱和。
儲光羲的田園詩有很多高明的。
同時的詩人元結，他的山水詩也很著名。
韋應物（約737—791），京兆人。
建中初，官比部員外郎，遷左司郎中，貞元中出為蘇州刺史。
世号韋蘇州。
他為人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潛，号稱“陶韋”。
白居易、蘇轼都贊美他的詩。
例如《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鹂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韋應物的朋友顧況、劉長卿，也是大曆、貞元間有名的詩人。
顧詩多诙諧諷刺，劉詩多陳叙愁苦，已不是閑适的自然詩人了。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人，世稱“柳河東”。
第進士，授校書郎，拜監察禦史，坐黨王叔文貶為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他和韓愈是很好的朋友，同為當代的文宗。
他的散文遊記，精妙絕倫。
詩則清幽隽逸，接近陶派。
我最愛他的一首小詩題名《江雪》的：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外詩人之偶有幾首歌詠山水田園的作品者，則其例不可勝舉了。
（4）怪誕派元和、長慶間的詩壇，顯然分成兩個派别：一派是在前面已經講過的，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的通俗暢達的白話詩；又一派乃是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賈島等的怪誕詩。
他們這一派的詩歌，無論用字、押韻、取材、作法和思想，皆以奇僻怪誕為其特色。
今分叙如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人。
其先世居昌黎，故世稱為韓昌黎。
第進士後，累官監察禦史，國子博士，刑部侍郎。
因谏迎佛骨，貶潮州刺吏。
後官至吏部侍郎。
韓愈是中國古文家的頭一個權威者。
他的詩譽也很高，其特色是豪放。
論者說他專學杜甫的奇險處，愛用怪字，押險韻，失卻詩的神味，隻能說是“押韻之文”。
詩如：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徑微， 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 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床拂席置羹飯， 疏粝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卧百蟲絕， 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 時見松枥皆十圍。
當流赤足踏澗石， 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束為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能至老不更歸！ 孟郊（751—814），字東野，湖州武康人。
年過五十始登進士第，官隻試協律郎。
為唐代詩人之最潦倒窮困者。
他作詩陷于苦吟艱思，至有“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之語。
韓愈說他的詩是“橫空盤硬語”，又說“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蓋亦一愛作奇僻詩之詩人也。
詩如：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
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
杵聲不為客，客聞發自白。
杵聲不為衣，欲令遊子歸。
盧仝（約775—835），範陽人，隐居登封縣之少室山，自号玉川子。
征為谏議不起，死于“甘露之變”。
他是一個以作怪誕詩著名的詩人，其最著名的《月蝕詩》《茶歌》等作，皆以奇特的筆調，寫怪妄的思想。
韓愈很稱贊他。
我們随便舉一首小詩就很可以看出作者的怪異風格，例如： 村醉 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
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
李賀（790—816），字長吉，昌谷人。
七歲能辭章。
憲宗朝，為協律郎。
死時年僅二十七，為唐代著名詩人中之最短命者。
他為人孤僻，不與俗人合，多情善感。
常旦出，騎小驢，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即投其中。
所作詩，辭多奇詭，人稱為“鬼才”。
然其情韻濃厚，富有詩趣，并非韓愈、盧仝一流。
詩如《将進酒》： 琉璃鐘，琥珀濃， 小槽酒滴真珠紅。
烹龍炮鳳玉脂泣， 羅帏繡幕圍香風。
吹龍笛，擊鼍鼓； 皓齒歌，細腰舞。
況是青春日将暮， 桃花亂落如紅雨。
勸君終日酩酊醉， 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賈島（779—843），字浪仙（一作阆仙），範陽人。
初為僧，名無本。
後還俗，舉進士，坐诽謗谪長江主薄。
時稱賈長江。
他的詩也是由辛苦推敲而成的，嘗自吟“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其作詩的費氣力可見。
他的詩格也是屬于怪僻一流，寒澀難讀。
隻因曾做過山僧，也偶有較近自然的幽逸詩，如： 尋隐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
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怪誕奇僻”本不是詩的常格，其最大的短處是缺乏詩的情韻。
以韓愈的大才氣，尚不能有很高的造詣，其他作者自更難于此中求良好成績了。
以上是對于盛唐詩的粗略叙述，此外未及提起的詩人，尚有崔颢、常建、丘為、賈至、李益、張繼、戴叔倫、王建、姚合等，亦皆有詩聲于當時。
女詩人則以名妓薛濤及妙尼魚玄機最有名。
第三期晚唐詩 至晚唐，經過長期的戰亂，政治無法清明，已經是唐代一切文化學術衰落的時期了，詩歌的燦爛時期也已經過去了。
晚唐詩壇的主潮，是反對俚俗樸實的詩歌，而返乎六朝唯美主義的文學傾向，以典雅绮麗為宗。
這時期中可述的詩人隻有杜牧、李商隐、溫庭筠等寥寥數位，點綴着衰落的詩壇。
杜牧（803—853），為晚唐詩人中之佼佼者。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
曆殿中侍禦史，内供奉，會昌中遷中書舍人。
人稱為小杜，以别于杜甫。
他為人頗浪漫不拘，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的豔語。
論者都說杜牧的詩豪邁，我則以為其詩的特色在于秀麗。
他的七絕最多傑作，例如：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箫？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 樽前自獻自為酬。
秋山春雨閑吟處， 倚偏江南寺寺樓。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于二月花。
李商隐（813—858），字義山，懷州河内人。
初為弘農尉，官至檢校工部郎中。
他的詩以華豔著稱于世，為“西昆體”的祖師。
但多隐僻難解之作，有人說是寫他自己的戀愛史，故多諱飾難詳。
今舉他一首七絕為例：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 倚樹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後， 更持紅燭賞殘花。
溫庭筠（生平詳見後章）的詩，與李商隐齊名，号稱“溫李”。
不過他的文學成績重在詞的一方面，其詩不免因之減色。
例如《楊柳枝》： 館娃宮外邺城西， 遠映征帆近拂堤。
系得王孫歸意切， 不關春草綠萋萋。
此外晚唐詩人以豔詩著聞者有韓偓、段成式；愛作白話詩者有杜荀鶴、聶夷中、羅隐；其他著名詩人尚有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李群玉、李頻、鄭谷、許渾等。
鄭許二氏的七絕有很好的，例如： 寂寞 鄭谷 江郡人稀便是村， 踏青天氣欲黃昏。
春愁不破還成醉， 衣上淚痕和酒痕。
謝亭送别 許渾 勞歌一曲解行舟， 紅葉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遠， 滿天風雨下西樓。
唐代的歌詞 詞本是一種樂府詩，它的形式，因為協樂的緣故，往往是長短句；它的韻律，也因為協樂的緣故，比詩更嚴格。
但其實質卻是與詩一樣的，以情感為它的靈魂，可以說是詩的一體。
隻因這種新詩體成立以後，非常地發達起來，且其形式韻律也與過去的詩體殊異，便另名為“詞”，為“詩餘”，為“長短句”，以别于詩。
詞是怎樣起來的？簡單的答複，詞乃是樂府歌曲的産兒。
我們在前面說過，唐代的樂坊中人喜歡取文人的詩來協樂歌唱。
在最初，文人作詩與樂曲并無必然的關系，文人自作他的詩，樂工自作他适合樂曲的歌詞。
文人的詩隻是給人欣賞誦讀的，所以他們寫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詩；樂工們的歌辭是要應音樂的需要的，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詞。
但是樂工不是十分能文的人，他們的歌詞往往作得俚俗不雅，故喜歡拿文人作的詩來作歌詞，以擡高歌唱的價值；文人方面也樂得自己的詩給歌伎去唱，以廣布自己的文名。
雙方相互為用，關系便發生出來了。
我們看開元前後的詩人，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為榮。
到了大曆、長慶間，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文人的新作了。
那些著名詩人，如李益、李賀、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的詩，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
文人與樂工的關系更密切了。
于是懂得音樂的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給他們去唱，一方面也會提起興趣，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新歌詞，或者模拟樂工們的俚俗歌詞。
一兩個文人嘗試了，其他的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漸漸地風行起來，因此造成數百年詞的發達。
詞起來的時代，向來有很多的說法。
黃昇的《花庵詞選序》說： 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阕，為百代詞曲之祖。
（鄭樵《通志》亦有此說） 徐釚的《詞苑叢談》說： 填詞原本樂府。
《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
前人言之詳矣。
汪森的《詞綜序》說：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
《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
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
謂非詞之源乎？ 這三位古人把詞的起源，一個比一個說得遠。
你看：他們從唐代的李白，說到梁朝的梁武帝、沈約；從梁朝的梁武帝、沈約，竟說到悠遠的先秦時代去了。
這真是錯誤得可笑。
原來我們講詞的起源，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的。
如果說詞起源于先秦時代，而事實上詞的發展又晚在晚唐五代，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年，這如何講得通？即使說起源于梁朝的梁武帝、沈約，中間也隔絕了二百多年，毫無線索可尋。
這些講詞起源的古人，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隻認定詞是長短句，從長短句中去求詞的起源，因此把詞的起源越說越遠。
不錯，“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照他們的說法，則詩的起源即是詞體的起源了。
不更是笑話嗎？我們若嚴格去考求詞發生的源頭脈絡，則不但那些遠征懸拟的詞起源說不可靠，即說李白的《菩薩蠻》與《憶秦娥》為詞體之祖，也是錯誤的。
向來傳為李白作的《菩薩蠻》與《憶秦娥》，實不是李白的作物，證據很多。
第一，蘇鹗《杜陽雜編》說：“太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
其國人危鬓金冠，璎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
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
”《南部新書》亦載此事。
查至太中時，李白之死已近百年，是李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填其篇耶？ 第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遍錄晚唐諸家詞，而不及李白。
歐陽炯作《花間集序》亦隻稱李白有《清平樂調》應制詞四首，（查李白隻有《清平調》七絕三首，此外并無其他的應制詞）而不曾提及他有《菩薩蠻》《憶秦娥》等詞。
第三，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府歌辭，并收後來的《調笑·憶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