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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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
唐代的文學運動
骈偶绮豔的文學至梁陳間，已經發展至最後的階段，當時的文人已漸漸厭棄這種隻有形式美的“靡靡之音”了。
蕭綱本是喜歡作豔詩的，也不滿意當時的文風，他在其《與湘東王繹書》中批評當時文學的流弊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為闡緩。
……既殊比興，正背《風》《騷》。
……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
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
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 這種言論在當時雖未發生若何影響，卻很可表示對當時文壇的反感。
北朝向來是不大歡迎骈偶绮豔的文學。
北周有一位武人蘇綽，因為憤當時文風的浮靡，竟模仿《尚書》來作《大诰》，以矯文風之枉。
至隋文帝楊堅奪了周祚，更嚴禁華豔的文字，诏令天下公私文翰皆應實錄。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即以上書華豔，被付有司治罪。
後來又有一位禦史李谔曾上書請斥浮華之文，其言曰： 魏之三祖（即曹操、曹丕、曹叡），更尚文詞。
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下之從上，有同影響。
競聘文華，遂成風俗。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
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複遣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
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
……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谔的理論顯然是反對魏晉以來不講緻用的純文學，他認定文學必以實用為主。
同時有一位儒者王通，他的主張也和李谔相似。
他說： 文者，苟作雲乎哉，必也濟乎義。
王通是主張文學必以道德為依歸的，他著了一部《中說》，其文筆全仿《論語》。
這是唐以前文學複古的趨勢。
骈偶绮豔的文學，經過兩晉六朝長期的發展，其風氣已深中人心；雖受一部分文人的反對，以及隋文帝政治手段的壓迫，結果亦不甚奏效。
隋文帝的兒子炀帝就是喜歡寫绮文豔思的一個。
故至唐之初期，還是骈偶绮豔的文風流行着。
當時的所謂“上官體”（上官儀）、“四傑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宋體”（沈佺期、宋之問），都不脫六朝文學的流風遺韻，都喜歡作骈偶文，都是由骈偶而陷于绮豔。
直至陳子昂起來，才極力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漢魏文學，反對晉宋以後的頹靡文學。
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文裡發表他的文學見解說：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李白也是一位複古論者，其言曰： 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
将複古道，非我而誰欤？ 自此，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諸人繼起，皆宗法陳子昂，繼續倡導文學複古之論。
至韓愈、柳宗元兩大文豪起，古文運動乃底于成功。
韓愈是以繼承孔孟的道統自命的人，他的文學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文以載道”四字。
看他的《答李翊書》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又說：“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
”可見他是以提倡古道自任的，自然要主張“文以載道”。
他在一篇《進學解》上自叙其文章的來源說：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亦與韓愈相似，其《答韋中立書》論做文章的目的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
接着他又自述其文章的來源說：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緻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韓愈、柳宗元都是反對美文學的，他倆都把自己文章的來源，遠溯于三代兩漢的經史及諸家，洗盡兩晉六朝浮靡的風尚。
古文運動有韓柳二氏的努力而達于最高的發展。
繼之者有李翺、皇甫湜等，皆以才力、文譽不及韓柳，不足号召天下，古文之書遂漸衰。
至于晚唐，绮豔的骈偶文學又複活起來，把古文打倒了。
以上是唐代文學運動的大概情形。
從表面上看來，這個時代的文學運動，完全是複古潮流的文學運動。
其實不然。
他們口裡雖喊着複古的口号，可是他們的文章并不如蘇綽的死拟《尚書》，也不如王通的死拟《論語》；這條死拟古文的路是早已被證明走不通了的。
（《周書》稱蘇綽“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适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唐代的文人隻是以“複古”的口号來做幌子。
他們要利用曆史上的根據來号召人心，以期打倒六朝的绮豔骈偶文學，故高唱三代兩漢之文。
在實際上，他們的文章并不真是複古的。
試看韓愈之言曰：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 他又說： 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柳宗元說： 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
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 李翺論韓愈的文章說： 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
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并。
皇甫湜論韓愈的文章說： 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
李漢論韓文也說：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态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
我們由這些話，可知韓柳的文章明明是“惟陳言之務去”“未嘗效前人之言”；師古人之意，而不師古人之辭；内容雖為“周情孔思”，而外形實是“千态萬貌”，“焯焯烈烈，為唐之章”，并無所謂師法。
韓愈他們緻力于文學運動，其目的無非想提倡一種有内容的實用文章，無非想拿文章來宣傳孔孟之道，無非企圖造成一個新的文派。
他們用的文字，隻求說理說得清，故都用的淺近文言。
我們隻要拿韓愈的文章來和蘇綽《大诰》一類的文章比較，便立見蘇綽所作的才真是模拟的佶屈聱牙的古文，而韓愈的作品乃是具有新風格的唐代文學。
由此看來，唐代的文學運動，不但不是複古運動，而且是實際的革新運動呢。
這個文學運動自然有許多缺點：第一是不應該以複古為名，埋沒了文學進化的觀念；第二是不應該以文學為載道的工具，忽視純文學的價值。
這兩個缺點遺給後世絕大的惡劣影響。
近數百年來文壇深受古文之毒，皆唐代樹“複古”與“明道”旗幟的文學運動為之厲階。
可是，由這個文學運動所産生的許多好處，我們更是不可忽視的：第一，唐代古文學運動的實際，乃是一種提倡樸實散文的運動。
其結果乃産生許多富有文學價值的散文。
這種散文雖不是南朝的文學一類，而實際是受了南朝文學的洗禮，歸于北朝文學的質樸，是能夠兼南北文學之所長的。
如李華的《吊古戰場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山水遊記，白居易、元稹來往的信劄，很多是富有情調意趣的隽妙的散文作品。
第二，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阻遏了骈偶绮豔文學的發展。
自晉宋以來，文人的作品無論文章詩賦，皆用骈偶為之，作風乃流于绮豔不堪。
初唐猶沿其弊，文風亦陷于浮靡不振。
迨陳子昂起來振臂一呼，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詩文，自開元天寶至大曆長慶間的作者，皆直接受着這個文學運動的影響，才不為浮靡绮豔的風氣所蔽，才有可能産生唐代中期百餘年光輝萬丈的文學史。
第三，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因為反對空疏浮華不能緻用的純文學，乃揭出明經載道以為做文章的目的。
因此文學觀念乃流于實用主義一途。
在詩歌方面遂開寫實一派。
這一派的作品以社會民生為題材，以悲天憫人為職志，遂使文學與人生發生最親切的關系。
後來白居易、元稹的文學主張，認定“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自然是受了這個文學運動的影響。
第四，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因為要矯正過去骈偶文學的堆砌藻飾、隐晦難懂的毛病，乃改用淺近流暢的文言來做文章。
唐以後的詩文，受了唐文很深的影響，其流弊自然很多，但明白曉暢，實為一大特色。
以上四點，是我們對于唐代文學運動的實際及影響應有的認識。
唐代的詩歌 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
就數量的發展說，唐詩之盛是很可驚的。
單據《全唐詩》不完備的紀錄，已有詩人二千二百餘家，錄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之多，即已超越過去一千多年詩史的總成績。
我們分析唐詩之所以發達，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由于君主的倡導。
初唐的太宗、女主武則天及玄宗，都是提倡文學，獎勵詩人最力的。
此外如憲宗讀了白居易的《諷谏詩》，便召為學士；穆宗喜歡元稹的詩，征為舍人；文宗則因為愛好五言詩，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簡直變成詩迷了。
唐代的考試制度，本是以詩賦錄取進士的；又加上君主們的特别提倡。
哪個文人不想做官？要做官就得努力于詩。
因此便造成唐代三百年詩壇的盛況。
唐詩不僅“盛”而已。
詩歌至唐已是最高的發展，其成績造詣實已臻于盡善盡美的境界。
我們讀了六朝骈偶绮豔的詩，再來讀唐代的名家詩，真如從一個狹隘的囚籠中飛向海闊天空的地方去。
唐詩是無奇不有的，仿佛是一個博物院；唐詩又是無美不具的，如同一個四季花園。
論者哪一個不贊美唐詩？可是大家都不很明白唐詩的長處在哪裡。
其實唐詩最大的特色，隻是在不講模拟，不事複古，而富有強烈的創造精神，具有自由放肆的精神。
唐代有才氣的詩人，每一個都能自出心裁地在他作品裡表現出作者特殊的個性和風格，呈露着濃厚的新時代色彩。
經過許多優秀詩人的努力于創造工程，因以形成唐代詩壇的偉大成績。
唐代的詩體，向來的論詩者都認定律詩和絕句是唐代的新體詩，都認定那是唐代的代表詩體。
這個錯誤我們是要加以糾正的。
律詩源出于六朝的骈偶，專講聲韻對仗，最束縛作者的意境情感，是最下乘的詩體。
唐人的律詩就很少好的，絕不足以代表唐詩的特色。
我以為能夠代表唐詩的特色的詩體，乃是五七言歌行和絕句。
唐代的詩人最喜歡作五七言歌行。
他們的歌行，自由放肆，不受任何格律的拘束，句子可以長短不齊，用韻沒有一定的規則，不講對仗，不考究平仄。
這可以說是從兩晉六朝解放出來的一種新體自由詩。
絕句雖與律詩同稱“近體”，卻不與律詩同源，它是從六朝的民間歌謠進化出來的。
雖有聲韻的限制，而不必講對仗排偶，格律并不嚴。
這是唐人運用最靈活最巧妙的一種新詩體。
大概唐人作的好詩，都是用五七言歌行和絕句寫出來的。
這是我們讀唐詩最要注意的一點。
向來讀唐詩，都是依據明代高棅的意見，分為下列四種： 初唐（約618—712） 盛唐（約713—765） 中唐（約766—846） 晚唐（約847—906） 這種分期法本來很牽強，并沒有什麼正确的理由做根據。
特别是把唐代中間一段發展的脈絡一貫的詩史，強分為“盛唐”與“中唐”二期，最無道理。
我以為唐詩的分期，隻有三個階段。
第一期，是初唐的八九十年，那還是因襲齊梁以來绮豔作風的時候；第二期，是由玄宗開元（713）起，至穆宗長慶（824）止的一百多年，這是唐詩最興盛最有價值的時期，我們可以統稱為“盛唐”；第三期，是晚唐的六七十年，這時的作風已轉入唯美主義的風氣去了。
這是唐詩大體上的三變。
我們現在就分三期來叙述全部的唐詩。
第一期初唐詩 初唐的詩，在形式上，是唐詩的初期；但其實質，完全是承襲六朝绮豔文學的遺風，還不能說純粹的唐詩。
初唐本是太平盛世，文學自容易流于享樂之用。
況且當代的幾個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後，都是極力提倡骈偶绮豔文學的，因此初唐
蕭綱本是喜歡作豔詩的，也不滿意當時的文風，他在其《與湘東王繹書》中批評當時文學的流弊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為闡緩。
……既殊比興，正背《風》《騷》。
……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
但以當世之作，曆方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
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 這種言論在當時雖未發生若何影響，卻很可表示對當時文壇的反感。
北朝向來是不大歡迎骈偶绮豔的文學。
北周有一位武人蘇綽，因為憤當時文風的浮靡，竟模仿《尚書》來作《大诰》，以矯文風之枉。
至隋文帝楊堅奪了周祚，更嚴禁華豔的文字，诏令天下公私文翰皆應實錄。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即以上書華豔，被付有司治罪。
後來又有一位禦史李谔曾上書請斥浮華之文，其言曰： 魏之三祖（即曹操、曹丕、曹叡），更尚文詞。
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下之從上，有同影響。
競聘文華，遂成風俗。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
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複遣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
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
……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谔的理論顯然是反對魏晉以來不講緻用的純文學，他認定文學必以實用為主。
同時有一位儒者王通，他的主張也和李谔相似。
他說： 文者，苟作雲乎哉，必也濟乎義。
王通是主張文學必以道德為依歸的，他著了一部《中說》，其文筆全仿《論語》。
這是唐以前文學複古的趨勢。
骈偶绮豔的文學，經過兩晉六朝長期的發展，其風氣已深中人心；雖受一部分文人的反對，以及隋文帝政治手段的壓迫，結果亦不甚奏效。
隋文帝的兒子炀帝就是喜歡寫绮文豔思的一個。
故至唐之初期，還是骈偶绮豔的文風流行着。
當時的所謂“上官體”（上官儀）、“四傑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宋體”（沈佺期、宋之問），都不脫六朝文學的流風遺韻，都喜歡作骈偶文，都是由骈偶而陷于绮豔。
直至陳子昂起來，才極力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漢魏文學，反對晉宋以後的頹靡文學。
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文裡發表他的文學見解說：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李白也是一位複古論者，其言曰： 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
将複古道，非我而誰欤？ 自此，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諸人繼起，皆宗法陳子昂，繼續倡導文學複古之論。
至韓愈、柳宗元兩大文豪起，古文運動乃底于成功。
韓愈是以繼承孔孟的道統自命的人，他的文學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文以載道”四字。
看他的《答李翊書》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又說：“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
”可見他是以提倡古道自任的，自然要主張“文以載道”。
他在一篇《進學解》上自叙其文章的來源說：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亦與韓愈相似，其《答韋中立書》論做文章的目的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
接着他又自述其文章的來源說：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緻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韓愈、柳宗元都是反對美文學的，他倆都把自己文章的來源，遠溯于三代兩漢的經史及諸家，洗盡兩晉六朝浮靡的風尚。
古文運動有韓柳二氏的努力而達于最高的發展。
繼之者有李翺、皇甫湜等，皆以才力、文譽不及韓柳，不足号召天下，古文之書遂漸衰。
至于晚唐，绮豔的骈偶文學又複活起來，把古文打倒了。
以上是唐代文學運動的大概情形。
從表面上看來，這個時代的文學運動，完全是複古潮流的文學運動。
其實不然。
他們口裡雖喊着複古的口号，可是他們的文章并不如蘇綽的死拟《尚書》，也不如王通的死拟《論語》；這條死拟古文的路是早已被證明走不通了的。
（《周書》稱蘇綽“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适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
）唐代的文人隻是以“複古”的口号來做幌子。
他們要利用曆史上的根據來号召人心，以期打倒六朝的绮豔骈偶文學，故高唱三代兩漢之文。
在實際上，他們的文章并不真是複古的。
試看韓愈之言曰：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 他又說： 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柳宗元說： 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
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 李翺論韓愈的文章說： 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
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并。
皇甫湜論韓愈的文章說： 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
李漢論韓文也說：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态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
我們由這些話，可知韓柳的文章明明是“惟陳言之務去”“未嘗效前人之言”；師古人之意，而不師古人之辭；内容雖為“周情孔思”，而外形實是“千态萬貌”，“焯焯烈烈，為唐之章”，并無所謂師法。
韓愈他們緻力于文學運動，其目的無非想提倡一種有内容的實用文章，無非想拿文章來宣傳孔孟之道，無非企圖造成一個新的文派。
他們用的文字，隻求說理說得清，故都用的淺近文言。
我們隻要拿韓愈的文章來和蘇綽《大诰》一類的文章比較，便立見蘇綽所作的才真是模拟的佶屈聱牙的古文，而韓愈的作品乃是具有新風格的唐代文學。
由此看來，唐代的文學運動，不但不是複古運動，而且是實際的革新運動呢。
這個文學運動自然有許多缺點：第一是不應該以複古為名，埋沒了文學進化的觀念；第二是不應該以文學為載道的工具，忽視純文學的價值。
這兩個缺點遺給後世絕大的惡劣影響。
近數百年來文壇深受古文之毒，皆唐代樹“複古”與“明道”旗幟的文學運動為之厲階。
可是，由這個文學運動所産生的許多好處，我們更是不可忽視的：第一，唐代古文學運動的實際，乃是一種提倡樸實散文的運動。
其結果乃産生許多富有文學價值的散文。
這種散文雖不是南朝的文學一類，而實際是受了南朝文學的洗禮，歸于北朝文學的質樸，是能夠兼南北文學之所長的。
如李華的《吊古戰場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山水遊記，白居易、元稹來往的信劄，很多是富有情調意趣的隽妙的散文作品。
第二，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阻遏了骈偶绮豔文學的發展。
自晉宋以來，文人的作品無論文章詩賦，皆用骈偶為之，作風乃流于绮豔不堪。
初唐猶沿其弊，文風亦陷于浮靡不振。
迨陳子昂起來振臂一呼，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詩文，自開元天寶至大曆長慶間的作者，皆直接受着這個文學運動的影響，才不為浮靡绮豔的風氣所蔽，才有可能産生唐代中期百餘年光輝萬丈的文學史。
第三，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因為反對空疏浮華不能緻用的純文學，乃揭出明經載道以為做文章的目的。
因此文學觀念乃流于實用主義一途。
在詩歌方面遂開寫實一派。
這一派的作品以社會民生為題材，以悲天憫人為職志，遂使文學與人生發生最親切的關系。
後來白居易、元稹的文學主張，認定“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自然是受了這個文學運動的影響。
第四，這個時期的文學運動，因為要矯正過去骈偶文學的堆砌藻飾、隐晦難懂的毛病，乃改用淺近流暢的文言來做文章。
唐以後的詩文，受了唐文很深的影響，其流弊自然很多，但明白曉暢，實為一大特色。
以上四點，是我們對于唐代文學運動的實際及影響應有的認識。
唐代的詩歌 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
就數量的發展說，唐詩之盛是很可驚的。
單據《全唐詩》不完備的紀錄，已有詩人二千二百餘家，錄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之多，即已超越過去一千多年詩史的總成績。
我們分析唐詩之所以發達，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由于君主的倡導。
初唐的太宗、女主武則天及玄宗，都是提倡文學，獎勵詩人最力的。
此外如憲宗讀了白居易的《諷谏詩》，便召為學士；穆宗喜歡元稹的詩，征為舍人；文宗則因為愛好五言詩，特置詩學士七十二人，簡直變成詩迷了。
唐代的考試制度，本是以詩賦錄取進士的；又加上君主們的特别提倡。
哪個文人不想做官？要做官就得努力于詩。
因此便造成唐代三百年詩壇的盛況。
唐詩不僅“盛”而已。
詩歌至唐已是最高的發展，其成績造詣實已臻于盡善盡美的境界。
我們讀了六朝骈偶绮豔的詩，再來讀唐代的名家詩，真如從一個狹隘的囚籠中飛向海闊天空的地方去。
唐詩是無奇不有的，仿佛是一個博物院；唐詩又是無美不具的，如同一個四季花園。
論者哪一個不贊美唐詩？可是大家都不很明白唐詩的長處在哪裡。
其實唐詩最大的特色，隻是在不講模拟，不事複古，而富有強烈的創造精神，具有自由放肆的精神。
唐代有才氣的詩人，每一個都能自出心裁地在他作品裡表現出作者特殊的個性和風格，呈露着濃厚的新時代色彩。
經過許多優秀詩人的努力于創造工程，因以形成唐代詩壇的偉大成績。
唐代的詩體，向來的論詩者都認定律詩和絕句是唐代的新體詩，都認定那是唐代的代表詩體。
這個錯誤我們是要加以糾正的。
律詩源出于六朝的骈偶，專講聲韻對仗，最束縛作者的意境情感，是最下乘的詩體。
唐人的律詩就很少好的，絕不足以代表唐詩的特色。
我以為能夠代表唐詩的特色的詩體，乃是五七言歌行和絕句。
唐代的詩人最喜歡作五七言歌行。
他們的歌行，自由放肆，不受任何格律的拘束，句子可以長短不齊，用韻沒有一定的規則，不講對仗，不考究平仄。
這可以說是從兩晉六朝解放出來的一種新體自由詩。
絕句雖與律詩同稱“近體”，卻不與律詩同源，它是從六朝的民間歌謠進化出來的。
雖有聲韻的限制，而不必講對仗排偶，格律并不嚴。
這是唐人運用最靈活最巧妙的一種新詩體。
大概唐人作的好詩，都是用五七言歌行和絕句寫出來的。
這是我們讀唐詩最要注意的一點。
向來讀唐詩，都是依據明代高棅的意見，分為下列四種： 初唐（約618—712） 盛唐（約713—765） 中唐（約766—846） 晚唐（約847—906） 這種分期法本來很牽強，并沒有什麼正确的理由做根據。
特别是把唐代中間一段發展的脈絡一貫的詩史，強分為“盛唐”與“中唐”二期，最無道理。
我以為唐詩的分期，隻有三個階段。
第一期，是初唐的八九十年，那還是因襲齊梁以來绮豔作風的時候；第二期，是由玄宗開元（713）起，至穆宗長慶（824）止的一百多年，這是唐詩最興盛最有價值的時期，我們可以統稱為“盛唐”；第三期，是晚唐的六七十年，這時的作風已轉入唯美主義的風氣去了。
這是唐詩大體上的三變。
我們現在就分三期來叙述全部的唐詩。
第一期初唐詩 初唐的詩，在形式上，是唐詩的初期；但其實質，完全是承襲六朝绮豔文學的遺風，還不能說純粹的唐詩。
初唐本是太平盛世，文學自容易流于享樂之用。
況且當代的幾個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後，都是極力提倡骈偶绮豔文學的，因此初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