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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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文學
漢代文學的傾向
由先秦至漢代，文學的進展也跟着時代及政治的推移，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個新時代的文學之形成，當然決不是偶然起來的，而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因果關系。
現在我們研究漢代文學，首先便要從事于講解漢代文學所受當代的影響而起的幾種反應： 第一，漢代的文語已經分離，貴族化的古典文學因以起來。
——在秦以前，經過很長的封建割據時期，不但各國的言語不同，即各國的文字也各不相同。
秦始皇既統一中國，為鞏固統一的文化基礎，自有實施文字統一政策之必要。
故一方面改大篆為小篆，制成一種簡省的文字，以便于通行；一方面又以政府的命令，要全國“書同文”，把各種歧異的字體悉行廢除。
自從這種文字統一政策實施奏效以後，果然把許多怪異的方言淘汰掉，而有通行全國的簡便文字了。
有了這種簡便通用的文字，對于智識文化的保存與發揚，自然容易緻力；但從此，文體和語體卻越離越遠了。
我們知道，雖說在秦以前已是文語不能一緻，好在那時的文字還沒有定于一律，各國的文字每随各地的方言俗語而變，故文與語雖分離，還不會相距過遠。
至秦以後，文字有了定型，不能随方俗而變，久了便變為不容易懂的典雅的古文，文與語便完全異道而揚镳了。
這樣文體與語體極端分化的結果，使學習文字便成一件艱難的事；又因教育不能普及，遂使習用文字成為少數人的專業。
這樣一來，文學的領域也跟着文語的分離而劃分為兩個色彩不同的範圍：一部分仍舊是老百姓們用口語讴唱的平民文學；一部分是文人學士用古文寫的貴族化的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可以說是始于漢代。
因為當時的政府要用一種統一的典雅的古文，來作教化的工具，造就了一班專門使用古典文字的人才出來。
于是使用古典文字，即作古文，便成為文人的特殊技能。
因此貴族化的古典文學便大發達于漢代。
第二，漢代是儒教的學術思想最盛行的時代，文學一科也被籠罩在儒教的思想之下，埋沒了獨立的正确的文學觀念，故文學得不到健全的發展。
——我們知道，漢代自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定儒術于一尊以後，一切都儒教化了。
一部最有文學價值的《詩經》，也因此竟被一班腐儒解釋得變成一部倫理學講義了。
一般有天才的文人，都用其心力去做有益于社會國家的文章著述，至于純粹的抒情詩竟沒有人去問津。
雖說當時也産生了許多賦的作家，但都是另有所為而作，并沒有忠實于文學的嚴正精神。
例如揚雄總算很喜歡作賦，他還不免嘲笑賦體，說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由此可知當代對于文學還不免視為小技，還沒有認識文學的必要及其獨立的珍貴的地位，故不免以餘力而為之，文學的發展自難臻于健全。
所以漢代文學作品的數量雖說很不少，但論其價值，則很有限（民間文學又當别論）。
直至漢末，始有一班忠實而獻身于文學的文人起來，始造成文學的黃金時代。
第三，政府豢養文人，文學變為政治的工具，此亦漢代文學進展中的一大厄運。
——漢代是經過東周至秦五六百年混戰之後，新得到的一個長期的太平統一時代。
中間雖經過幾度的變亂，而為時甚暫。
前後計算起來，實有三百多年的治安期。
在這三百多年的治安期間所形成的文學是什麼？就是典雅富麗，歌頌太平盛德的辭賦文學。
因為當代那些富貴安樂慣了的帝王，多把文學當作一種消遣的玩意兒，極力獎勵提攜天下的文人去作粉飾太平的富貴文章。
而當代一般窮文人，卻都靠着作這種富麗堂皇的辭賦，以讨帝王的歡喜，以作升官發财的工具。
他們的創作完全是為政治欲所驅使，沒有絲毫藝術的動機。
這自然不會有偉大的創作品出來。
由上面所講的三點看來，則雖說漢代的文學風氣很濃，雖說文人輩出，作品日繁，對文學上有新的貢獻；但這種新貢獻絕不曾使我們發生快感。
我們隻覺得先秦時代文學發展的那一股活躍的生機，到漢代已被壓迫斬伐殆盡了。
這是很顯然的，在先秦時代的作者，都帶着無所為而為的自由精神去創作，隻知道讴歌自己的生命情思，這是先秦文學的偉大矜貴處。
可惜到了漢代，文字古典化了，文學被視為小技，而且工具化了，試問如何能作出真摯而有價值的作品來？加以漢代是個一切都傾向複古的時代，文學模拟之風因以極濃。
鼎鼎大名的漢代文豪揚雄，即是以善模著稱于世。
他的一切著作都是模拟的，文學的作品如《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羽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劇秦美新》及《連珠》等，竟無一篇不是出于拟作。
此外的文人如枚乘、馮衍、班固及張衡等，皆以模拟見稱。
這種模拟的風氣的造成，不僅阻礙漢代文學的發揚光大，流毒于後世文壇者更深。
兩千年來文人方面的文學多偏重模拟，實漢代首倡模拟文風為之厲階。
話雖如此，我們講漢代文學當然不僅隻注意到文人方面，也許真正能代表漢代的還是民間文學，也許漢代的民間歌兒比文人的辭賦更有價值，更有優美的影響于後世文壇呢。
這些且讓後面去細講吧。
我們在這一章是要大概講明漢代文學的淵源及其潮流風氣，故略述如上。
漢代的辭賦 先秦時代的文學，最初隻有詩歌。
根據傳統的說法，詩有六義，賦是詩的一義。
但這隻是說賦是詩的一種直陳式的作法，并不是說賦是一種獨立的文體。
屈原是被稱為賦體的開山大師的，然他作的《離騷》諸篇，都是長篇的韻文抒情詩，實不容稱之為賦。
直到荀況、宋玉，才創立賦名。
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诠賦篇》說： 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号，與詩畫境。
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 自荀況、宋玉作賦以後，大家都“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谕之義”（《漢書·藝文志》），于是賦的形式與内容完全與詩不同。
到了漢代，賦便成為一種獨立的重要文體了。
可是，賦在事實上，雖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與詩對抗的文體，但要它下一個定義，解釋它這種文體的特性，仍舊是很困難的。
雖有許多古人的解說，仍然不能得其要領。
例如劉熙的《釋名》上說： 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皇甫谧的《三都賦·序》上說：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
鐘嵘的《詩品》上說： 直陳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摯虞的《文章流别論》上說： （賦）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
劉勰的《文心雕龍》上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這上面許多解說，都沒有明白說出“賦是什麼”，不過是指明作賦要鋪敷誇飾而已，使我們仍舊不能明了賦體的真意義。
其實，賦本是作詩的一種方法，并非獨立的一種文體，不過後來的文人，喜歡使用這種作法，遂成詩的變體，而名之為“賦”。
實則賦中之情韻濃厚者，皆是詩。
隻是到了漢代，作者“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吳讷語），于是賦乃變成一種淫麗的美文，以典雅豐缛為貴，便不能說是詩，隻能算是界乎詩與文中間的文體而已。
賦是漢代文人的文學中最主要的部分。
兩漢的文人，幾乎每一個都曾在賦裡面貢獻他的才力聰明。
文學史家都說：“漢是賦的時代。
”就賦的發展一方面說，這個話是一點不錯的。
漢賦為什麼突飛猛進地發達起來呢？我們分析賦在漢代之所以發達，實有兩種必然的原因： 第一，先秦時代所産生的文學成績有兩種，一是詩歌，一是騷賦。
詩歌多出自民間，遣詞俚俗，非文人所優為。
騷賦乃是通文的人所作的，先秦作者僅有屈原、宋玉幾人，作品甚少，正有待于後之文人去發揚光大。
第二，漢代是太平的時代，政府要點綴太平，自然竭力提倡讴歌太平盛德的文學。
賦體本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為能事的，正是寫太平文學的最好的文體。
漢代的幾個皇帝都喜歡辭賦一類的文學，于是文人都競作賦，以求取功名，而賦遂繁。
漢之初期，即有賦家。
陸賈、賈誼作賦最早。
漢武帝前後，要算是賦的黃金時代，如大賦家枚乘、司馬相如，都是這時候的作者。
至宣帝成帝兩朝，賦體益繁。
據劉勰的記載，“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禦之賦，千有餘首”，其盛可想。
東漢賦壇，則以章和前後為最盛之期。
直到漢末建安以後，文壇的風氣才由賦移轉為詩歌作中心的發展。
賦至漢代而繁，亦至漢代而弊。
因為當時的文人，本沒有忠實于文學的信念，他們作賦的目的，完全是基于“以文幹祿”的念頭。
這樣一來，賦體乃變成文人作政治企圖的一種工具，作品的價值亦因之而低落了。
所以，如果從質的方面來估計漢賦的價值，那是顯然要使我們大失所望的。
漢代的賦家，第一個當數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前118），這是無疑的。
王世貞說：“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
”（《藝苑卮言》）司馬相如的賦是否能夠稱“聖”，誠然是個疑問，但他确是以賦獨步兩漢的。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
《史記》稱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因病免。
客遊梁，與文士鄒陽、杖乘、嚴忌等見知于梁孝王，作《子虛賦》。
會孝王卒，相如返而家貧，
這個新時代的文學之形成，當然決不是偶然起來的，而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因果關系。
現在我們研究漢代文學，首先便要從事于講解漢代文學所受當代的影響而起的幾種反應： 第一，漢代的文語已經分離，貴族化的古典文學因以起來。
——在秦以前，經過很長的封建割據時期，不但各國的言語不同，即各國的文字也各不相同。
秦始皇既統一中國，為鞏固統一的文化基礎，自有實施文字統一政策之必要。
故一方面改大篆為小篆，制成一種簡省的文字，以便于通行；一方面又以政府的命令，要全國“書同文”，把各種歧異的字體悉行廢除。
自從這種文字統一政策實施奏效以後，果然把許多怪異的方言淘汰掉，而有通行全國的簡便文字了。
有了這種簡便通用的文字，對于智識文化的保存與發揚，自然容易緻力；但從此，文體和語體卻越離越遠了。
我們知道，雖說在秦以前已是文語不能一緻，好在那時的文字還沒有定于一律，各國的文字每随各地的方言俗語而變，故文與語雖分離，還不會相距過遠。
至秦以後，文字有了定型，不能随方俗而變，久了便變為不容易懂的典雅的古文，文與語便完全異道而揚镳了。
這樣文體與語體極端分化的結果，使學習文字便成一件艱難的事；又因教育不能普及，遂使習用文字成為少數人的專業。
這樣一來，文學的領域也跟着文語的分離而劃分為兩個色彩不同的範圍：一部分仍舊是老百姓們用口語讴唱的平民文學；一部分是文人學士用古文寫的貴族化的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可以說是始于漢代。
因為當時的政府要用一種統一的典雅的古文，來作教化的工具，造就了一班專門使用古典文字的人才出來。
于是使用古典文字，即作古文，便成為文人的特殊技能。
因此貴族化的古典文學便大發達于漢代。
第二，漢代是儒教的學術思想最盛行的時代，文學一科也被籠罩在儒教的思想之下，埋沒了獨立的正确的文學觀念，故文學得不到健全的發展。
——我們知道，漢代自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罷黜百家，定儒術于一尊以後，一切都儒教化了。
一部最有文學價值的《詩經》，也因此竟被一班腐儒解釋得變成一部倫理學講義了。
一般有天才的文人，都用其心力去做有益于社會國家的文章著述，至于純粹的抒情詩竟沒有人去問津。
雖說當時也産生了許多賦的作家，但都是另有所為而作，并沒有忠實于文學的嚴正精神。
例如揚雄總算很喜歡作賦，他還不免嘲笑賦體，說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由此可知當代對于文學還不免視為小技，還沒有認識文學的必要及其獨立的珍貴的地位，故不免以餘力而為之，文學的發展自難臻于健全。
所以漢代文學作品的數量雖說很不少，但論其價值，則很有限（民間文學又當别論）。
直至漢末，始有一班忠實而獻身于文學的文人起來，始造成文學的黃金時代。
第三，政府豢養文人，文學變為政治的工具，此亦漢代文學進展中的一大厄運。
——漢代是經過東周至秦五六百年混戰之後，新得到的一個長期的太平統一時代。
中間雖經過幾度的變亂，而為時甚暫。
前後計算起來，實有三百多年的治安期。
在這三百多年的治安期間所形成的文學是什麼？就是典雅富麗，歌頌太平盛德的辭賦文學。
因為當代那些富貴安樂慣了的帝王，多把文學當作一種消遣的玩意兒，極力獎勵提攜天下的文人去作粉飾太平的富貴文章。
而當代一般窮文人，卻都靠着作這種富麗堂皇的辭賦，以讨帝王的歡喜，以作升官發财的工具。
他們的創作完全是為政治欲所驅使，沒有絲毫藝術的動機。
這自然不會有偉大的創作品出來。
由上面所講的三點看來，則雖說漢代的文學風氣很濃，雖說文人輩出，作品日繁，對文學上有新的貢獻；但這種新貢獻絕不曾使我們發生快感。
我們隻覺得先秦時代文學發展的那一股活躍的生機，到漢代已被壓迫斬伐殆盡了。
這是很顯然的，在先秦時代的作者，都帶着無所為而為的自由精神去創作，隻知道讴歌自己的生命情思，這是先秦文學的偉大矜貴處。
可惜到了漢代，文字古典化了，文學被視為小技，而且工具化了，試問如何能作出真摯而有價值的作品來？加以漢代是個一切都傾向複古的時代，文學模拟之風因以極濃。
鼎鼎大名的漢代文豪揚雄，即是以善模著稱于世。
他的一切著作都是模拟的，文學的作品如《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羽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劇秦美新》及《連珠》等，竟無一篇不是出于拟作。
此外的文人如枚乘、馮衍、班固及張衡等，皆以模拟見稱。
這種模拟的風氣的造成，不僅阻礙漢代文學的發揚光大，流毒于後世文壇者更深。
兩千年來文人方面的文學多偏重模拟，實漢代首倡模拟文風為之厲階。
話雖如此，我們講漢代文學當然不僅隻注意到文人方面，也許真正能代表漢代的還是民間文學，也許漢代的民間歌兒比文人的辭賦更有價值，更有優美的影響于後世文壇呢。
這些且讓後面去細講吧。
我們在這一章是要大概講明漢代文學的淵源及其潮流風氣，故略述如上。
漢代的辭賦 先秦時代的文學，最初隻有詩歌。
根據傳統的說法，詩有六義，賦是詩的一義。
但這隻是說賦是詩的一種直陳式的作法，并不是說賦是一種獨立的文體。
屈原是被稱為賦體的開山大師的，然他作的《離騷》諸篇，都是長篇的韻文抒情詩，實不容稱之為賦。
直到荀況、宋玉，才創立賦名。
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诠賦篇》說： 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号，與詩畫境。
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 自荀況、宋玉作賦以後，大家都“競為侈麗闳衍之詞，沒其風谕之義”（《漢書·藝文志》），于是賦的形式與内容完全與詩不同。
到了漢代，賦便成為一種獨立的重要文體了。
可是，賦在事實上，雖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與詩對抗的文體，但要它下一個定義，解釋它這種文體的特性，仍舊是很困難的。
雖有許多古人的解說，仍然不能得其要領。
例如劉熙的《釋名》上說： 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皇甫谧的《三都賦·序》上說：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
鐘嵘的《詩品》上說： 直陳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摯虞的《文章流别論》上說： （賦）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
劉勰的《文心雕龍》上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這上面許多解說，都沒有明白說出“賦是什麼”，不過是指明作賦要鋪敷誇飾而已，使我們仍舊不能明了賦體的真意義。
其實，賦本是作詩的一種方法，并非獨立的一種文體，不過後來的文人，喜歡使用這種作法，遂成詩的變體，而名之為“賦”。
實則賦中之情韻濃厚者，皆是詩。
隻是到了漢代，作者“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吳讷語），于是賦乃變成一種淫麗的美文，以典雅豐缛為貴，便不能說是詩，隻能算是界乎詩與文中間的文體而已。
賦是漢代文人的文學中最主要的部分。
兩漢的文人，幾乎每一個都曾在賦裡面貢獻他的才力聰明。
文學史家都說：“漢是賦的時代。
”就賦的發展一方面說，這個話是一點不錯的。
漢賦為什麼突飛猛進地發達起來呢？我們分析賦在漢代之所以發達，實有兩種必然的原因： 第一，先秦時代所産生的文學成績有兩種，一是詩歌，一是騷賦。
詩歌多出自民間，遣詞俚俗，非文人所優為。
騷賦乃是通文的人所作的，先秦作者僅有屈原、宋玉幾人，作品甚少，正有待于後之文人去發揚光大。
第二，漢代是太平的時代，政府要點綴太平，自然竭力提倡讴歌太平盛德的文學。
賦體本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為能事的，正是寫太平文學的最好的文體。
漢代的幾個皇帝都喜歡辭賦一類的文學，于是文人都競作賦，以求取功名，而賦遂繁。
漢之初期，即有賦家。
陸賈、賈誼作賦最早。
漢武帝前後，要算是賦的黃金時代，如大賦家枚乘、司馬相如，都是這時候的作者。
至宣帝成帝兩朝，賦體益繁。
據劉勰的記載，“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禦之賦，千有餘首”，其盛可想。
東漢賦壇，則以章和前後為最盛之期。
直到漢末建安以後，文壇的風氣才由賦移轉為詩歌作中心的發展。
賦至漢代而繁，亦至漢代而弊。
因為當時的文人，本沒有忠實于文學的信念，他們作賦的目的，完全是基于“以文幹祿”的念頭。
這樣一來，賦體乃變成文人作政治企圖的一種工具，作品的價值亦因之而低落了。
所以，如果從質的方面來估計漢賦的價值，那是顯然要使我們大失所望的。
漢代的賦家，第一個當數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前118），這是無疑的。
王世貞說：“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
”（《藝苑卮言》）司馬相如的賦是否能夠稱“聖”，誠然是個疑問，但他确是以賦獨步兩漢的。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
《史記》稱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因病免。
客遊梁，與文士鄒陽、杖乘、嚴忌等見知于梁孝王，作《子虛賦》。
會孝王卒，相如返而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