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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音初篇》說：“禹行功，見塗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實始作為南音。
”可見南音發生甚早。
《詩經》裡面雖無楚風之名，實有楚地之歌。
《論語》中載有接輿《鳳兮》之詠，《孟子》中亦有孺子《滄浪》之歌。
至《九歌》等篇相繼産生以後，偉大的《楚辭》便逐漸誕生于人間了。
梁啟超說：“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為平行線的發展。
内中如《莊子》《孟子》及《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有文章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勢為可能的。
”（《屈原研究》）這個話也可以解釋《楚辭》的發展是與當代的學術文化相連帶，決不是偶然突起的。
富于浪漫的神秘思想，是《楚辭》最大的特色。
其原因是由于南方得天然的恩惠本較豐厚，多高山、大澤、深林、沃野。
人民的生活較易為力。
故多流于冥思幻想，求解宇宙之謎。
其俗信巫鬼、重淫祀、崇仰神明的環境如此，故其信仰的表現，自然而然地流于虛無的、浪漫的、神秘的傾向。
屈原是《楚辭》的創造者，是文學史上最初的一個大詩人。
《史記·屈原傳》稱屈原名平（他在《離騷》中自稱“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這大約也如現代小說中的化名，并非真稱），為楚武王子瑕之後，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
關于他的家庭，我們至多隻知道他有一個姊（？），此外即他的故鄉在哪裡，也不知道。
他因是皇室貴族，故早年便做了官。
又因他“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具有政治上的長才，故在楚懷王朝做到左徒的高位。
是時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聲勢甚為顯赫。
後因為王造“憲令”，被讒見疏，流于漢北。
最後，他還使過齊國，做過三闾大夫。
終為鄭袖、子蘭、靳尚等的讒言所陷害，橫遭放逐，漂泊沅湘，飲恨而自沉于汨羅。
這位絕代的詩人便爾與世長辭了。
（關于屈原的死年，衆說不一。
大概是在頃襄王初年，那時屈原已經有五十歲左右了。
） 屈原的作品，據班固《漢書·藝文志》稱有二十五篇。
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載，亦多為屈原之作，今列其目錄如下： 《楚辭》的後半部已經是漢人的作品，用不着我們在這裡讨論。
現在我們要加以考慮的乃是前半部重要部分的《楚辭》。
據曆代學者的嚴密考證，真正可信為出于屈原手筆者，實隻有下列諸篇： （1）《離騷》 （2）《橘頌》（此篇至以下九篇皆屬《九章》） （3）《抽思》 （4）《悲回風》 （5）《惜誦》 （6）《思美人》 （7）《哀郢》 （8）《涉江》 （9）《懷沙》 （10）《惜往日》 （11）《天問》 其餘，如《九歌》的産生實在屈原之前，朱熹已明指其為楚人的祀神舞歌，此蓋《楚辭》的先驅，無此則無法解釋屈原文學的來源。
《遠遊》一篇，則經近人胡适、陸侃如等詳加研究，已從多方面證明其為後人拟作。
《蔔居》與《漁父》二篇，開頭即說“屈原既放”，似系旁人所記載或許如王逸所言，乃楚人思念屈原而作，也未可知。
至于《招魂》一篇，雖後世學者有認為屈原的作品，但王逸、朱熹皆題為宋玉作，未可即遽歸之于屈原也。
這位文學的老祖宗辛苦地寫下二十五篇名著，至今僅有十一篇（若《九章》算一篇，則共隻三篇）可征信的作品遺傳下來，不能不說是文學上的一大損失。
可是，我們僅就《離騷》及《九章》等篇，便可縱觀屈原思想的全部及其藝術上的最高成績了。
梁啟超說：“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原素：一種是極高尚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
”（《屈原研究》）這是不錯的。
屈原本是一個矯然獨立、悲時憤俗的詩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終熱烈地愛護他的國家社會，始終抱着犧牲自己去改造國家社會的宏圖。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但是像他那樣“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這般孤芳自賞，潔身自愛的聖者，自然不能與世相合，自然要忤時而不得志了。
加以楚王也不信任他，“茲曆情以陳辭兮，荪佯聾而不聞”；“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屈原失望之餘，也漸漸覺悟了：“國無人莫我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實始作為南音。
”可見南音發生甚早。
《詩經》裡面雖無楚風之名，實有楚地之歌。
《論語》中載有接輿《鳳兮》之詠，《孟子》中亦有孺子《滄浪》之歌。
至《九歌》等篇相繼産生以後，偉大的《楚辭》便逐漸誕生于人間了。
梁啟超說：“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為平行線的發展。
内中如《莊子》《孟子》及《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有文章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勢為可能的。
”（《屈原研究》）這個話也可以解釋《楚辭》的發展是與當代的學術文化相連帶，決不是偶然突起的。
富于浪漫的神秘思想，是《楚辭》最大的特色。
其原因是由于南方得天然的恩惠本較豐厚，多高山、大澤、深林、沃野。
人民的生活較易為力。
故多流于冥思幻想，求解宇宙之謎。
其俗信巫鬼、重淫祀、崇仰神明的環境如此，故其信仰的表現，自然而然地流于虛無的、浪漫的、神秘的傾向。
屈原是《楚辭》的創造者，是文學史上最初的一個大詩人。
《史記·屈原傳》稱屈原名平（他在《離騷》中自稱“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這大約也如現代小說中的化名，并非真稱），為楚武王子瑕之後，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
關于他的家庭，我們至多隻知道他有一個姊（？），此外即他的故鄉在哪裡，也不知道。
他因是皇室貴族，故早年便做了官。
又因他“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具有政治上的長才，故在楚懷王朝做到左徒的高位。
是時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聲勢甚為顯赫。
後因為王造“憲令”，被讒見疏，流于漢北。
最後，他還使過齊國，做過三闾大夫。
終為鄭袖、子蘭、靳尚等的讒言所陷害，橫遭放逐，漂泊沅湘，飲恨而自沉于汨羅。
這位絕代的詩人便爾與世長辭了。
（關于屈原的死年，衆說不一。
大概是在頃襄王初年，那時屈原已經有五十歲左右了。
） 屈原的作品，據班固《漢書·藝文志》稱有二十五篇。
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載，亦多為屈原之作，今列其目錄如下： 《楚辭》的後半部已經是漢人的作品，用不着我們在這裡讨論。
現在我們要加以考慮的乃是前半部重要部分的《楚辭》。
據曆代學者的嚴密考證，真正可信為出于屈原手筆者，實隻有下列諸篇： （1）《離騷》 （2）《橘頌》（此篇至以下九篇皆屬《九章》） （3）《抽思》 （4）《悲回風》 （5）《惜誦》 （6）《思美人》 （7）《哀郢》 （8）《涉江》 （9）《懷沙》 （10）《惜往日》 （11）《天問》 其餘，如《九歌》的産生實在屈原之前，朱熹已明指其為楚人的祀神舞歌，此蓋《楚辭》的先驅，無此則無法解釋屈原文學的來源。
《遠遊》一篇，則經近人胡适、陸侃如等詳加研究，已從多方面證明其為後人拟作。
《蔔居》與《漁父》二篇，開頭即說“屈原既放”，似系旁人所記載或許如王逸所言，乃楚人思念屈原而作，也未可知。
至于《招魂》一篇，雖後世學者有認為屈原的作品，但王逸、朱熹皆題為宋玉作，未可即遽歸之于屈原也。
這位文學的老祖宗辛苦地寫下二十五篇名著，至今僅有十一篇（若《九章》算一篇，則共隻三篇）可征信的作品遺傳下來，不能不說是文學上的一大損失。
可是，我們僅就《離騷》及《九章》等篇，便可縱觀屈原思想的全部及其藝術上的最高成績了。
梁啟超說：“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原素：一種是極高尚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
”（《屈原研究》）這是不錯的。
屈原本是一個矯然獨立、悲時憤俗的詩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終熱烈地愛護他的國家社會，始終抱着犧牲自己去改造國家社會的宏圖。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但是像他那樣“高餘冠之岌岌兮，長餘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這般孤芳自賞，潔身自愛的聖者，自然不能與世相合，自然要忤時而不得志了。
加以楚王也不信任他，“茲曆情以陳辭兮，荪佯聾而不聞”；“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屈原失望之餘，也漸漸覺悟了：“國無人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