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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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跻。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裡面的作品，實有大部分都是這樣神妙隽美的小詩。
這大約是因為經過了嚴格的删選修飾的緣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齊美觀。
隻有點可惜，當時歌謠的真面目沒有完全保存下來了。
《詩經》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風格意趣，各有特色，極不一緻；其佳美處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評語去貫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詩的作風成為一緻性。
換言之，就是說《詩經》在藝術上的趣味，是很複雜的。
可是，向來講《詩經》的，都隻簡單地認定“溫柔敦厚”為詩教，認為《詩經》最大的特色。
這實在是一個最可笑的錯誤。
我們隻承認《詩經》裡面有一部分溫柔敦厚的詩，但決不是全部。
即如《詩經》裡面那許多抒寫情欲的所謂“淫風”，都壓根兒不能說是“敦厚”。
至如《碩鼠》詩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及《苕之華》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等詩，都是悲憤激烈之辭，全不合溫柔敦厚之旨了。
然而這些詩均不以不合于“溫柔敦厚”之旨而失其價值。
所以，“溫柔敦厚”四個字決不能成為詩教，決不能解釋《詩經》全部的藝術價值。
此外，向來又多用“賦”“比”“興”之說來诠釋《詩經》的作法。
大體說來，“賦”是“直陳其事”；“比”是“比托于物，以彼狀此”；“興”是“托物興詞”。
這樣的說法，雖則大概能講明《詩經》作法上的體例類别，卻也不能用來解釋《詩經》的藝術價值，并沒有多大的意義。
（以前有專門贊美《詩經》中的興詩或比詩者，都無道理。
）其實，古人研究《詩經》的，不免都有所蔽。
他們總喜歡根據那些“六義”“四始”及《詩序》等去說詩，故都說得一塌糊塗。
我們現在為建設《詩經》的新藝術觀，必須破除那些“六義”“四始”、《詩序》及各種傳統下來的胡說謬見，還給《詩經》本來的歌謠面目，而運用自己的靈感從《詩經》的本身上去賞鑒詩的神韻，才能夠悟解《詩經》的最高的文藝價值。
《詩經》所貢獻于後世文學者甚大，在文學史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實已成為一部文學的大經典。
如其我們用現代的文藝眼光來估量《詩經》，雖則不敢如古人那樣極力捧《詩經》為空前絕後的無上傑作，但我們仍舊不會否認《詩經》在文學史上高貴的地位。
大體說來，《詩經》實有下列藝術上的特點：第一，描寫的技術異常樸素，處處都能活現出作者樸實無華的真摯心情；第二，詩句多反複回旋，而不嫌重複，含味隽永，餘韻無窮；第三，結構無一定規律，用句長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盡是四言；第四，描寫多用象征的具體的字句，不說抽象的話語；第五，詩的音韻多葉于自然的和諧的音節，故亦具有音樂的美。
這些都是《詩經》明顯的特色。
最後，我們應該知道，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筚路藍縷的文學創作，已經有《詩經》這樣美滿的成績，真令我們彌覺珍貴了。
楚辭 《楚辭》就是楚聲，是中國南方文學的初頁。
繼續着《詩經》之後，不久就産生《楚辭》，實在是文學史上的奇迹。
這是很顯明的一種進步：《詩經》隻是簡短的歌謠，到了《楚辭》便衍為每篇起碼數百字，長至數千字一篇的韻文，姑無論其實質的價值如何，而有如此磅礴宏肆的大手筆，已經夠使我們贊美了。
《楚辭》的起源，向來都誤認為出于《詩經》。
如劉勰即稱其有“四同于風雅”，王逸則竟拿《楚辭》來附會“五經”，更為可笑。
其實《楚辭》與《詩經》不僅無淵源關系，而且有許多絕對歧異之點，如： 一、《詩經》多用短句疊字，《楚辭》則多用長句與骈語； 二、《詩經》多重調，反複詠歎，《楚辭》則多直陳，絕無重調； 三、《詩經》的表現近于寫實，《楚辭》的思想則較為浪漫； 四、《詩經》多寫人事，《楚辭》則多寫神話。
無論從形式或内容去考察，《詩經》與《楚辭》均無彼此影響的線索可尋。
因為《詩經》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學，《楚辭》是以長江中部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學；《詩經》是征伐時代（弱政府時代）的産物，《楚辭》則是混戰時代（無政府時代）的産物；《詩經》多出自平民，《楚辭》則多貴族詩人之作。
二者産生的時代、地域與作者，均迥不相同，故結果，《楚辭》與《詩經》的作風亦全異。
南方的文學本來發達很早。
考
溯洄從之，道阻且跻。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裡面的作品，實有大部分都是這樣神妙隽美的小詩。
這大約是因為經過了嚴格的删選修飾的緣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齊美觀。
隻有點可惜，當時歌謠的真面目沒有完全保存下來了。
《詩經》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風格意趣，各有特色，極不一緻；其佳美處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評語去貫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詩的作風成為一緻性。
換言之，就是說《詩經》在藝術上的趣味，是很複雜的。
可是，向來講《詩經》的，都隻簡單地認定“溫柔敦厚”為詩教，認為《詩經》最大的特色。
這實在是一個最可笑的錯誤。
我們隻承認《詩經》裡面有一部分溫柔敦厚的詩，但決不是全部。
即如《詩經》裡面那許多抒寫情欲的所謂“淫風”，都壓根兒不能說是“敦厚”。
至如《碩鼠》詩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及《苕之華》的“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等詩，都是悲憤激烈之辭，全不合溫柔敦厚之旨了。
然而這些詩均不以不合于“溫柔敦厚”之旨而失其價值。
所以，“溫柔敦厚”四個字決不能成為詩教，決不能解釋《詩經》全部的藝術價值。
此外，向來又多用“賦”“比”“興”之說來诠釋《詩經》的作法。
大體說來，“賦”是“直陳其事”；“比”是“比托于物，以彼狀此”；“興”是“托物興詞”。
這樣的說法，雖則大概能講明《詩經》作法上的體例類别，卻也不能用來解釋《詩經》的藝術價值，并沒有多大的意義。
（以前有專門贊美《詩經》中的興詩或比詩者，都無道理。
）其實，古人研究《詩經》的，不免都有所蔽。
他們總喜歡根據那些“六義”“四始”及《詩序》等去說詩，故都說得一塌糊塗。
我們現在為建設《詩經》的新藝術觀，必須破除那些“六義”“四始”、《詩序》及各種傳統下來的胡說謬見，還給《詩經》本來的歌謠面目，而運用自己的靈感從《詩經》的本身上去賞鑒詩的神韻，才能夠悟解《詩經》的最高的文藝價值。
《詩經》所貢獻于後世文學者甚大，在文學史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實已成為一部文學的大經典。
如其我們用現代的文藝眼光來估量《詩經》，雖則不敢如古人那樣極力捧《詩經》為空前絕後的無上傑作，但我們仍舊不會否認《詩經》在文學史上高貴的地位。
大體說來，《詩經》實有下列藝術上的特點：第一，描寫的技術異常樸素，處處都能活現出作者樸實無華的真摯心情；第二，詩句多反複回旋，而不嫌重複，含味隽永，餘韻無窮；第三，結構無一定規律，用句長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盡是四言；第四，描寫多用象征的具體的字句，不說抽象的話語；第五，詩的音韻多葉于自然的和諧的音節，故亦具有音樂的美。
這些都是《詩經》明顯的特色。
最後，我們應該知道，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筚路藍縷的文學創作，已經有《詩經》這樣美滿的成績，真令我們彌覺珍貴了。
楚辭 《楚辭》就是楚聲，是中國南方文學的初頁。
繼續着《詩經》之後，不久就産生《楚辭》，實在是文學史上的奇迹。
這是很顯明的一種進步：《詩經》隻是簡短的歌謠，到了《楚辭》便衍為每篇起碼數百字，長至數千字一篇的韻文，姑無論其實質的價值如何，而有如此磅礴宏肆的大手筆，已經夠使我們贊美了。
《楚辭》的起源，向來都誤認為出于《詩經》。
如劉勰即稱其有“四同于風雅”，王逸則竟拿《楚辭》來附會“五經”，更為可笑。
其實《楚辭》與《詩經》不僅無淵源關系，而且有許多絕對歧異之點，如： 一、《詩經》多用短句疊字，《楚辭》則多用長句與骈語； 二、《詩經》多重調，反複詠歎，《楚辭》則多直陳，絕無重調； 三、《詩經》的表現近于寫實，《楚辭》的思想則較為浪漫； 四、《詩經》多寫人事，《楚辭》則多寫神話。
無論從形式或内容去考察，《詩經》與《楚辭》均無彼此影響的線索可尋。
因為《詩經》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學，《楚辭》是以長江中部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學；《詩經》是征伐時代（弱政府時代）的産物，《楚辭》則是混戰時代（無政府時代）的産物；《詩經》多出自平民，《楚辭》則多貴族詩人之作。
二者産生的時代、地域與作者，均迥不相同，故結果，《楚辭》與《詩經》的作風亦全異。
南方的文學本來發達很早。
考